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第二条路
经济上的溃败，难免会反映在政治上。与之相应的是，自1991年到2000年，日本政坛上，出现了7个首相：海部俊树、宫泽喜一、羽田孜、村山富市、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朗。他们走马灯般上台下台，将记忆力极好的瓜子弄得晕头转向。
为了振兴经济，每个首相上台后，为了向选民表明自己“爱日本，拼经济”的决心，都会很快宣布“×万亿日元”、“××万亿日元”、甚至“×××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一个较小的副作用是：初时，瓜子震惊于数额的庞大，后来见到了频繁的刺激措施似乎仅仅带来了惨淡的效果后，直接导致瓜子对“庞大数字的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失去信心也失去兴趣。
日本政府也从1992年8月开始以追加预算的方式实施了十余次经济振兴计划，1992年到1999年，日本发行的普通国债约达142.28万亿日元，用于刺激经济的财政投资达125万亿日元，再加上1997年以来为稳定金融秩序而投入的，总额将近190万亿日元，总国债余额占GDP比重从1993年的67.9%上升到2000年的135%。
这专门为刺激经济拨出的大笔资金，在日本国内并未真的得到“刺激经济”的效果。于是，直到今日，日本政府的巨额经济刺激措施仍然不断出台。
在大笔的日元投资资金形成的巨额流动性的推动下，按照规划，日本已经布满了铁路、公路、机场的狭小国土上，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连续不断。
然而，烦恼的日本人发现，经过连续百年的建设，日本国内已经没有地方容纳这些铁路、公路、机场了。于是，滑稽的场面出现了：在已有的铁路、公路旁边，建造起止、走向、功能相同、平行的第二条、第三条线路；或者硬把山包上一层水泥外壳；或者在荒凉绝域的北海道建造高等级公路——这些路上常年没有人迹，只有野熊出没，于是有人讥讽日本人造了“给野熊走的路”； 或者在鸟不拉屎的荒凉绝域建设机场——管它有没有飞机停降，反正刺激了经济。
这一切，在日本影片《麻辣教师GTO》中完美而形象地反映了出来。影片一开始，反町隆史扮演的鬼冢英吉骑着摩托车，在北海道一个荒僻小镇（幌比内）的高等级公路上行进。全长一个半小时的影片中，我们清晰地看到，这条宽阔的公路，从头到尾，只有鬼冢英吉、漂亮姐姐藤原纪香、一个抢劫犯，以及追捕该罪犯的一堆警察走过——这就是日本滥发货币、强行推动的经济刺激计划的可笑结果。
于是，在持续多年的治理后，日本坏账数额之巨大依然让人看了就头大 。什么是坏账呢？抛却经济学家的解释，我们不妨给出一个自己的解释：就是不能产生经济效益的投资，比如日本那些只有猴子和狗熊走的高速公路，以及落满了鸟粪而少有飞机起落的机场。
同时，作为数十年如一日“积极财政政策”的必然结果是，日本国债、私人负债和总债务额持续增加。而最让人头痛的消息则是：2010年媒体报道，日本国债规模已经突破GDP总量的200％——日本人疯了！
资金转化为钢筋水泥，留在了“铁、公、基”（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上，但是资金推动的流动性却仍在继续流转。
这巨额资金汇成一股洪流——我们称之为巨量流动性，在日本的“铁、公、基”上稍做停留，便流出日本，出海寻找高回报的领域去了。
不要忘记，资本总是追着“低风险、高回报”的利润的。这是它的本性。
为着追寻高利润的领域，日元流动性到底去了哪儿呢？
据瓜子所知，这笔钱，至少去了两个地方：
其一，在海外购置优质资产。
资料显示，日本在海外的净资产迅速增加，1986年达到1804亿美元，超过号称“食利大国”的英国，爬上世界第一的宝座。
此后，除1990年外，日本一直保持了世界最大纯债权国的地位。2002年末，日本的海外纯资产余额达1753080亿日元，按当年12月的平均汇率折算，约为14338亿美元，与“广场协议”前的1984年相比，增大了18倍以上。
我国驻日本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唐淳风先生的调研报告显示，到2000年底，日本的海外总资产一举增加3317亿美元，达到32046亿美元。其中仅海外证券方面的资产，就达到13280亿美元，超过其海外总资产的三分之一，足见其资本运行力度之大。
这些资产，有秘密的，有公开的。据我们所知，其中包括发展中国家（当然包括中国）众多矿产资源、石油资源的股权、开采权、优先购买权等。其中，最惹眼的，就是日本事实上参股，甚至控制的世界三大铁矿石企业（淡水河谷、力拓、必和必拓）。
还是让资料来说话吧：
三井物产与巴西淡水河谷真正走向联合，是从2001年三井物产帮助淡水河谷成功并购巴西资源公司CMM公司开始的。三井物产本就拥有CMM公司40%的股份，后又从CMM创始人的孙子Frering兄弟手中买进60%具有表决权的股份，彻底并购了CMM。之后，三井物产将一半的CMM股份卖给淡水河谷，帮助后者成功控制了CMM公司。
