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所考的知识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广大以读书、应考为职志的读书人购阅书籍的指引，也形塑着读书人群体的阅读世界和知识世界。本文主要探讨晚清出版市场上的科举考试用畅销书，试图揭示有哪些书是通行于晚清读书人之间的，它们对读书人的阅读世界和知识世界构成怎样的影响。晚清出版市场上的科举考试用畅销书主要用于指导应考士子如何撰作八股文与试帖诗，并提供经过精选的范文供士子揣摩之用。本文指出，晚清出版市场上的科举考试用畅销书在很大的地域范围内形成了大体一致的清单，这些名家名作是许多士子准备科举考试的重要凭藉，也由此造成了进一步简化读书人群体的阅读世界和知识世界的后果。
书籍与知识、思想、学术之间具有紧密的关系，从一定程度上说，书籍是一位读者的阅读世界的重要载体，也是其知识世界的主要来源之一。中国人的阅读史相比西方具有特殊性，其中非常不同的一点由科举制度所导致。由于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长久绵延，构成了中国读书人群体进身的主要通路，故科举考试所考的知识内容也对读书人的阅读世界和知识世界具有很强的导向与形塑作用。若想要了解中国中下层读书人群体的阅读世界与知识世界，通过对科举考试用书开展研究，可能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法。也因此，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对中国历代的科举考试用书加以研究。
台湾学者王福寿曾以《科举的参考书》为题，梳理过从科举制度初立的隋唐时期至清代的主要科举参考书，但是，这篇论文的篇幅极短，只是十分粗略地列举了每个朝代比较重要的一些科举参考书。目前而言，中文史学界关注科举考试用书且撰作颇多的学者，主要有台湾政治大学的刘祥光、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沈俊平等人，其中刘祥光的研究偏重于宋代，沈俊平的研究则偏重于明代。此外，由于出版史、书籍史、阅读史的研究日渐升温，而明代后期又是科举考试用书出版勃兴的时期，故大陆学者近几年也有一些论文涉及明代后期的科举考试用书，但目前而言，这些研究还略嫌简略。海外中国研究界近年来的一些以出版史、印刷史、书籍史为题的著作也大多对此有所涉及。如，周启荣(Kai-wing Chow)的《早期现代中国的印刷、文化与权力》(Publishing，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2004)一书，便主要探讨明代后期的科举考试用书的印刷文化史；周绍明(Joseph P. McDermott)的《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2006)，亦略为涉及士人的科举考试用书。另外，日本学者井上进的《中国出版文化史——書物世界と知の風景》(2002)一书，也有专门的一个章节涉及“举业书”，但是基本上描述的是明代中晚期的情况，而且即便是明代，分析也尚不算深入。对于本文所关心的晚清这一时段，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还不多。
历代举子为能在科场博得一第而悉心阅读、揣摩的参考书籍，历代书目中多称之为“举业类”、“制科艺”、“制举类”等等，研究者也多用“制举书”、“制举用书”等名目加以指称。在本文中，笔者以“科举考试用书”笼统称之，以使其涵盖面更广一些。晚清以后，坊肆已经多得数不胜数，石印、铅印等新型印刷技术的引入又使得大小书坊都能大量出版书籍，出版市场对于科举考试用书的翻刻又并无有力的法律限制，于是出现的局面便是大小坊肆对于科举考试用书的刊印、翻印随处可见，某一部科举考试用书的版本数量根本无从统计。因此，本文只是选取几种极具代表性的科举考试用畅销书，尽可能具体地展现其出版、流通情形，而不试图统计每种书的版本数量。
自科举考试制度施行以来，便形成了一种以科举制度为中心的印刷文化(print culture)，在利润的驱动下，书商积极出版此类书籍；在功名的驱动下，士子也热衷寻求此类书籍。有时，制售科举用书的书商同时也是读书、应考的士子；科举用书的编撰者也往往来自以读书、应考为职志的读书人群体，有时是已经获得功名的科举生涯成功者，也有时只是终身未得一第的老儒或塾师。作为科举制度主要参与者的读书人在编纂、出版、购买等环节都深度介入到了这一印刷文化之中。本文旨在探讨清末科举改制之前，广大普通士子应对科考的一般情态，以及科举考试用畅销书的出版、流通所具有的影响。由于在1901年科举改制的上谕下达以后，清末的最后两届乡试与会试的考试内容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背后的整个印刷文化也与先前有着极大的不同，故本文的论述虽集中于晚清，但是并不包括1901年科举改制后的情况。
一、畅销名作
