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被形容为亚洲国家崛起的“天花板”，这个“天花板”是受美国的限制。以此来反观今天的中国，日本的崛起对中国的教训是多方面的。
1979年哈佛大学傅高义(Ezra Vogel)教授在美国出版了题为《日本第一：对美国的教训》的著作。这本书马上被翻译成日文，于1980年出版。在日文版出版之后，这本书一直是日本最畅销、由一位西方学者写日本的著作。
不过，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本在短短一段时间里便经历了从股市、房市经济的“腾飞”到经济泡沫破灭的全过程，惊心动魄。1991年，另一位西方学者琼恩•沃罗诺夫(Jon Woronoff)写了另一本书来回应傅高义的《日本第一》，书名叫《日本什么都是，但就不是第一》(Japan as Anything but Number One)。也就是说，日本是否是一个成功的故事，至少是否如傅高义所说的那样成功，在西方一直是有争议的。
傅高义在谈到为什么要在20世纪70年代末写《日本第一》时说，主要是“为了让美国人知道日本人很多事情做得非常好，至少比美国做得好，而当时美国人并不了解日本人取得了这么大成绩。”他举了很多例子，如日本的普及教育很成功;社会治安很好，犯罪率较低;贫富差距不大;培养了非常能干的官员，而且官员腐败不那么严重;公司内部非常合作、团结，产品质量提高得很快等等。傅高义认为，总结战后日本发展经验的真正目的是“对美国的启示”，让“美国人一看书名吓一跳，认真去了解日本，学习日本的长处”“让那些为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的美国人警醒，亚洲文化也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日本的商界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变得洋洋得意起来，一些人借着日元升值势头狂妄地声称“要把美国买下来!”。不过好景不长，随着经济泡沫的破灭，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度过了“失去的二十年”。之后，与其说是经济稳定下来，但不如说处于长期的“滞涨”阶段。
诚然，对日本“失去的二十年”也是可以讨论的。傅高义本人对此很不以为然。虽然他也认为日本亟须改革，但日本经济发展的水平、教育、知识、国民素质水平仍然很高，日本社会比美国人更节俭，日本很多公司仍很成功，很多产业仍是世界第一，在不少高科技领域，日本的出口仍然强劲，日本企业制度虽然有所改变或改进，但并没有被完全抛弃。
一些人批评说傅高义“忽悠”了日本。不过，总体上，傅高义对日本的评价是客观的。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人们尤其是在亚洲对日本总有过高的期望。很多对日本的批评就来自这种过高的期望。今天的日本的确面临很多问题，尤其是人口老化和社会欲望低下，但所有发达经济体都面临着严峻的问题，日本并不例外。实际上，较之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的问题并非那么严峻。对大多数人来说，日本仍然是一个非常适宜居住的“美好社会”。
傅高义本人也认为中国更须学习日本，特别是学习日本在发展过程中“做得比美国好的地方”，而不要“学美国不好的地方”。日本人总的来说富而不奢，不像美国人那样过度消费;日本在社会公平与和谐方面虽然不如过去，但仍然比美国做得好，特别是企业内部比较平等。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中国的确是向日本学习的;或者说，日本是中国重点学习对象之一。但随着国家的继续崛起，很多中国人变得自傲起来，觉得日本经验不值得一看了。在一些人眼中，甚至连美国都不须要重视了。直到近年来大批中国消费者蜂拥至日本购买各种日本制造品，直到这次中美贸易战开始，他们才发现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竟然缺失了这么多东西。傅高义有关中国向日本学习的这些观点，都是值得人们注意的。
傅高义一直关切中、美、日之间的关系，论著不少。最近，他完成了一本中日关系的大作，从隋唐讲到现在。如果人们仔细阅读傅高义的诸多作品，不难从中得出中国可以从日本的崛起中学到怎样的教训。这些教训不仅仅是上述内部方方面面的发展，同样重要的是如何应付本身崛起的环境。
日本从二战的废墟中崛起，很快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后来被中国所超越)。日本的崛起可以说是和平的崛起，这不仅因为日本二战之后没有和其他国家发生冲突，而且其他国家也是接受日本的崛起的。崛起、和平、让其他国家接受等，这些都是人们在借鉴日本时须要思考的。
较之其他国家，战后日本人是谦卑的、低调的。1955年到1973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达到10%。在1950年到1970年的20年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0倍。1968年，日本便超越西德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同时，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1950年代，在世界的眼中，“日本制造”仍然是“廉价”的代名词，但很快日本成为制造业强国，在很多领域名副其实地赶上和超越了西方和美国。日本也成为西方学者称之为“发展主义型国家”的原型和典型。
