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日报
原标题：百年征程 香山华章（主题）
——第二届香山革命精神与历史文化理论研讨会发言摘登（副题）
编者按：
2021年9月9日，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香山革命纪念地并发表重要讲话两周年前夕，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和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指导下，在香山革命纪念地举办了“百年征程 香山华章——第二届香山革命精神与历史文化理论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香山革命精神与新时代研究”等五个专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剖析了“香山革命精神”的内涵，回顾了中共中央在香山的革命历史，探讨了革命文物的保护与利用，交流了革命类旧址、纪念馆、博物馆的发展前景与路径等。现摘编部分专家学者的发言，以飨读者。
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到香山实现的五个伟大转变
王乐平
1949年3月，中共中央从河北西柏坡进驻北京香山，在短短的181天中，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渡江战役，筹建了新政协，制定了新中国一系列基本政策，这些都在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占有重要历史地位。同时，迁驻北京香山这一重大历史转折，也使党的工作重心、历史任务、发展前途等诸多方面实现了五个伟大转变。
一、实现由领导革命战争到筹划和平建设的伟大转变。党中央和毛泽东进驻香山以后，开始由领导指挥革命战争向谋划思考和平建设的伟大转变。一是邀请民主人士来北平共商和平建设大计。二是提出建设新中国的经济政策。三是制定接管城市、建设城市的政策。
二、实现由完成战争蓝图到绘制建国蓝图的伟大转变。七届二中全会后，党中央的工作重点开始由实现战争蓝图到绘制建国蓝图的伟大转变，并抓好了以下三项工作。一是向民主人士广泛征询筹建新中国的意见和建议。二是为筹建新中国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三是商讨研究民主政治协商会议的重大事项。
三、实现由乡村工作到城市工作并推动中国革命重心前行的伟大转变。“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的决定虽是在西柏坡作出的，但这只是序幕，真正实施却是在香山时期。第一，敦促入城部队切实做好城市接管工作。第二，制定行之有效的城市管理政策。第三，尽心竭力抓好城市恢复和建设。第四，是以问题为导向提出工商业发展措施。
四、实现由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擘画社会主义宏图的伟大转变。中共中央进驻香山后，开始组织筹划和有序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转变。一是对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路径进行探索和筹划，二是对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改造方式进行探索和筹划，三是对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政权领导方式进行了探索和筹划，四是对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经济形态进行探索和筹划，等等。
五、实现由部署“打得赢”到实施“坐得稳”的伟大转变。在政治理论上由“打得赢”向“坐得稳”进行思想教育的伟大转变；在政权巩固上由“打得赢”向“坐得稳”进行排兵布阵的伟大转变；在物资保障上由“打得赢”向“坐得稳”进行统筹规划的伟大转变；在领导管理上由“打得赢”向“坐得稳”进行科学治理的伟大转变；在作风纪律上由“打得赢”向“坐得稳”进行制度建设的伟大转变。
（作者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人力资源部副主任、二级巡视员）
香山时期毛泽东战略追击指导思想
郭芳
1949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香山期间，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完成了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战略任务。毛泽东指导我军实施战略追击的思想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从整个战略全局上谋局造势，坚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和决心。1949年元旦前夕，在中国共产党已经完全有把握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毫无疑义的大好形势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以夺取全国胜利为目的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略任务。这是历史转折关头领袖振聋发聩的一声呐喊，奏响了时代的最强音。全党全军普遍受到了一次灵魂洗礼，提高了认识，继续革命的热情被激发起来，“半途而废”的思想得以消除，取得最后胜利信心更加坚定。
二是根据战局发展变化，适时确定目标明确又步步紧扣的战略步骤。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导向全国进军过程中首先注重把握的问题。1949年1月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初步决定当年我军的作战任务是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随着战局的发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摸清了美国不敢出兵的底牌，在5月23日对进军部署作出新的调整，把我军在1949年的任务由原来解放9个省扩大到解放16个省，大大加快了向全国进军的步伐。7月，毛泽东又把“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纳入规划部署中。解放战争战略追击的步骤和部署，体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夺取全国胜利坚定而积极的方针，突显了既有初步的计划贯彻基本战略意图，又有预见地确定新的进军计划的高超组织指挥艺术。
三是适应战争实践的发展，创造性地提出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香山时期，正是全国解放战争战略追击阶段，毛泽东根据这一阶段敌人一触即退的作战新特点，及时提出一些新的作战指导原则，特别强调实行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首次把迂回包围由战术范围扩大到战略范围，并创造性地把近距离的迂回包围发展到跨数千华里的远距离包围。这不仅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罕见，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
四是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出发，做好预防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准备。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新形势下，毛泽东特别强调要警惕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要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做好战胜美国武装干涉的各种准备。渡江战役发起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认为美国出兵的可能性很小，但从最坏的可能出发，还是把帝国主义的可能出兵干涉计算在作战之内，并做好了充分的应战准备，从而赢得战略上的主动地位，顶住了国际上一些势力要求中国共产党“划江而治”的压力，无所畏惧地向全国进军。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宋庆龄应邀北上筹建新中国的意义
艾多 李雪英
毛泽东、周恩来写信邀请宋庆龄北上筹建新中国，吸引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推动了历史转折中的变革，对新中国的建立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
