作者：陈梦溪
玫瑰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女孩，2009年她来到北京，一边学习中文，一边在北京电视台主持几档节目，这里的一切对她来说都新鲜有趣。她的身边大都是与她同龄，二十五岁到三十岁之间的年轻女性，这些女孩有的是编导，有的是主持人，有的是记者，有的是制片人，玫瑰眼中，她们年轻、热情、努力、优秀，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烦恼——单身。
《单身时代》
玫瑰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一年春节假期后，玫瑰回电视台上班，看到平时热热闹闹的女同事们都有点蔫儿，好像有什么心事，她忍不住问大家：春节不开心吗？女孩们告诉她，春节虽是阖家团圆的日子，但也是25岁以上单身男女们被催婚的日子，不少人回老家要应付父母安排的相亲。这些女孩们哪怕高学历、高收入，在大城市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值得为之努力的事业，只要还没结婚，就是亲朋眼中的“不正常”“不完整”的人。
同事们给玫瑰解释这种文化：中国的单身男女，特别是未婚女人，成了长辈们强大“逼婚”攻势的重要目标。因为人们认为，到了一定年龄，她们就应该嫁人，不然就可能成为“剩女”。“‘剩’这个字我知道是‘剩余’的意思，同‘剩菜剩饭’中的‘剩’一样，几乎没有一点味道。”玫瑰听了困惑又愤怒：“我的那些风华正茂的女同事们居然被人称为‘垃圾处理品’，这真是太不像话了。”
此后，玫瑰用了七年的时间，调查研究，请教专家学者，从城市到乡村，从北方到南方，跑遍了中国，进行了一百多次采访。这位美国姑娘为了中国女孩们的结婚大事“操碎了心”，她抓住每一个机会，与每一位年轻的男孩女孩交谈，了解他们对于恋爱和婚姻的看法，并考察亚洲有相似文化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地单身男女与中国的不同，写成了这本关于中国年轻人恋爱与婚姻的非虚构作品《单身时代》。
玫瑰在书中引用了这样一组数据：在2010年，西方媒体上有关中国女性的报道表现得非常乐观。《福布斯》《新闻周刊》和《时代周刊》上的报道都说，中国女性处在全盛时期。她们在世界上白手起家的女亿万富豪当中所占比例最高。在参加美国研究生管理科学入学考试（GMAT）的中国考生中，63%是女生，她们攻读MBA的势头甚至使男生颇感压力。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年龄在18岁至64岁的中国女性中就业率达71%，占国家劳动力的44%。第一位女航天员也在2012年被送入太空。
玫瑰看来，这些中国女孩是一群受过教育的独立女性，她们的事业和作为，在她们的母亲和祖母那里连做梦都不敢想，她们是国家的英才，生动佐证了过去30多年里中国女性逐渐开始享有越来越多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如今玫瑰已回纽约工作，今年3月，她因这本书的出版将会再次回到北京与读者交流当下的婚姻与爱情。
天气晴朗就催婚？
在中国生活的时间越长，与朋友们的友谊越深入，玫瑰就“越了解她们那种奇怪的约会方式和复杂的求婚过程，就越是对一些与我明显不一致的情况感到困惑和惊讶。”在她的生长环境中，父母不会如此多地干涉到个人的情感问题之中。但她在中国生活的几年能明显感觉到这股压力来自各个方面：“她们谈论婚姻，就像是谈论一个长到肉里的脚指甲一样——火急火燎，有点疼痛，而且如果不赶快处理，情况就会恶化。”
最主要的当然是父母。玫瑰的一位女性朋友张梅来自哈尔滨，张梅是她的中文老师，课下，她们也会像闺蜜一样吃饭逛街。玫瑰很多次在旁听到张梅妈妈从家乡打来电话，无论开头的话题是如何嘘寒问暖，妈妈总有一种神奇的能力将话题引到结婚生子上。而张梅只得告诉母亲，自己还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张母明确表示不希望张梅继续在北京生活，这对她找对象没有好处，若是回老家，亲戚们都能给她介绍。张梅一如既往地敷衍着母亲，同时无奈地向玫瑰解释，母亲的“催婚”是有规律的，如果这些天降温了、阴天了、起雾了，母亲就不出去串门，打电话时便不会催婚。若天气晴朗，母亲一定会外出，遇到亲戚朋友总会问到女儿的婚姻问题，晚上打电话时便会催婚。张梅自嘲能从母亲的催婚与否得知千里之外哈尔滨天气如何，也算是当代黑色幽默了。
