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位于太平洋西南部的主权岛国，是英联邦王国新西兰王国的主体部分，首都为惠灵顿，最大的城市则为奥克兰。新西兰主要由两大岛屿组成，即北岛和南岛，两岛以库克海峡分隔，首都惠灵顿即位于北岛南端，首都辖境还包含了一些小岛。新西兰与澳大利亚隔塔斯曼海相望，距离澳大利亚东海岸约1,500千米，与南太平洋群岛的新喀里多尼亚、汤加和斐济相隔大约1,000千米，所以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新西兰成为最后几个为人类所聚居的地区之一。野生生物由于长时间的与世隔离，故发展出与众不同且具有多样性的生态环境。由于陆地构造隆升及火山喷发，新西兰地形多变，南阿尔卑斯山脉纵贯南岛中西部。新西兰风景优美，气候宜人，遍布着旅游胜地。在201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报告中，新西兰排名全球第7位。
新西兰人口有500万人,2006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新西兰约有67.6%人口属于欧洲裔，约14.6%属于毛利族。其他主要族群还包括亚裔（9.2%）和其他太平洋人民（6.9%），有11.1%人口认同自己是“新西兰人”，1%认同自己是其它族群[16]。当地共有120个族群。与1961年相比，当时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新西兰有92%人口为欧洲裔、7%为毛利族，亚裔和其他太平洋人民仅占1%左右[17]。当时居住在新西兰的区域居民称谓词是“新西兰人”，于当地和国际上的俗称则是“Kiwi”。毛利借词则使用“Pākehā”（新西兰白人）指称“欧洲裔新西兰人”，但后者并不喜欢这个称呼。
据记载，第一位移民新西兰的中国人名叫黄鹤廷。1842年10月25日，这位在移民船“托马斯·哈里森”号上担任服务员的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与其他旅客一同在尼尔森登陆，成为当地最早的定居者之一。黄氏以“敬业、值得尊敬”为人所称道，后来以百岁高龄终老。今天，据说大约1，600个新西兰人与他有血缘关系。
黄鹤廷为何决定在遥远的南太平洋、一片全然陌生的土地上开始新生活？据说，其原因是船长拒绝向他提供肥皂洗自己的衣服。我们无法确定这是否就是他移民的真实动机。然而，我们能确定的是，1842年，无论是对于新西兰还是对于中国而言，都是具有历史重大意义的关键年份，其影响也许曾戏剧性地波及许多平凡的普通人，譬如，黄鹤廷。
黄氏的到来发生在英国与新西兰土著居民毛利人刚刚签订《怀当义条约》后不久，这份条约令新西兰从此纳入大英帝国版图，并正式开启英国人大规模殖民新西兰的时代。对于很多后世永远失去土地的毛利人而言，英国人的殖民意味着苦痛与灾难之源，但对于那些引领英国殖民历程的人们来说，新西兰即将成为他们进行社会改革的实验室，以建设一个“更好的大英帝国”。
在远东，大英帝国的扩张以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中完胜中国与其后对香港的统治而进一步彰显。数量浩繁的历史著作，尤其由中国学者所撰写的，已广泛深入地揭示了《南京条约》对中国所引发的一系列灾难性后果，宛如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然而，如果我们的讨论仅局限于近代中国人移民海外的特定话语中，香港的崛起也许会有不同的叙述与解说。首先，香港的迅速崛起替代了旧有的行商制度（1757-1842年），其结果为更多雄心勃勃又富于冒险精神的广东籍财富追求者创造了新的机会，此外，那些因贫困而走投无路的人们也由此看到了新的希望。而此前，机会与希望仅属于少数的行商。
1848年、1851年加利福尼亚与维多利亚相继发现金矿后，整个世界开始见证广东籍矿工以及紧随其后各类移民的大量流入。为找寻、实现更好的生活，他们由香港启程，奔赴“金山”与环太平洋沿岸各地。香港港务处统计报告显示，截至1939年，共约600万华人离开了祖国，他们绝大多数为广东人。