清末民初政声颇显的江苏泰州人韩国钧(1857-1942)于光绪五年(1879)中举，其回忆录《永忆录》对于自己“困于场屋”的时代也时有记述。其中，即便韩氏未曾明言自己凭借何书以致豁然明了文章作法，但也曾忆及，经由同乡张四先生点明题义，才对四书文有所体悟：“(张四先生)每至见余苦状，辄信口述一二语，导余文思，余惊为天才。”而实际上，这位张四先生也不过只是“困顿名场念余年”连秀才也未曾中过的“老儒”而已，可见四书文中别有一番天地，非得悟其中之门道的确甚难功成名就。四书文写作技巧的缺失似乎成了韩国钧的痼疾，伴随着他最初几年失败的科考生涯。韩国钧在18岁那年参加“童子试”，结果他在“诗赋场列名第八，而以八股文见黜”，因为他在应试时对着文题“竟不知如何着笔”。后来读了“售者之文”，韩氏方才“憬然悟”，在光绪三年(1876)年终于考中秀才，三年后又如愿中举。从韩国钧的个案中，我们也可窥知，对于一位普通士子而言，八股的“程文”对于“指点迷津”的确十分重要。这也构成了科举考试用书行销不衰的最基本的一个诱因，正如已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科举士子对于科举考试用书的揣摩、研习几乎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始终，晚清时代的情形则只有更甚。
在晚清科举考试用书之中，除了很有时效性的各科闱墨之外，还有多种书籍畅销不衰，广播于大江南北。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推《启悟集》一书。《启悟集》在晚清极为通行，各种坊本必然很多。笔者所亲见的版本为道光九年(1829)重镌版，藏于国家图书馆。据其书名页，则题为《初学启悟集》，版心则有“幼童举业启悟集”字样，为“江宁汪承忠评选”，分为4小册，由恒有堂梓行。其书之功用，即在教导学子如何写作八股文，教给学生如“破承题法”、“破题定式”、“起讲法”、“提股法”、“虚股法”、“出题法”、“全篇文法”等等撰作八股文的种种捷诀，除了方法的讲授之外，每一种方法之后附有多篇范文，并加以评点、讲解，以使读者了解八股文的写作要领。
道光初年即已通行的《启悟集》一书，至清末科举改制之前，一直是各地塾师、应考士子间十分流行的读物。至1880年，晚清大儒、被称为乾嘉朴学之殿军的俞樾(1821-1907)曾撰有《课孙草》一书，也曾述及撰作这数十篇时文范本的缘由：
孙儿陛云(案：即俞平伯之父俞陛云)，年寖长矣，思教以为时文之法，而坊间所行《启悟集》、《能与集》之类，不尽可读，因作此三十篇以示之。
虽然作为饱学鸿儒的俞樾对《启悟集》、《能与集》之类的书籍并不欣赏，因而另作三十篇范文用于教导其孙俞陛云写作八股文，但是却也揭出这类书籍盛行于坊间的事实。《启悟集》、《能与集》之类的书籍，其功用即在让参加科考的士子在短时期内掌握八股文的写作要领。王仁俊(1868-1913)在为他的一位好友所编的科举考试用书所写的序言中，也对二人共同问学时的读书经历有所提及：
回忆少时与玉书(即项思勋，江苏元和人)攻帖括，诵《启悟集》、《能与集》，才能握管为文。
旧时的蒙学教育，其最高的目标是为了将学生送进科场，以博得一第之荣，所以，通常在蒙学教育的最后阶段，蒙师便主要引导学生撰作八股文，而与此同时，《启悟集》、《能与集》之类的科举考试用书便登堂入室，成为考生时常摩挲的“登瀛宝筏”了，而俞樾原本为了“课孙”而作的范文，也被坊间以《曲园课孙草》的书名广为印行，成为又一种科举考试用畅销书。如，据清末举人钟毓龙(1880-1970)回忆，在科考之前学“做文章”的阶段，杭州地区士子“所读之文，皆为名人所作之八股文可以为模范者。其类甚多。而以《启悟集》、《十四层启蒙捷诀》、俞曲园《课孙草》、路闰生《仁在堂》为最著”。此外，科考前的另一要务，则是学写试帖诗，等到八股文、试帖诗的训练大体结束，就可以“出而应试，名曰出考”。
直到清末科举改制之前，《启悟集》一直是科举教育中的畅销书籍。在晚清小说《负曝闲谈》(首刊于1903～1904年)中，甪直(今属江苏省苏州市)人陆华园在家境殷实之后，想让儿子陆鹏走科举仕进之路，送在村塾里念书。到陆鹏十五六岁时，又让他开始跟本村的一位老童生“开笔作文章”，小说中还特意交代：
从此以后，(陆华园)要陆鹏拿些钱，交给航船上，叫航船上到城里书坊店，买了几本《启悟集》之类，朝夕用功。
寥寥几笔，记载了《启悟集》作为科举考试用书的功用所在，以及一个江南地区的农村士子获得该类书籍的途径，即通过航船从城里的书坊内购取。作为一本享誉士林的科举考试用书，在许多经历过科举的人所留下的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启悟集》的流传之广。严独鹤(1889-1968)在滑稽小说《小说迷》里，塑造了一个不喜仕进的主人公，并用了“小说迷”这样一个代号指称他，小说中提到，“当时正是科举盛行的时候”，“小说迷”的兄长，“便没日没夜，埋头在《启悟集》、《目耕斋》这些书中”。另外，黄炎培的少年密友、上海川沙人张志鹤(1879-1963)的个人经历，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生动的个案。在《我生七十年的自白》一书中，他曾提及，12岁那年，他在舅舅家“寄读”并向塾师讨教“做文章”方法：