日本是吸取了二战的深刻教训的。二战前，日本统治者被明治维新之后的快速崛起冲昏了头脑，试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共荣圈”，扬言要把西方赶出亚洲，确立日本的霸权地位。但日本帝国主义的做法不仅使本身成为牺牲品(战败)，更对亚洲各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二战后，或许是因为美国掌控了日本的外交环境，日本人埋头苦干。在对外方面，日本往往把自己“伪装”成西方，和西方话语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尽管到1980年代，民间也出现“日本可以说不”的声音，但整体精英界并没有出现这种声音，日本政府和主流社会的“亲美”立场始终没有变化过。同时，日本主动辅助美国，在提供“国际公共品”方面也尽力而为。
当然，这也是日本“苦楚”的根源，因为即使日本想改变实际上也很难发生。日本毕竟不是一个全部主权国家，很多政策受制于美国。很显然，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对日本的崛起来说，既有积极面，也有消极面。就积极面来说，最主要的就是日本是西方(美国)体系的一部分，西方(美国)容许日本的崛起;就消极面来说，也正是因为同样的理由，日本的崛起是有限度的。人们经常把日本形容成为亚洲国家崛起的“天花板”，这个“天花板”很大程度上是受美国的限制。以此来反观今天的中国，日本的崛起对中国的教训是多方面的，人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中国和西方(美国)的贸易冲突不可避免。日本尽管是美国的盟友，但当日本在经济上的确对美国构成了挑战的时候，仍然会遭到美国的打压。傅高义的《日本第一》尽管本意是要美国学习日本，但并非所有美国人都这么看。相反，很多人看到了另一面，他们认为美国为日本提供了军事保护，并且向日本敞开市场，但日本并没有真正向美国人开放，日本的成功是日本对美不公平贸易的结果。
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签署了广场协议。当时美国智库经济策略研究院院长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写了一本题为《交换场地：我们如何让日本领先了》的书，这本书第一章就是耸人听闻的“美国世纪的终结”。正如人们所看到的，《日本第一》之后，接下来很快就是贸易战、301条款和《广场协议》等等。
中国和美国不是盟友，当美国认为中国挑战它的时候，自然会向中国施加莫大的压力;并且这种压力不仅仅局限于经济贸易，而且会扩展到包括技术、军事、政治等方方面面。
第二，针对西方和美国，尽管中国不想“伪装”自己，也“伪装”不了，但也没有必要过度张扬。日本当年的经济和技术的确对美国构成了竞争，美国因此打压日本。中国经济尽管量大，但在最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技术方面离美国还很远。只不过是一些人在近年太高调了，唤醒了美国本来就潜在的“中国威胁意识”。其实，国家和个人是一样的，低调和谦虚总是促成进步，而自我膨胀、夸大意识会最终导向失败。这也是二战前日本的例子，这种心态是一个崛起中的中国所必须避免的。
第三，现在贸易战发生了，人们也不须要太惊慌失措。诸如此类的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崛起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无法逃避;不过人们必须理性面对，任何民族主义的情绪都很难解决问题。较之日本，中国在这方面也具有优势，即中国不存在日本所面临的“天花板”。中国的发展是自主的，并且中国有市场、有人才、有其他各个方面的能力。只要中国本身坚持对内的改革和制度建设，对外更加开放，中国还是有希望实现崛起的。
第四，自我认同和普遍性之间要实现统一性。中国尽管不能，也不想把自己“伪装”起来，但如果否定本身发展的普遍性或者普世性也是不明智的。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否认“西方的是普世的”观点，但这并不是说所有西方的东西都没有普世性。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中国的也一样。中国有自己的特色，但中国的很多方面也具有普适性。尤其是今天当中国在努力站在世界中心舞台的时候，就更加需要有普遍性。邓小平和西方“求同存异”的态度无疑是正确的。在国际舞台上，“同”要强调，“异”要承认。今天和西方之间的很多“误解”和近年来光强调“异”而避谈“同”，无疑是有关联的。
第五，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统一性。作为大国，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可避免。理性的民族主义也是剧变的中国所需要的，因为民族主义代表的是内聚力;没有民族主义，中国很难作为一个整体站在世界舞台上。但同样，作为大国，中国也需要国际主义。各种区域和国际秩序都可以被视为是“公共服务品”，大国必须出更多的力来提供这些公共品。实际上，包括中国本身的“开放”也已经成为“国际公共品”，而并非简单的内部事务了。
本文原题：《日本崛起对中国的教训》，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文章首发于新加坡联合早报，2019年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