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5月，俄乌冲突尚未出现结束的迹象，北约继续东扩却已成明显的趋势，芬兰和瑞典一改中立姿态，正在申请加入北约。北约究竟要东扩到什么地步？是不是连东亚都在它的目标范畴之内？
美国总统拜登亚洲行不仅到了韩国和日本，美日印澳在东京也举行了四边峰会，在此之前，他还召集东南亚8国首脑，推销欲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印太经济框架”。美国想在东亚重塑影响力并且借此对华筑起“小院高墙”的目的昭然若揭。“重塑中国周围战略环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后来的对华政策演讲中如是说。在美国排他主义的搅动下，中国需要做些什么，才能避免东亚的未来被带偏？
《顾问》本期访谈嘉宾：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 王逸舟
创造性紧张 | 神奇的巨变
Q顾问：这两天有很多故事，拜登刚结束亚洲行，中国外长就去往南太平洋地区，举行中国和南太岛国外长的首次会晤。用大东亚的概念去衡量，拜登的亚洲行、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中国外长南太行，都可以被认为是大国在东亚推动的区域合作，问题是，这种各有所属的区域合作是否带有大国博弈的色彩，而我们是不是正在被这种竞争和角力带节奏？
A王逸舟：这种态势实际上是东亚的地区合作和稳定发展的最新一幕，它并非独幕剧。东亚地区最近这半个世纪的历史，可以说是当代世界史上发展最快速又最生动的一慕舞台剧，它经过了很多不同的阶段。前些年，我参加了一个国际课题，我们来自东亚、欧洲、北美的学者聚在一块儿，历时5年，研究东亚格局的演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二战结束以后的30年（从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后期），东亚地区一直是全球范围内战火最多的地区，包括中国的解放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法国入侵、美国入侵、东南亚的游击队跟政府军之间的暴动和反暴乱，以及各种政变。那时的世界，中东反而不是热点，拉美虽然也有一些游击战争，但其影响和声势也远远没有东亚来得猛烈。美国以战后胜利者和霸主的姿态重新控制日本，扶植南朝鲜的政权，在菲律宾和泰国等地建立了很多新的军事基地，这个地区也成了两极对抗非常严重的地区。
但是，神奇之处在于，从80年代以后，这个地区就再也没有大的冲突，伤亡人数也直线下降，与此同时，它成了全球经济的新亮点，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增长极。七八十年代以后，东亚地区先是“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然后是中国的迅速崛起，东亚成为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新世纪以来，它仍是全球经济三大板块之一。虽然跟西欧、北美的板块相比，它还没有那么成熟，在制度化水平上也还有所欠缺，但是，它的发展速度最快，区域的凝聚力也最强。
Q顾问：为什么会有这种神奇的巨变？
A王逸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角色转变——撇开传统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差别，跟周边几乎所有国家建交，发展关系。在此前提下，东亚的区域合作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由简单到复杂，构成了地区发展的稳定锚、加力器。
东亚地区确实有一些局部的紧张，短时间的口角，小规模的外交争执，但是能保持斗而不破，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伤亡，很少有大规模的政变、游击战争和内战，反而出现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出现了更大的贸易占比，人均收入也普遍上行，这种现象就被称作创造性紧张。
Q顾问：经贸合作在其中功不可没。但是，东亚的经贸合作有什么特点，为什么能给地区的紧张局势赋予创造性？