时两表兄已学作八股文，名曰“做文章”，我以为奇怪。问先生：“文章如何做法?”谈师曰：“汝若有意为之，可教汝作两句破题试试看。”乃以“学而时习之”句为题。先讲解题意，及破题做法，令作两句，写在习字簿上。师阅之，谓尚可，惟第二句末用“乎”字，不合式。翌日，再以“君子务本”句为题试之，与从舅顾公心莲同阅，皆认为可教。谈师检出其旧藏《启悟集》一册见示，盖其中自破承题起，作文初步法也。遂为我讲授，亦依三六九文期，命题试习之。
虽然，为了让孙子“识几个字”而送他去念书的祖父并不赞成张志鹤“做文章”、应科举，后来断然阻止他走科举之路，但是，张志鹤的回忆也让我们得以更多地了解《启悟集》一书在科举教育中的实际使用情形。
与《启悟集》并称的另一种科举考试用畅销书名为《能与集》，其作者为李锡瓒。乾嘉间，太仓李氏一门兄弟五人，都是“举子业”中十分出名的人物，其中尤其是李锡瓒对于清代科举史颇为重要，因为他就是《能与集》的作者，并且他以“蘅塘退士”的名字刊行的《唐诗三百首》更是在后世的中国妇孺皆知(一说“蘅塘退士”为孙洙)。徐珂的《清稗类钞》对此有一段精要的描述：
李锡瓒，字秬香，所选《能与集》，与晚年自号蘅塘退士所选之《唐诗三百首》，尤为脍炙人口。其于《三百首》，则自署曰“蘅塘退士”，盖晚年所辑也。二书皆制举家之圭臬。《能与集》为小试利器，《唐诗三百首》则试帖虽废，而学者犹吟讽之。
可见其编纂《能与集》的目的在于应对八股文写作，而编选《唐诗三百首》的目的便是应对科举考试中的试帖诗，也因此，这两种书都成了晚清科举考试用书市场上十分畅销的书籍。李锡瓒曾任松江府华亭县教谕，故其传见于《华亭县志》。据其传，则可知李锡瓒号秬香，是太仓直隶州镇洋县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举人，在当时即以“工制举业”闻名。正文所引俞樾的序文及王仁俊的回忆，亦能证明《能与集》在19世纪中叶以后依然流行。但是，晚清所通行的《能与集》中，有不少都是经后人增删过的“改本”。如，江西南康府星子县的熊大有便曾著有《能与集》的“改本”，见于江西地区《星子县志》的记载，从中亦可见此书流播之广。笔者所寓目的《能与集》亦是如此，属于经后世人“增选”、“加注”之后刊行的版本，题为《增选加注能与集》，其目录页内所列的著者为“李秬香先生改本、金研香先生评”。据其序言可知，该书刊行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其序文如下：
乙酉(1825)春，余于石星桥表兄处见李秬香先生《能与集》改本，携归录出，为案头课本。唐子少邨付梓以公同好，今二十余年矣。原板已毁，翻板甚夥，讹字愈翻愈甚，因复为之悉心校刻，并择名文之神明于规矩者，增刊于后，俾初学之士，阐发心思，增长笔力，尤合近时风尚。至于典故，就费解者略为诠注，庶使读是集者一目了然云。
据序言可知，该版《增选加注能与集》的编者为龚文藻(1797-1866)。其书目录之后，编者另加一段识语，标明此书“增选”的原委：
浦芋香先生《制艺偶钞》，择精语详，最为塾课善本。而初、二编尤便于初学，兹就其中采取八篇，益以张太史文二篇，心思笔力，更上一层，俾读是集者，如游名山，忽逢异境，亦引人入胜之一助也。
该书保持了《能与集》的大体面貌，即选取了以《论语》、《中庸》及《孟子》内容所出制艺题目的一些范文，并且还就“长搭题”这一题目类型作出了文章示范与讲解，还增选了《制艺偶钞》一书中的8篇范文以及张太史(即张江)所撰的2篇范文，将《能与集》的内容加以补强，属于一部旨在指导读书人撰写制艺文字的入门读物。龚文藻为苏州府长洲县城人，民国《吴县志》有传，传中即言其“刻学塾应用书甚多”，如《芸窗必览》、《国朝咏物诗》、《文迎合选》(即《文津迎机合选》)、《能与集》等多种。龚文藻为《增选加注能与集》所撰的序言表明，其所刊的《能与集》即为李锡瓒所编纂，于1825年得自其表兄处，当时便已经是“改本”。这是当时坊间常见的现象，因为版权意识并不明晰，故翻刻、增刻、删刻等现象随处可见。龚文藻将此书抄录，作为“案头课本”，不久，此书被一个名为唐少邨的人梓行，此后“翻板甚夥，讹字愈翻愈甚”，从中亦可窥见《能与集》在当时十分流行。《目耕斋》系列则又是另一种畅销的科举考试用书。选刊《目耕斋》的人是浙江钱塘人沈叔眉，目耕斋是其家塾的名字。笔者所见《目耕斋》，书前有其同里人士沈拱辰所撰序文，该序文的落款时间为道光十八年(1838)，则其首度刊行亦距此不远，然而该书一直流行，直至清末。1883年，安徽桐城人姚永概(1866-1923)的日记内有“向坊间买得小本《目耕斋三集》归”的记载，此后多日都有阅读《目耕斋》的记载。1888年，陈汉章(1863-1938)在参加1888年戊子科乡试之前，其日记中有“点《目耕斋》文二卷”的记载。许宝蘅1892年的日记也有阅读《目耕斋》文的记载。1889年7月21日，上海的点石斋依旧在当期《申报》的头版广告中大力推销《目耕斋制艺》、《己丑会墨》、《四书典制类联》、《十三经策案》、《廿四史策案》、《增广策学总纂大成》等数种书籍。其中，《目耕斋制艺》一书被列于诸种书籍之首，并言：
沈氏少潭所选之《目耕斋制艺》，久已脍炙人口，其文大都骨重神寒、宏深肃括之作，近科乡会墨大半脱胎于此。