玫瑰在学习中国文化时发现，在中华五千年的漫长历史中，婚姻一直是女性生活的基础和顶点。用社会学的观点看，父母与子女的文化和生活习惯的差异不仅仅是“代沟”这么简单，这种根植于两种不同时代的文化思维方式是属于中国的特殊情况。“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变化太快，父母和子女完全成长在不同的环境中：长辈们生长于贫困中，而他们的子女却生长于经济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个人主义兴起、集体主义色彩衰退。”玫瑰十分理解父母急于为子女解决婚姻大事的焦虑，在她采访的不少父母中，最担心的无非是当自己百年之后，孩子仍然孤单，“等你老了谁来照顾你呢？”和“一个人在大城市打拼，没人照顾怎么行？”很多年轻人不理解父母为何会有这种担心。
两代人的文化差异在于，父母认为个人独自生活比家庭婚姻生活要更艰难，而习惯了独居、大都市快节奏生活的年轻人们，价值观早就变成了“不愿互相迁就，宁愿独自快乐”。发达城市的现代基础设施也保证了即便一个人生活也能有滋有味。在中国农村，一个人很难生活，要靠大家族支撑，但城市里爱好兴趣多种多样，娱乐消遣遍地都是，很多年轻人并不觉得单身不好，也不急于恋爱。玫瑰也提到了独生子女的个性问题，从小缺乏与兄弟姐妹的相处经验让“80后”“90后”这一代独生子女习惯了独处，没有父辈那么善于包容和理解他人。
女博士真的不好嫁？
不论男女，在中国的文化中都承受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压力。玫瑰以美国为例，美国人并不认为结婚生子是人生必不可少的一道程序，而且大家看重隐私，注重独立的空间，不愿干涉他人的私生活，所以也不存在“催婚”。
《单身时代》引用了学者王丰的统计：在中国的城市当中有700万年龄在25岁至30岁之间从未结过婚的女性。她们都集中在中国的一线城市里，北京、深圳和上海排在前三位。同中国的大多数事物一样，她们也是近30年里出现的一个新现象。王丰指出，1982年，接近30岁的中国城市未婚女性不到5%，这个数字到1995年增加了一倍，到2008年增加了两倍，目前正在全速向着30%逼近。
玫瑰对于中国古老的谚语“男人三十一枝花，女人三十豆腐渣”并不认同。这其中确有男女生理差异造成的女性生育焦虑，但随着科学的发展，大量的女性在三十岁以上依旧能够生育健康的后代，所以越来越多的女性不愿为了婚姻牺牲事业，而是选择“先立业，后成家”。
“由于家中没有兄弟们竞争，这些独生女便获得了以前可能会留给男孩的、前所未有的机会和资源。她们降生时，正值中国大范围地扩充高等学校数量的时期。后来她们又被当作男孩而赋予努力学习，获得成功，为家庭争光的使命。”玫瑰注意到，“成为白领阶层的知识女性数量已经赶超男性，而‘剩女’则是这些白领知识女性当中的重要成员。”许多“女博士”一毕业便已接近三十岁。在独生子女时代，许多女孩子不但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还在高考这座独木桥上表现出色，成为“学霸”，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获得更高的学历，更专业的技能。
玫瑰的好友克里斯蒂·杨34岁，单身，她拥有经济学学士学位和英语硕士学位，还创立了一家公司并经营得有声有色。她优秀、貌美、高薪，“已经拥有了城市户口，没有必要再嫁进更好的人家，她拥有足够的资金购买自己的住房，另外，将来她还要继承父母目前在北京居住的那套住房。”她在亲友的催促下，也在不停地寻觅如意郎君，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大多数男性都希望未来的妻子能“多顾家”，而她是公司老板，很显然不可能做到。