A王逸舟：东亚地区各种不同层次的合作令人眼花缭乱，在全球范围内最多、最灵活。比如东盟的前身是五六个国家的政治军事同盟，现在成了很有前景的10国经济共同体；中国跟东盟自新世纪以来建立了自贸协定，中国人因此能吃到来自东盟的水果，中国的日用品也变成东盟国家日用品的主要来源，中国超过欧洲成为东盟第一大经济伙伴；东盟和中日韩的“10+3”合作最近这些年也是世界经济中一个热门话语，除了领导人的定期会晤，还有部长会议、专家会议、功能性的专题合作。除此之外，还有东亚峰会、APEC峰会、东盟地区论坛、香格里拉论坛，还有大湄公河流域的次区域合作等等。
东亚地区的合作有一个特点，它有很多灵活的次区域增长三角。最早是新加坡在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倡议，围绕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柔佛州、印尼的廖内省，构建“新柔廖”增长三角，利用新加坡的技术和资金，带动柔佛和廖内的岛屿开发。此后，类似的增长三角在东亚出现了很多，它不一定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比如澜湄机制，它的主体就是云南、广西的涉边地区；图们江合作更多就是中国东北的相关省份与朝鲜、俄罗斯远东地区与蒙古周边的区域；中国的博鳌、台湾岛与印尼的巴厘岛、泰国的清迈建立了岛礁合作倡议。最大、最有全球影响的当然是中日韩大三角，三国的GDP占全球1/4左右，尤其是最近这些年，三国围绕货币稳定、金融安全有很多磋商机制，即便有域外大国牵制，三国在财政金融领域依然能够推动合作，防止系统性紊乱。
去年到今年，最大的收获就是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正式生效。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很多中小企业通过RCEP获得关税减免，加快了物流的速度。这些合作机制看上去是涓涓细流，实际上汇成了一股强大的洪流，带来了强大的外溢效果，使得安全风险下降，使得原有的政治分歧、军事对峙也受到了抑制。过去，没有经济上的联系，没有人财物产供销的链条，国与国之间很容易打架，而现在，有诸多区域机制，有诸多利益考量，牵一发而动全身，打架也就没那么容易，这也是我始终对东亚地区的稳定保持信心的原因。
“马赛克”之谜 | 开放的地区主义
Q顾问：换句话说，这个地区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因为经济利益的相互渗透，安全上的风险也就被降低了，军事和外交部门在做出决策的时候不得不变得更加谨慎，它要考虑本国民众的经济福利，有些地方还要考虑选民的选票，那些好战的力量因此受到抑制。
A王逸舟：是的，用一个专有名词来概括，那就是开放的地区主义。跟欧洲不一样，东亚的地区主义不是建立在相同的文化、制度和执政理念上。美国著名东亚学者斯卡拉皮诺认为，东亚地区是全球独一无二的“马赛克”。马赛克色彩斑斓，它虽然融为一体，但是，每一块色彩都保持着各自的特点，甚至连材质都不同。小到东盟，大到整个东亚合作，都有这个特点。以东盟为例，东盟并不是铁板一块，过去，东盟内部打得很厉害，像越南老挝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像新加坡、泰国这些都是美国的铁杆盟友，过去完全是鸡犬之声相闻，但是老死不相往来，而现在，东亚地区这种马赛克的特点就使它无形之中变成一个整体。相比较而言，欧洲的整个区域架构就呈现出单质和同质，虽然德法跟英国之间、中东欧跟西欧之间也有差别，但是大同小异，你很难用“马赛克”去形容它。斯卡拉皮诺说，东亚是一个让他觉得很迷人又很困惑的“马赛克”。过往的半个世纪，东亚地区有麻烦，有纠葛，但是斗而不破，没有国家间直接的军事硝烟，与此同时，它还成为全球越来越活跃的增长源。
Q顾问：为什么东亚“马赛克”熠熠生辉？如何解释那些看似紧张却又能保持韧性的不解之谜？
A王逸舟：斯卡拉皮诺教授所说的“马赛克”，用我们中国人习惯的说法，也可以被理解成“七彩的孔雀”。孔雀也有斑斓迷人的色彩，而且开不开屏并没有定律，也因此给人想象，给人惊奇。