其广而告之的意味虽然明显，然其书对于乡会试中的“售者之文”颇具影响殆为实情，故此书自梓行之后，在坊间一版再版，几于行销全国。1891年广州文贤书屋“再延高明校勘，加朱批点”，推出《朱批目耕斋全集》，由广州城内学院前的麟书阁发售。民国年间，曾亲历晚清科举教育的一位读书人还清楚记得《目耕斋》文是“光绪中叶，最为流行者”之一，称为“投时利器”。《目耕斋》是如此流行，以至于李涵秋(1874-1923)在其小说《广陵潮》里，还描写了一位“每晚必熟读《目耕斋初集》五十遍”的塾师何其甫，将《目耕斋》作为勾勒其塾师形象的重要道具。
在晚清小说《老残游记》中，小说主人公老残到了山东的东昌府(府治在聊城县)，对于当地的书店有过细致的描绘：
次日早饭后便往街上寻觅书店。寻了许久，始觅着一家小小书店，三间门面，半边卖纸张笔墨，半边卖书。
虽说在见过大世面的老残看来，这只是家“小小书店”，但是据书店掌柜所言，这家书店在黄河以北已经算是颇为可观：
济南省城，那是大地方，不用说，若要说黄河以北，就要算我们小号是第一家大书店了。别的城池里都没有专门的书店，大半在杂货铺里带卖书。所有方圆二三百里，学堂里用的《三》、《百》、《千》、《千》，都是在小号里贩得去的，一年要销上万本呢。
在书店掌柜的言语中，这个“文风最著名的”东昌府，下辖十个县，“所有这十县用的书，皆是向小号来贩”。一个看似门面颇小的书店，如何能如书店掌柜所说，满足这么多的书籍供应呢?这一点，小说中的书店掌柜也有过解释：
小号店在这里，后边还有栈房，还有作坊。许多书都是本店里自雕板，不用到外路去贩买的。
《老残游记》所描摹的东昌府的这一家书坊，可以看作是晚清各地府城、县城之内的书坊的一个缩影，其经营模式即在于前店后坊，雕版刻书的工作在店后的作坊内完成，而书籍则由当街而设的店铺售卖。罗列于这家书肆中的书籍，在掌柜看来“讲正经学问的”有《崇辨堂墨选》、《目耕斋》初二三集等相对晚近的科举考试用书，以及《八铭塾钞》这样的稍早一些的科举考试用书；所谓“讲杂学的”有《古唐诗合解》、《唐诗三百首》；“再要高古点”的，则有《古文释义》；另加一部“宝贝书”《性理精义》。除了上文已引的《三》、《百》、《千》、《千》等童蒙用书，书店掌柜还提到，书店自行雕板的书中，还有《四书》，“《诗》、《书》、《易》三经也有”，“若是要《礼记》、《左传》呢，我们也可以写信到省城里捎去”。可以发现，这山东省“黄河以北”的“第一家大书店”中，所售书籍还是以蒙学、科举考试为目标，并且紧紧围绕科举考试的内容，科考不大出题的《礼记》、《左传》之类，便没有储备，需要到省城济南的书店贩卖。若将这家书店所售书目与清末著名出版商南京李光明庄所出的书目略作对比，可以发现该店所卖的科举考试用书与清末李光明庄所出的此类书籍也大体类似，如《目耕斋》、《八铭塾钞》等书也通行于清末的南方地区。
二、制举名家
陈寅恪有诗云：“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陈规。”亲历晚清传统士子教育的陈氏对于科举考试的两项主要内容显然记忆犹新。试帖诗在乾隆年间被增入科举考试内容之中，此后八股文和试帖诗在1898年科举改革之前一直被置于科举考试的头一场之内，故八股文(即“八比文章”)与试帖诗(即“五言试帖”)自然成了考生备考的重中之重。除了上文所举的几种科举考试用畅销书之外，陕西盩厔人路德由于兼擅八股文与试帖诗，故其所著的《柽华馆》、《仁在堂》等系列也都纷纷成为晚清出版市场上销场畅旺的书籍，流播甚广，影响极大。
1929年，在南社名人姚鹓雏(1892-1954)的笔下，“八股文大家”路德成了被调侃、戏谑的对象，被当做“国货奇闻”而引人发笑。尽管笔下难掩对路德的些许嘲弄，但是姚鹓雏还是对路德有着颇为客观的描述：
在科举未废，时文当令的时代，八股文大家、山[陕]西人路德(字润生)先生，他在制艺一门中，实在是推倒一代之才，把区区八比文章，创出了无数新奇花样，真是残膏剩馥，沾溉无穷。
姚鹓雏为松江人，亦可见路德的著作影响之广。在科举废止多年之后，如姚鹓雏这样在旧时代成长、亲历科举考试的文人，依然对路德这一人物记忆犹新。1907年第一期的《豫报》中，也有文章讥讽“八股匠”在科举已经停废之后，依然“天天抱住八股始祖王荆公及大八股家路润生二人的牌位”。另一位河南读书人对自己的读书生涯略作回顾，亦言“余束发读书，志在青云。左《八铭》(即《八铭塾钞》)，右《三山》，远师陈大士，近宗路闰生”。由于大多数清末民初小说的作者往往也是科举的亲历者，所以科举的情形，也是清末民初的小说中经常提及的掌故。再如，在李宝嘉的名作《官场现形记》的第一回中，即对晚清科举的情形有过描绘，在其笔下，路德亦是极受小说中人的推崇：
王乡绅便把头点了两点，说道：“这事说起来话长。国朝诸大家是不用说了；单就我们陕西而论：一位路润生先生，他造就的人才也就不少。前头入阁拜相的阎老先生，同那做刑部大堂的他们那位贵族，那一个不是从小读着路先生的制艺，到后来才有这们大的经济!”一面说，一手指着赵家祖孙，嘴里又说道：“就以区区而论：记得那一年，我才十七岁，才学着开笔做文章，从的是史步通史老先生。这位史老先生虽说是个老贡生，下过十三场没有中举；一部《仁在堂文稿》他却是滚瓜烂熟记在肚里。我还记得，我一开手，他叫我读的就是《制艺引》，全是引人入门的法子。一天只教我读半篇。因我记性不好，先生就把这篇文章裁了下来，用浆子糊在桌上，叫我低着头念，偏偏念死念不熟。为这上头，也不知捱了多少打，罚了多少跪，到如今才挣得这两榜进士。唉!虽然吃了多少苦，也还不算冤枉。”
在如上一番夫子自道之后，他还对他一位在乡间教书的本家王孝廉语重心长地说道：“你在乡下授徒，我在城中掌教，一样是替路先生宏宣教育，替我圣朝培养人才。”