到达新西兰这座所谓“新金山”的人们，不过为19世纪中期源于广东的浩大国际移民潮中的一股涓涓细流。然而，在欧洲人主宰的早期“金山”华人社会，这个小团体的特征及其所经历的一切却极具代表性。起初，华人被欢迎。1866年，12名经验丰富的淘金工自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抵达奥塔哥，他们应但尼丁商会邀请而来，重新清理、挖掘被欧洲人遗弃的矿床及工地。仅仅在华工数量激增，进而引发欧洲人恐慌之后，对中国人移民的限制才正式开始。
1881年，新西兰开始对运载华人的入口船只实施吨位比例限制（每载重10吨货物，最多允许搭乘一名华人），并对每位登陆的华人征收10镑人头税。1896年，吨位比例变成每200吨对应一位华人，同时人头税升至100镑。1907年，一项针对入境华人的英语测试开始实施。进而，1920年的《限制移民修正法》又引进了入境许可证制度，该法授权海关人员无需出具正当理由便可拒绝华人以及其他“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初入境或重新入境。
这些立法措施有效地令新西兰华人社会萎缩，留下来的少数人必须为生存抗争。淘金时代结束后，华人主要经营菜园及蔬果店，小部分人经营洗衣店。他们以男性为主，克勤克俭、辛苦积蓄，以汇往留守广东侨乡的妻子与儿女。
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令这一切发生彻底改变。战争期间，新西兰政府批准很多中国妇女及儿童以难民身份入境，与他们的丈夫及父亲团聚，此后不久，高昂的人头税被废止。这些妇女儿童的到来可被视为分水岭，标志着新西兰华人社会组成开始由临时移居的男性转变为安居家庭。
战后新西兰的经济繁荣以及对华人的日益接纳，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华人——这些曾遭受疏离的“他者”渐进融入主流社会。随后数十年间，华人社会依然微小，但随着在本地成长起来的专业人士（例如，医生、律师、工程师、教师等）不断增多，华人的地位逐步上升。
《1987年移民法案》通过后，随着大批新移民的到来，这个几乎完全为广东裔的“模范少数民族”开始遭遇剧烈冲击。该法案最为引人注目的内容为其摒除种族歧视的用意，正如《1988-1989年新西兰年鉴》所表述的，“现在，移民的选择基于个人价值，而非国家或种族背景。这是对将近一个世纪以来新西兰重在吸收英国和西欧移民的重大政策改变。”该法案的实施导致亚裔移民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与速度涌入新西兰，由此引发了当地人的迅速反弹，1990年代中期的新西兰媒体甚至以“亚洲人的侵略”加以形容。源于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的华裔构成所谓“亚洲移民”的最大组成部分。
自从新移民抵达后，约30年间，新西兰华人社会兴旺成长。然而，由于新移民来自不同国家及地区，因而各自保有不同文化属性与相应的故国忠诚。此外，由于新老华人之间存在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混合的宗教信仰体系以及与主流社会新西兰人（包括欧裔及毛利人）交往中的多样各种经历等因素，新西兰华人社会更呈现多层次的复杂性。
新西兰最近期的人口普查于2013年进行，其数据显示，目前新西兰华人总计超过17万。其中，超过半数者为近年抵达的中国大陆新移民，本地土生华人约1/4，其余人口来自其他国家及地区。华人约占新西兰420万总人口的约3.7%，是仅次于土著毛利人的第二大少数民族。
新西兰华人的历史至今尚未引起新西兰主流历史学者足够的关注，因为他们研究的重点为欧裔及毛利人。然而，幸运的是，华人社会内部有一些人已将华人整体及个体记忆写下来，他们包括冯吴碧伦、伍德明、叶宋曼英、周耀星、陈民熙、杨汤城、何莉莉、林露丝、简妮·李·摩根（甄宝珍）、陈美英以及近期的冯智伟、李海蓉、维恩·威尔森·黄等人。何莉莉与维恩·威尔森·黄甚至已将各自家庭早年移民与融入历程的故事制成影片，这两部影片为观众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更便捷的途径。然而，对于普通的新西兰观众而言，他们也许更熟悉本地华裔电影人罗珊妮·梁个人的跨文化恋爱故事，梁最初将其拍摄成自己的处女作纪录片《坚果壳中的香蕉人》（2005年），其后，又改编成故事片《我的婚礼和其他秘密》（2011年）。
附录：
中国与新西兰自1972年12月22日建交。
1人民币≈0.2197新西兰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