从人民性上看，宋庆龄始终是与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的，是人民的领袖。1949年是中国革命转折之年。面对中共中央即将建立的新政权和蒋介石“引退”、李宗仁代“总统”的南京政府，宋庆龄旗帜鲜明地给中共中央回信说：“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上海。孙夫人的秧歌队高唱着《我们的队伍来了》走上街头，在上海迎接解放。6月30日，在上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大会上，宋庆龄在祝词中深情地说，“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
从代表性上看，宋庆龄始终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坚定拥护者和践行者，是两次国共合作的亲历者和推动者，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坚定革命者。1936年毛泽东致信宋庆龄表示：“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救国革命精神的，只有先生和我们的同志们。”1949年6月19日，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欣然提笔给宋庆龄写了一封邀请函：“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6月21日，邓颖超动身赴上海送信，同时也带上周恩来邀请信。中共中央是将宋庆龄摆在新中国缔造者的地位上来邀请的，因此高度重视宋庆龄北上的相关工作，安排专列护送北上，对其来京后的住所、饮食、参会身份等一一作了细致安排。宋庆龄在8月28日抵达北平，毛泽东等党内外领导人亲去车站欢迎。
从开创性上看，宋庆龄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开拓者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惟一的国家名誉主席。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宋庆龄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反映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范围的广泛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个阶级的大团结。宋庆龄还是中国国民党左派重要代表人物，见证了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的召开为标志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这一基本政治制度的正式创立。
重温毛泽东、周恩来邀请宋庆龄北上建国这段香山时期的历史，我们可以进一步感悟到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革命情怀，坚持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为民宗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心聚力、团结前行的坚定信念。
（作者分别为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主任，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社教部主任）
爱国华侨积极参与新中国筹建工作
罗存康
经过三年解放战争，人民解放军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建立了新中国。广大爱国华侨在历史的紧要关头，积极支持解放战争，并参与新中国的筹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作出了杰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海外华侨热情响应“五一”号召，积极支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1948年，随着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胜利发展，中共中央发布了著名的“五一”口号，海外华侨的纷纷响应。从5月4日到19日，中共中央陆续收到了来自爱国华侨的各种电报。5月4日，陈嘉庚主持召开新加坡侨团大会，在海外率先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并代表新加坡120个华侨团体致电中共中央，表示希望早日召开新政协会议，迅速建立联合政府。
二、海外华侨接受中国共产党邀请，回国参政议政共商国是。为了实现“五一”口号中提出的召开新政协、建立联合政府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开始加紧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其间多次电邀海外华侨代表回国参政议政。海外华侨对中共的邀请反应积极，欣然应允，积极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当时司徒美堂老人已是83岁高龄，陈嘉庚也已76岁，两人相继回到北平，共商建国大计。
三、海外华侨积极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陈嘉庚、司徒美堂、陈其瑗、庄明理等7人被推选为筹备委员，陈嘉庚为筹备会常委。筹备会分6个小组，均有华侨代表参加。筹备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参加新政协的有45个单位510名正式代表名单，海外华侨代表15人，候补代表2人。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期间，各华侨代表分别参加了政协组织法、共同纲领、政协宣言、国旗、国徽、国都、纪年等各委员会，参加讨论并中肯地提出自己的意见。陈嘉庚提出7项具有建设性的提案，均被大会接受并交中央人民政府处理。政协一届全会召开时，陈嘉庚被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司徒美堂等6位华侨代表被选为政协委员，华侨界成为了第一届政协中具有深远影响力的界别之一。
四、共同见证开国大典，各地华侨热烈祝贺新中国的成立。1949年10月l日，陈嘉庚和司徒美堂等华侨代表和其他代表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这一天，毛泽东应陈嘉庚等人之请，为广大侨胞题了词：“侨胞们团结起来，拥护祖国的革命，改善自己的地位。”新中国诞生的消息传到海外，广大华侨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
从响应中国共产党发出的“五一”号召，到直接回国代表广大华侨参与新政协的筹备，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与社会各界共商国是，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在新中国的筹建过程中广大华侨没有缺位，这是广大华侨爱国主义传统在支援辛亥革命和祖国抗战之后又一次生动体现，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
（作者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
解放全中国 保卫新中国
——1945年至1955年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完善和探索
刘中刚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不断探索和完善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机制。历经28年的革命战争，形成了党委制、政治委员制、政治机关制，实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实行支部建在连上等一整套制度体系。伴随着解放战争作战规模越来越大、作战区域越来越广、部队编成越来越庞杂等实际，党通过在组织制度上“恢复和健全部队的党委制”“公开和加强部队的连队党支部”，在工作机制上“严格部队请示报告制度”，在行为规范上“重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编制体制上“实施全军整编统一番号”等等一系列举措，使之得到全面回归、完善和加强、升级，成为军队对党忠诚、听党指挥始终坚持的根本制度机制体系，彻底完成了“脖子”以下即军队内部的绝大部分设计和落地，为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供了坚如磐石的制度机制保证，为夺取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作为执政党，既要治理国家，也要领导军队。对于后者，最急迫也是最关键的就是探索“脖子”以上，即党领导下的国家军事领导体制，努力寻找“党——国家——军队”三者关系的最佳制度设计与落地路径。1949年至1954年，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为最高准则，领导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充实和调整军委总部领导机构，在军队内部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家军事领导模式。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后，以首部国家《宪法》为最高准则，领导设立国防委员会和国防部，同期撤销党政军一体化的6大行政区，进而将6大军区分解扩为12大军区等等，使党领导设计的国家军事领导体制有了新的跃升。这一时期，因毛泽东同时担任党、国家、国防委员会、党的中央军委的主要领导职务，形成“四位一体”的初步模式。1958年7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改变组织体制的决议（草案）》规定：“中央军委是中共中央的军事工作部门，是统一领导全军的统率机关，军委主席是全军统帅”，这是党的军委主席负责制的首次明确化。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从此打破“四位一体”，党探索国家军事领导体制就此进入新时期，只是后因“文革”而出现曲折，这是后话。