路德是何许人也?路德，字润生(一作“闰生”，1784-1851)，号鹭洲，陕西盩厔(今陕西周至县)人。路德在李元度(字次青，1821-1887)所撰的《国朝先正事略》中有传，与管世铭的小传同附于《秦小砚先生事略》之内，其中言及“自韫山(案：指管世铭)后，以制举业课士称极盛者，推关中路先生德”。由于路德声名远播，故除了其自己的《仁在堂》、《柽华馆》系列行销宇内，而且还出现了新的辑本，而这些辑本同样跻身科举畅销书的行列。刘愚生在其《世载堂杂忆》中也曾回忆清代的科举制度，其记载亦可见路德的盛名：
至言进习举业之课本，论八股，以《小题正鹄》为正宗，书为陕西盩厔路德在关中课士之本，所列皆童考应科、岁考合程序之各种格局完篇与未完篇者，以三、八两日为作文课期。试帖则以《七家诗》为定本(《七家诗》为路德、陈沆、杨庚等七家之作)，学生每日作对一联，调和平仄，为考场试帖诗之运用。以八股试帖为正课，其余诗赋文辞为杂作。
从中可见，路德既是“四书文”的名家，又是“试帖诗”的正宗，故其声名之隆几可堪称冠绝晚清的科场。《世载堂杂忆》还提到：“咸同以来，小题以路德之《小题正鹄》为正宗，凡小题之格式皆备。”而实际上，《小题正鹄》的作者为李元度，其中的文字即是从路德的《仁在堂》系列里头选辑而来。
李元度曾入曾国藩幕，故曾国藩也曾对《小题正鹄》推荐有加，也由此对路德十分推崇。路德不仅在广大揣摩制艺的士子中间声誉隆重，连作为晚清中兴名臣的曾国藩也对路德极为推许，屡次在对友人及子侄的信函中推荐其揣摩路德的举业文字。同治五年(1866)五月初九，曾国藩友人信中，便对李元度将路德《仁在堂稿》选编为《小题正鹄》一事做出了交代：
时文为应试之阶，高低俱不合用。近时如《仁在堂稿》最为适中，李次青《小题正鹄》即由是选出。但将此二编诵习，大小试无不相宜。《仁在堂》所选试帖、律赋亦佳，其持论亦极深细，即此揣摩已足，缘举业贵精不贵多也。
仅在两天之后(五月十一)，曾国藩致书当时在武汉的子侄，向子侄辈推荐路德的大作：
屡闻近日精于举业者，言及陕西路闰生先生德《仁在堂稿》及所选仁在堂试帖、律、赋、课艺无一不当行出色，宜古宜今。余未见此书，仅见其所著《柽花[华]馆试帖》，久为佩仰。陕西近三十年科第中人，无不出闰生先生之门。湖北官员中想亦有之。纪鸿与瑞侄等须买《仁在堂全稿》、《柽华馆试帖》悉心揣摩，如武汉无可购买，或折差由京买回亦可。
李元度所编选的《小题正鹄》成书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且李元度曾是曾国藩的幕宾，曾氏对其编选《小题正鹄》之事当颇为熟稔，其对于李元度选《仁在堂稿》而为《小题正鹄》的说法亦非道听途说而已。事实上，刘愚生的《世载堂杂忆》之所以说“小题以路德之《小题正鹄》为正宗”，将《小题正鹄》系于路德名下，即是为此。同治十五年(1875)，时在四川学政任上的张之洞撰成《輶轩语》，指示四川士子读书门径，所推荐的时文书目内，“仁在堂时文”亦位居前列。连曾国藩、张之洞这样的朝廷大员都对路德如此推崇，故清末人士所谓的“推倒一代之才”绝非虚语。民国年间，有位读书人回忆自己少时的科举教育，还曾忆及其塾师因他“初入手，命读《小题正鹄》，谓须正其本源，则将来作大题文，亦不致流入‘魔道’”，“又兼读路德之《仁在堂文》”，且言路德乃“最精于小题文者”。
河南省封邱县的《封邱县续志》保留了一段很生动的资料。据该志可知，光绪五年(1879年)，该县知县及正义书院山长颁布《正义书院课程八则》，言及八股文的重要性，就如此指导士子：
士子进身之阶，端赖八股。……顾门径多歧，取法宜慎。今与诸生约：平日读文，启祯、国初，择其近墨裁者读之，无取味淡声稀；房考、墨卷，择其骨力近名大家者读之，无取庸俗烂套。前辈吴兰陔所选《八铭塾钞》、《墨鹄约刊》，管蕴山、周犊山两家文稿，及近时路闰生、李次青两先生所评选诸善本，均宜博观约取，熟读深思，能为夺命之文，持衡者有不亟亟叹赏哉!
该文也为我们展现了晚清科举改试策论的动议实施之前，一个华北地区的书院中的教育、读书之实态。从中可见，“近时”当地所流行的八股文“诸善本”也是路德、李元度等人的大作。
除了八股文之外，试帖诗写作在清代士子教育中也十分重要。将试帖诗纳入科举考试内容肇端于乾隆年间，故试帖诗成了乾隆以降清代科举士子必须加以参研的对象。对此，出版市场亦是应对神速，也很快便涌现了一批可供广大士子悉心揣摩的范本。清代试帖诗中亦别有一番天地，对于试帖诗的选本，当时的“业界”也有着基本一致的口碑，在一些“业界同行”回溯试帖诗选本的历史时，也建立起了一个大体一致的系谱。首先被推为圭臬的试帖诗选本，是署有纪昀(1724-1805)大名的《我法集》。由于试帖诗进入科考环节，始于乾隆年间，故对于后世选家或士子而言，“乾隆以前诸先达，固多佳构，然无以此专家者”。此后嘉庆间另有吴锡麒等人所纂辑的《九家诗》，至道光年间则以《七家诗》最为有名。《七家诗》为张熙宇所辑，在其为《七家诗》所撰的《弁言》中便对清代试帖诗选本的系谱作了简要回顾：
本朝试帖，自金雨叔、纪晓岚两先生来，已称极盛。而晓岚先生《我法集》，神明规矩，开示学者法门，尤非唐贤所能及。往者吴穀人先生以沉博绝丽之才，锤幽凿险，与王铁夫诸贤结社相唱和，于是《九家诗》出焉。穷乡僻壤，几于家有其书，盖又于《我法集》外别树一帜，为试帖大开生面者矣。