玫瑰的另一好友马琼是位27岁的北京姑娘，她几乎每个周末都在去相亲的路上。马琼高中毕业时成绩全班第一，被美国耶鲁大学录取。拿到硕士学位后，她又继续攻读法学博士学位，接着在纽约曼哈顿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现在回到北京陪伴父母。在相亲的时候，马琼“小心翼翼地让那位男人多说话，自己则表现出对他所说的一切都感兴趣的样子，这种做法也确实使对面的男人感觉良好”。这源于父母临出门时对她的告诫：别表现得太聪明太强势，不然男人不会娶你。她的父亲是位受人尊敬的学者，然而对她的要求是“笑不露齿”，怕她开心大笑时“太自信，太有魅力”，因为男人们“是在找妻子——就是那种一见面就脸红，体贴温柔，能生孩子的妻子”。
玫瑰也去询问了一些优秀的单身男士，看看他们喜欢同什么样的女性结婚，答案有些让人失望：果然，许多男性并不能接受太聪明的女性，因为他们觉得“不好掌控”。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大多对事物有自己独立的思考，有主见，有决断，在部分男人眼中，这是不够“听话”的表现。不过从好的方面看，越来越多的男性也开始去接受“女强男弱”或“女主外男主内”的夫妻模式。
爱情还是面包？
在采访中，玫瑰最不能理解中国父母对子女的一句“忠告”：爱情是爱情，婚姻是婚姻。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婚姻中首先要考虑的不是爱情。婚恋网站在中国的兴起绝非偶然，玫瑰登录了某个知名的婚恋网站，看到单身男女们像写求职简历一样，将自己的“条件”一行一行列出来，对对方的要求也尽量量化。某网站“红娘”告诉她，中国女性最看重的是男性的收入，不过收入并不是唯一条件，只是一个“门槛”。她也去父母们聚集的公园相亲角探访，焦急的老人们手中的“传单”上写的也都是明确的需求。“我穿过人群，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为什么青年男女只是查看小小的彩色纸片，而不是亲自相互交谈呢？”玫瑰不明白，纸上写的“条件”就能代表一个人的所有吗？
与大城市热火朝天的相亲活动相比，农村的婚恋还面临着另一种现实。虽然从中国的男女比例看，女性数量并不过剩，但分布并不平衡。玫瑰在书中举了一个浙江某地区的例子——那里家家户户屋顶都安装了大到夸张的避雷针。如果说城市多“剩女”，那么农村便多“剩男”，农村男性的结婚焦虑表现在盖房子上。二层楼已足够居住，但家家户户都要盖三层，“甚至到了不建影子楼层，媒人就不来提亲的程度，为了在婚姻市场中再取得一点竞争优势，那些急切盼望儿子结婚的家长们开始在屋顶上加装吸人眼球的大型避雷针”。近些年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女性大量进城谋生，加之一些其他原因，农村男女比例逐渐失衡。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城市女性结婚不要彩礼，而农村地区却总出现因付不起“天价彩礼”而起冲突的婚事。
不仅是农村，有研究表明，房子的大小确实能够影响到年轻人结婚生子的意愿。在中国能够接受租房结婚的年轻人并不多，这与美国的情况完全不同。“虽然美国也有一些女生很拜金，但目前人们还没有把结婚和房子联系起来。”玫瑰说，在中国，要求买房的姑娘不一定是拜金的，这可能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在大城市，买房是件大事，需要双方父母共同商议，六人一起出钱出力。结婚不再是小两口的事，过程中也势必产生更复杂的关系和矛盾。
书的最后一章写到了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早些年面临“单身焦虑”的情况，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也曾出现“单身风潮”，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对于“剩女”的称呼，我们当下所面对的问题既特殊又普遍。通过不同文化的对比，或许我们能更从容，更宽容地面对这个“单身时代”。（陈梦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