以传统的地区合作而言，欧洲有所谓的核心领导国或者“双发动机”，北约有盟主，而东亚地区并没有特定的领导国。东盟成员国中，大到像印尼这样三四亿人口，小到像新加坡那样几百万人口，但是，很难说谁是领导，谁不是领导，东盟本身更愿意作为平衡机制。东亚各国的发展水平差距也很大，日本、韩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三四万美元，是老挝、柬埔寨的几十倍甚至百倍，但是，它们都能有效地融入机制，从政府到民众也都能自然而然地接受自己国家的多重身份，比如一个老挝人，他会说，老挝不仅是东盟的成员，同时也是湄公河流域合作的伙伴。这种类似马赛克或者孔雀的魅力就是过往半个世纪的东亚奇迹之源，让我们在紧张之中看到了创造性。
事在人为 | 十字路口的竞赛
Q顾问：这种“马赛克”式的奇迹今天是不是仍有生命力？回到开篇的疑问，大国博弈会不会让东亚原有的区域合作变味？随着以美国为代表的排他主义的介入，东亚的区域主义会不会从开放走向狭隘？当区域合作这块基石失去光泽，战后三十年的东亚乱局会不会重现？
A王逸舟：东亚发展的前途处在十字路口，凝聚力和共识正在同破坏性的力量展开竞赛，谁跑得更快，就能产生更大的导向。我们如果掉以轻心，就会被后者超越。我们如果不重视安全的管控，不重视外交的智慧，就有可能会部分显现曾经有过的战乱。现在，这个地区还比较幸运，没有俄乌冲突，没有中东难民，也没有西非恐怖主义，但是，我们不得不居安思危，在总结经验、反思教训中趋利避害，摸索前行。而摸索前行的一个重点就是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中国思想家费孝通先生曾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制度差异，不管有什么样的域外势力干涉，我们要往好处努力，坚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很多事情取决于人的态度，后果往往就出自人为的设定和想象。有些地方从“上帝的视角”看去本来可以避免战争，但是，假如被对抗的预设主导，就会螺旋式地走向恶性的结果。反过来说，有些地方在外人看来紧张到有可能崩盘，但是，如果聪明的决策者努力降低热度，就会用区域的合作抵消冲突的可能。经济的相互依存会对破坏性因素进行有效的抑制，降低对抗的能量，最终把危机控制在萌芽的状态。
当我们看最近的俄乌冲突以及世界上的一些危机，会不禁感叹，那些悲剧实际上就是人为的结果，本来完全可以不突破临界点，却被鬼使神差地引爆了。乌克兰4000万人口，三分之一无家可归，甚至沦为难民，这是多么糟糕的政治！如果决策层有外交智慧，用心管控，就不会发展到这一步，它不是注定要发生的事情。
人间的事情往往跟人的情绪、人的智慧、人的安排有关系。东亚人被普遍认为勤劳务实，愿意埋头做事。现在就要引导大家多往务实的方面去看，尽最大可能把我们同相关国家的经济合作、贸易谈判、区域与次区域的增长三角，扎扎实实地一步一步往前推进，而不是去制造大战将至的感觉。渲染对抗只会促使大家增加军备，增加狭隘的小多边的拉帮结派。如果我们听之任之，有朝一日，这种离心力就会超过凝聚力和同心力，消极的因素也会被不断放大，终至引爆。
Q顾问：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破坏性的力量不请自来，我们作为本地区的大国，如何应对？
A王逸舟：就中国而言，我们在看待开放的地区主义的时候，一定要懂得，这种开放的地区主义不只是对外的，应当说，多边主义的有效性与我们自身的改革动力是正相关的。换言之，国内的改革做得越好，外溢的效应也就会更强烈。内外两个大循环不是互不相接的两个圆，它实际上是绕在一起的，重合度很高。当我们把国内的行业垄断消除，把国内各个地区的隔断消除，把产供销人财物的建设推向更高品质，我们对外接触其他国家的触角也就会变得更加柔和，更加可亲可爱，易于被人接受。
东亚地区的合作也在提升要求，更加重视技术含量、创新的增量、服务的水平、制度透明化的水平、对环境友好的水平，这些都在倒逼我们自身的经济业态吸收最新的进展。中国在倡导开放的地区主义的过程中，一定要身先士卒。打铁还需自身硬，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才是我们跟别人展开合作的前提。
如果说当年的入世逼迫我们加快国内改革，消除计划经济留下来的尾巴，终于一步步崛起为新兴大国，那么今天，面对全球化停摆和疫情的困难，我们同样要有勇气，打碎那些“坛坛罐罐”，要有创新的智慧，通过改造自身来影响世界。面对美国的打压和封锁，我们努力的重点不在于对抗和反封锁，而是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区域的合作中，去发挥建设性和创造性的作用。只要有开放式的地区主义这块压舱石在，东亚的未来就不会陷入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