至清末，徐珂纂辑《清稗类钞》之时，也曾对清代试帖诗的著名选本略作品评，其所列举的最好的名家名作便是纪昀的《我法集》、吴锡麒的《九家诗》、张熙宇的《七家诗》。《七家诗》在清末科举改制之前，一直是晚清最为流行的试贴诗读本。同治七年(1868)，松江人杨葆光(1830-1912)在其日记内留下了购买《七家诗》的记录。张之洞的《輶轩语》中提到，《七家诗》在同光之际的四川“盛行”，几乎到了“无人不读，无人不学”的地步。至1900年，湖北武昌人朱峙三(1886-1967)的日记中，也一再有阅读《七家诗》的记载。在钟毓龙的回忆里，杭州地区也是“最著者曰《七家诗》”。而所谓的“七家”，其中之一便是路德的柽华馆试帖。路德的试帖被辑为单行本的《柽花馆试帖》，晚清坊间也有多个刊本。如《柽华馆试帖汇钞辑注》，笔者所见刊本为1888年苏州绿荫堂和记的刊本，但是据其书前的多篇序言，此书在道光初年即已刊行问世。
凭借着书籍的制售与流通，路德的八股文、试帖诗选本在晚清逐渐扩散至全国各地。如，1870年，浙江萧山燕诒堂刻成《仁在堂大题汇编》一书，署“路闰生先生原本，萧山后学鉴塘蔡清源编辑，及门良甫周嘉谟参校”。曾高中会元的萧山同乡蔡以瑺为其作序曰：
仁在堂时艺，脍炙人口久矣。而大题未有专本，族兄鉴塘孝广选百篇以课徒。……尤为操觚家度世金针，洵揣摩之善本也。门下周子良甫慨任剞劂，以广其传。
协同蔡清源一起校编此书的周嘉谟在书内撰有一段识语，其文如下：
盩厔路德润先生《仁在堂全集》，《时艺课》、《时艺辨》、《时艺话》、《时艺综》、《时艺引》、《时世阶》、《时艺核》，又《续核》暨诗赋并《训蒙草》、《文艺金针》共十二集，久行于北省，而南边未见盛行者，一卷帙太繁，寒士艰于购买，二则题多虚小偏全，见者辄以小题而忽之。业师蔡鉴塘先生谓其意之新、笔之紧、法之细、理之精、论之详、评之确，自来选家未有能出其右者也。原评所谓场中得此，能使文章有价，时命无权者，洵非虚语矣。爰择雅近墨裁者，录百余篇，以为馆中课本。因原板模糊，字多讹错，命为校正，付诸剞劂，以公同好。凡刻入《小题正鹄》者，概不重录，《全集》具在，有志者其探本也可。
至1888年，浙江镇海的张氏花雨楼将路德的《仁在堂》系列简要择出路德的指导文字辑录成《仁在堂论文各法》，其序曰：
路润生先生以制艺一道，苦口良言，谆谆为学者告，而并分析各题，论列诸法，不惜以金针度人，其心可谓至而尽矣。顾其所发明指示，皆散在各集文后，非批阅全编，无由挈其要领以得夫指归。予流览之下，因为分类辑录，俾不致漫无统纪，各题亦以次附存，若网在纲，有条不紊矣。学者之阅是编也，知一题有不可易之法，一法有不容混之题，依类以求，开卷憭然，若更欲得其文而阅之，则各集俱在，进讨焉可耳。以路德著述为基础的各种辑本，在晚清的流播范围很广，各种刊本层出不穷，如晚清声名颇著的书坊善成堂亦刊有路德的《蒲编堂训蒙草详注》一种。1894年，上海的书商以铅印技术重新排印了路德的《仁在堂全集》，并在《申报》上登载广告：
盩厔路闰生先生，文坛老宿，海内皆奉为经师，坐拥皐比，门盈桃李，一时承学之士，及门著录者，多至数千人，所居讲舍曰仁在堂，其集因以堂名名之。初时刻于关中，后经各省翻刻，鲁鱼亥豖，辨认良难，初学蒙童，贻误非浅。兹觅得关中初印本，用大号铅字从新排印，以广流传，圈点眉批，一仍其旧，纸墨装订，务极其佳，刻已告成，即日出售。集分十四种，曰《时艺引》，曰《时艺辨》，曰《时艺核》，曰《时艺课》，曰《时艺综》，曰《时艺阶》，曰《时艺话》，曰《课士诗》，曰《课士赋》，曰《文艺金针》，曰《训蒙草》，曰《时艺核续编》，曰《训蒙草注释》，曰《赋》。大抵穷源竟委，由浅入深，理法词华，兼擅其胜。而又悉心评骘，细意推求，……金针暗度。学者苟揣摩简练，昕夕咀含，则破壁而飞，正不难于此操左券焉。
路德关于时文的著述，以及一些以路德的时文、试帖著述为基础的辑本，其畅销程度几乎遍及当时中国的主要地区，在一个教科书的概念尚未进入中国的时代，在当时参加科考的士子中，在参考用书的选取上却出现了难得的一致。至20世纪初年，一些内陆省份的读书人依旧服膺于路德的八股文。如，1903年，一位河南开封的学堂学生描述道：
河南通省之学者，于八股中最服下等之路德，于古文中最爱《古文雅正》及一切不知名姓之辈所选之极劣本，于字帖知有黄自元所书之小楷。
清末科举改制之后，科举考试中出现了西学考题，而由此出现的一则著名笑话就是“东西两路德”，即当题目中问起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时，士子往往将他和中国陕西的制举名家路德相混淆。历史所养成的积习很难在短期内改变，对于生活于清末乃至民初的那一代中国读书人而言，“八股文章试帖诗”始终是一个抹杀不掉的阅读经验，即便是到了民国初年，科举早就不复存在，还是有乡间教师认为“初学为文，必须从八股入手者”，直至民国初年，有人依然发现“旧书肆中竟有人到，专买《时艺九种》、路润生稿、管缄若稿者”。
路德的鼎鼎大名源自其对于“八股文章试帖诗”都享有权威的地位。晚清科举考试用书出版市场上还有着一大“风景”：即那些科举考试用畅销书的作者往往并非科举生涯大获成功之辈，反而是一些揣摩这些名家名作的士子得以“暮登天子堂”。上文所举的科举考试用书中，有的书籍，其作者寂寂无名，如《启悟集》、《目耕斋》等书；也有些名家自己的科举生涯也并非十分成功，如李锡瓒、路德、李元度等人都是如此。同样是古人所谓的“以著述名家”，从事于“举子业”、“制举业”的八股名家、试帖名家等一众人等，与以经史著述名家的读书人之间也有着一种明显的分野。