总之，经过上世纪50年代的探索，为新时代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宪法》赋权和《党章》赋责，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和实行“四位一体”模式作出了有益探索。
（作者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副馆长）
为了人民的自由
朱华东
中国共产党成长的历史,就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为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本文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分析我党百年奋斗的核心价值追求——为了人民的自由。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苦难，各种救国方案均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奴役的悲惨境遇。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思想武器，帮助我们动态把握并重点解决不同时期社会主要矛盾，不断推动实现人的自由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拿起这一武器，抓住“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经过28年浴血奋战，建立了新中国，彻底改变了中国人民被奴役状态，同时为人民的进一步自由发展创造了政治条件。
新中国建立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年底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发生根本变化。党的八大指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经过此后20多年的艰辛探索，特别是40多年改革开放，围绕着这一主要矛盾的解决，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从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对外开放，不断赋予人们以经济社会活动的自由权，推动中国人民从贫穷和愚昧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富裕起来。
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使中国人民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状态中解放出来、强大起来，获得更加全面自由的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个不断升级的过程。在人们过上了比较富裕的生活后，就更希望在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当中能够过上更有尊严、更体面、更有创造活力的美好生活，能够更充分地拥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等自由权。这正是迈向“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社会联合体的新起点。我们党从中国人民进一步自由全面发展的要求出发，及时判断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各领域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从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总体趋势看，党的百年奋斗史所推动的中国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只是中国人民自由全面发展史这出长剧的序幕。序幕还不是高潮，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
（作者为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副秘书长）
擘画与奠基
金立兴
在西柏坡和香山，中国共产党围绕着一个主题“建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形成了两个一脉相承的革命阶段。如果把建国伟业看做是一项伟大工程，那么西柏坡是擘画新中国蓝图的地方，新中国从这里走来；香山是举行奠基礼的地方，为新中国奠基。概括地讲，西柏坡是党中央、毛主席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是完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最后阶段。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进驻香山。中共中央在香山接续奋斗，接续赶考，完成了改天换地的历史伟业。
中国共产党在香山时期，继续传承和发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彻底革命精神”，基本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任务；继续践行“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的立国兴邦精神”，实现了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建立建设新中国”的各项战略任务，以“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的决心和意志，在打破一个旧世界的同时，继续筹备建设一个新世界，就是要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继承发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接力赶考精神，实现了为新中国奠基的历史使命。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过去的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走好新的赶考路，一是要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斗争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我国发展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这就需要我们准备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既有敢于斗争的勇气和善于斗争的智慧，也有敢于胜利的决心和信心，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二是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今天，我们党走过了百年的风雨历程，经过了70多年的长期执政，取得了伟大成就。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依然需要发扬革命斗争时期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始终保持大无畏革命气概，保持昂扬斗志，奋进在新的赶考路上。三是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在新的赶考之路上，中国共产党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要树立“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的忧患意识，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的新特征新要求和发展面临的新矛盾新挑战，以忧党忧国忧民的责任担当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作者为西柏坡纪念馆党委书记）
责任编辑：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