三、指引阅读，形塑知识
应试士子如何阅读这类科场“秘籍”呢?曾国藩在给子侄、小友的一些信函中，便曾对如何阅读路德的《仁在堂》、《柽华馆》系列进行过指点。他的建议是，“选《仁在堂》中佳者，读必手抄，熟必背诵”，而“读《柽华馆试帖》，亦以背诵为要”；对于一位友人，曾国藩也在推荐《仁在堂稿》和《小题正鹄》之余，指点的应考门道即为“将此二编诵习”。张之洞的《輶轩语》也指导士子，时文要“涉猎千余篇，烂熟数百首”。李涵秋在其小说《广陵潮》里，描写了一位“每晚必熟读《目耕斋初集》五十遍”的塾师何其甫，这部小说刊行之时，已是废科举之后，对于晚清揣摩八股以求仕进的酸腐文人，固然有嘲讽之意，但是对于这位塾师熟读《目耕斋》的描写却是符合实情的。清末武昌人朱峙三的日记记载，其塾师亦要求他“八股须熟，以能背诵为主”。而在替《目耕斋》一书作序的沈拱辰笔下，《目耕斋》一书的选辑者沈叔眉精熟文章作法的途径也不外如此：
端坐是斋，晨夕朗诵，风雨寒暑不辍，必使烂熟乃已。如是一匝年，胸中积贮有八十篇，横竖贯串于肺腑，并无一字或遗，故其下笔为文，熟极巧生，变化莫测。
编辑《目耕斋》一书的制举名家便已如此亲身示范，俾便购其书者仿效。在“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等阅读文化熏陶下的科举士子，其写出漂亮文章的不二法门即为对科举范文熟读成诵，继而掌握写作技巧，如此，在考试时方能有的放矢。除了这些畅销名作之外，还有诸多以“闱墨”“墨卷”“墨选”等为题的乡会试范文选编。这类书籍所扮演的角色与《启悟集》、《能与集》、《目耕斋》等名家名作类似，也是通过熟读科考成功者的范文来钻研其中的成功之道，所不同的是，这类书籍更加注重时效性，一般在当科乡会试结束之后，便会刊行。对于这类书籍，安徽士子姚永概采取的策略是“选其最洽我心者取订一本，以便于时时讽诵”。可见其阅读方式与其他科举考试用畅销书并无不同。
道光末年，浙江学政吴钟骏(号晴舫，1798—1853)在对浙中学风略加体察之后，发布了《告示六条》，其中提到：
第闻近日以来，习尚少变，缀学之士，墨守八股，罕求根柢，即文采蔚然，亦由类书转贩，而非讨自源头。积习相沿，浸至举其文而不晓其义，踵其伪而莫辨其非。蹲鸱日及，贻笑通儒。
他发现即便是“文采蔚然”的文章，也多由“类书转贩”，语虽近于苛责，实际也对“类书”的大量流通无可奈何。相比于阅读大量的经史原典，经由各书坊、制举名家所辑的“类书”的确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再则，即使是阅读大量的原始典籍，对于此中别有一番天地的科考文章，也不见得便能得其门而入。这也是科举考试用书长盛不衰的原因所在。
同治年间，游百川(1822-1895)曾上《请崇尚经术疏》，其中描摹了广大应考士子中普遍存在的“揣摩求售”的风气：
为学者求名之心太急，往往四书五经未能成诵，而即读肤浅考卷，学为应试之文。既务应试，则束书不观，专取文艺数十篇揣摩求售，叩以经义，茫然莫辨，且有并句读不知者。师如是以为教，弟子如是以为学。求所谓淹通经史者，盖鲜也。求所谓砥砺行修者，盖寡也。岂知学无根柢，安有佳文?……且此等弊风，始犹以为郡县偶然耳及，询之各直省，大率类然。
其奏折中所言的“专取文艺数十篇揣摩求售”，所指便是通过各种时文稿本、闱墨等程文备考的士子，且这样的现象十分普遍。也正是由于士子中间存在共同的名家名作供其研习、揣摩，故抄袭雷同之处在所难免。清末之人曾论及：
道咸间，士气卑靡，文风荒陋，所谓揣摩者并不知审题命意，立局谋篇，而惟修饰于声调字句之间，一题之文，千人之作如出一手，父子相继，师弟相传，历三十余年而其风始少革。然而乡僻之士，耆艾之儒，墨守高兴讲章、类联选本，语以词章，且目为杂学，至于史学、掌故、经济、时务，正如武陵原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者，此其人尚复不少。而新传入的石印技术，也使得夹带书籍入场以供抄袭的风气更炽，使得这种现象更显积重难返之势。1882年壬午科乡试过后，有人便发现“江右雷同者至于千余”。当时的论者对此文风亦大加批判：“近世文风日陋，各省士子往往剿袭雷同，毫无根柢。”
此外，以晚清科举出版市场所通行的科举考试用书而论，这类书籍并不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许多书籍往往畅销数十年，这其实也反映了清代科举“衡文”的标准也并不强调时效性。因此，这些科举考试用畅销书往往选有明末及清初的大量范文。以《目耕斋》而论，此书所言传的文章技巧，都是“前明及我朝诸大老文章秘奥”。据文贤书屋版《朱批目耕斋全集》的序文，则可知《目耕斋》的初集大约成书于1838年，其后又续刻有《目耕斋二刻》、《目耕斋三刻》；而以《目耕斋》的实用性而论，则直至清末，时人还在宣示“近科乡会墨大半脱胎于此”，犹可见其书应对科举具有实效。再如，上海点石斋在1880年代刊行的《大题观海初二集》所收文章也是“始自国初，讫于乾嘉”。即便是到了1891年，在包天笑的回忆里，家里长辈让他“揣摩细读”的时文选本，依然是“几本明朝文的制艺和清初文的制艺”。这既体现了科举考试内容的稳定性及由此导致的畅销书目的相对稳定，也由此导致了考试中的文体与知识内容对不断变异的时势始终缺乏应对，使得科举考试内容的一成不变在晚清的舆论中招致了激烈的批评。
余英时在论及曾国藩其人其学之时，曾经揭示过，曾国藩在中进士、入翰林之后，才开始认识到“科举时文之外还有一个学问的世界”。在京官中接触到的学问风气让曾国藩感到自惭，才开始努力从人问学、发奋读书。究其原因，是因为科举与学问分为二途，出仕之前长期浸淫科举考试的曾国藩，又偏居当时并不以文风著称的湖南，除了科举考试的时文之外，并没有接触过其他的学问。无独有偶，清末以学问渊博闻名的陈衍(1856-1937)也曾在晚年对后辈钱钟书论及科举往事，便说“老辈须中进士，方能专力经史学问”。陈寅恪在为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写序时，论及史学在清代的地位，还说：“虽有研治史学之人，大抵于宦成以后休退之时，始以余力肄及，殆视为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可见，曾国藩追寻学问的经历并非仅见，而是清代读书人中颇为普遍的现象，科举制度对于读书人群体的阅读世界和知识世界具有明显的导向和形塑作用。
林志钧在为梁启超(1873-1929)的《饮冰室合集》所写的序文中，论及“任公先生之时代”，认为同、光间，“考证之学已盛极而微，举世所心营目追者，惟帖括之业。四子书、五经、《通鉴》、《文选》之类，熟读之，已足为通人。《目耕斋》三集八股文，由束发就傅以至登巍科、掇高第，内入词林、外宰百里，皆以是为阶梯。盖师以是教，弟子以是习，不知帖括以外尚有所谓学也”。1878年，《申报》上曾有一篇论说文字鼓吹先秦诸子之学，但作者亦坦承“尚子书”一事甚难达成，因为诸子学很难在科举考试中为考生带来帮助。以科举中式为目标的广大士子即便在考试文章中引用诸子之书，而考官由于对此“目所未见”，所以便会“不以为不通，即以为杜撰；不以为生涩，即以为离奇，有不遭抹勒者，鲜矣”。也因此，在士子的阅读世界中，“经史尚未全览，遑问子书。更有甚者，则《四书》而外，《启悟集》等书而已，即经史且难举其目矣”。晚清有读书人批评当时的众多士子“舍小题而学墨卷，或文气未通遽事涂泽，或书理不讲顿学排场”，所批评的便是这种凭借揣摩科举考试用书备考的现象。这样的现象在当时十分普遍，并且这类士子借助于这种“捷诀”类的书籍而通过“小试(即乡试之前的基层科举考试)”便可“就馆作师，教人子弟”，于是“师不能文，而为之徒者，稍读《启悟集》、《童子问路》诸篇，越岁又青青子衿矣”。通过“小试”成为生员之后便即开馆收徒，这是科举制度下的士子中十分通行的做法，塾师一边课徒，一边参加乡、会试的情况也是随处可见的通例。于是，凭借对科举考试用书的揣摩而博取功名的做法又会由于科举的“再生产(reproduction)”功能而不断被复制与传播。
清代官方所标举的科举考试的制度性知识诉求被表述为“通习诸经，敦尚实学”。清末，康有为曾在上海问从事石印出版的书商“何书宜售也?”得到的答案是：“书经不如八股，八股不如小说。”他还曾在诗歌中写道：“我游上海考书肆，问书何者销流多?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八股的销量显然远远大于原本应该为科举士子所重视的经史书籍。由于科举考试用书市场上的畅销书所收都是程文，故对考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于是，这类书籍进一步简化了读书人群体的阅读世界与知识构成，往往使得应考士子并不遵循官方所建议的养成学问的步骤，导致甚至连清代官方设立的科举考试的制度性知识诉求亦大打折扣，许多读书人仅仅是凭借对科举考试用畅销书的揣摩、细读而掌握了撰文的诀窍，并以此在科场上获得成功，甚至连儒家经典的原文都可以不必精研。晚清报章舆论中所批判的抄袭、雷同之风也与此紧密相关。
晚清科举考试用书的市场上，已经形成了在很大的地域范围内大体一致的畅销书籍清单，由此也塑造了一批被广大科举士子趋之若鹜的制举名家及名作。科举考试用书中，如《启悟集》、《能与集》、《目耕斋》等书籍尤其知名，此外，如陕西盩厔人路德所著的“仁在堂”与“柽华馆”系列制艺、试帖选本，也是行销全国的畅销书籍。由于清代中期以后，科举考试重视诗题，故试帖诗的选本也层出不穷，其中《七家诗》在晚清成为最为流行的此类书籍之一。由于科举考试的考核标准涵盖着绝大多数读书应考的士子，故科举制度同时也在形塑着一个庞大的读书人群体的阅读世界和知识世界。广大读书人的购阅书籍的行为受到科举制度的影响甚巨，在科举考试的“指挥棒”效应之下，尽管晚清朝野之间一直存在科举改革的呼声和议论，但事实上，只要科举考试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变革，在以由广大的应考士子组成的中下层读书人群体中，其阅读世界和知识世界便会一直保持大体的稳定。这些几乎通行宇内的科举考试畅销书在一定程度上即反映着广大科举士子的阅读世界与知识世界。晚清的科举考试用书，其所范围的知识内容，恰恰是晚清的士子读书应考过程中的知识重心所在。
原载《史林》2013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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