此后，三井物产继续深化与淡水河谷的合作，双方于2002年4月签署了战略联盟协议，正式将合作关系扩展到铁矿石业务之外，包括三井物产向淡水河谷出售采掘机械，提供运输铁矿石的铁路车厢，以及建立沿海集装箱运输和物流合资企业等。合作中，三井物产还对淡水河谷给予金融援助，在日常工作中，双方还有着非常密切的人员交流，例如三井物产派人出任淡水河谷的客户经理，双方还建立了情报互换机制。
2003年9月，三井物产出资8.3亿美元收购了Valepar公司1960.7万股的普通股，Valepar公司是巴西淡水河谷的控股公司。此次收购的股份相当于淡水河谷总股份的5.05%和淡水河谷公司7.84%的普通股。由此，Valepar的股份构成是：Littel（四家巴西养老基金）持股58.0%、Bradespar（巴西发展银行的投资公司）持股17.4%、三井物产持股15.0%。然而，前两位股东是巴西当地金融机构，没有商业经验，并非实际经营者，而三井物产则派遣业务主管进入了淡水河谷的行政委员会，成为事实上的公司经营决策者。
再谈三井物产与力拓、必和必拓的联合。
事实上，三井物产在澳大利亚投资经营铁矿山已经有很多年，与力拓公司关系密切。三井物产已经部分拥有力拓的一项核心资产，即位于澳大利亚 Robe River的铁矿石业务。1965年，三井物产投资Robe River铁矿山，1967年，继续投资澳大利亚的Newman铁矿山。目前，位于西澳大利亚的West Angelas铁矿山和Pannawonica矿山由力拓公司、三井物产、新日铁、住友金属工业公司共同拥有和开采。
三井物产与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三井物产在西澳大利亚经营三座铁矿合资企业Mt. Newman、Yandi和Mt. Goldsworthy，必和必拓、伊藤忠商事和三井物产在每一家合资企业的股权都分别为85%、8%和7%。三井物产还连续出台增资计划，以提高企业的年产能。
此外，三井物产与必和必拓在澳大利亚以外也有联盟关系。2006年11月，必和必拓向三井物产出售了其在西南非洲纳米比亚油气田15%的利益，此宗交易标志着日本公司首次获得纳米比亚的勘测许可。
除了三井物产以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另外两家财团——住友财团和三菱财团，也和力拓、必和必拓有密切的合作关系。比如，力拓拥有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Northparkes铜金银矿80%的股权，其合资方住友商事拥有6.7%，住友金属矿山公司拥有13.3%。另外，力拓加铝与住友商事合资拥有新西兰Boyne岛铝冶炼厂，其中力拓加铝拥有该厂79%的股份，其余21%股份由日本住友商事持有。三菱财团的综合商社三菱商事则与必和必拓共同在澳大利亚经营全球最大的炼焦煤供应商必和必拓三菱联合公司（BMA），双方各持有50%股份。三菱商事与必和必拓在铝和铜项目上也展开密切合作，三菱商事持有莫桑比克Mozal铝冶炼厂10%的股份，必和必拓持有47%。三菱商事持有智利Escondida铜矿少量股份，必和必拓持有57.5%。三菱商事持有秘鲁Antamina铜锌矿10%的股份，必和必拓持有33.75%。说明一下，三井财团与住友财团的金融系统合并成了三井住友金融集团，两家是亲兄弟关系。
（引用自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白益民2009年7月20日发表在《第一财经日报》的文章《深入布局：看日本人如何玩转全球三大铁矿石巨头》）
看到这里，我们立刻就可以明白了，为何铁矿石谈判，日本企业总是抢先接受大幅度涨价的要求！感情人家是两口子，倒腾铁矿石开的是夫妻店：自己买、自己卖着玩，倒霉的就是外来户——中国。
其二，建立大规模的生产基地，并且进行大笔投资。
地点，主要就在东南亚。这点，日本人做起来顺手无比，然而中国人做起来就无比艰难，原因很简单，有人掣肘。这个“人”是谁？为什么掣肘？这些，我们且不着急，我们留着放在后面慢慢聊。
于是，仅仅在1995年到1998年间，流向东南亚地区的日元海外贷款，粗略估算有2600亿美元。这些钱，有力地推动了东南亚各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并且推动这些国家在1997年前形成了巨大的经济泡沫。
这个超级大泡沫，其表现，与日本泡沫如出一辙——以楼市为代表的资产价格飞涨。
这个泡沫，始于日元大幅度流入，破裂于日元大幅流出东南亚国家之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1996年到1999年间，日本银行在五个发生危机的国家减少了474亿美元的贷款，1995年到1999年间，在东南亚地区总共减少1925亿美元的贷款（大部分在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正是日本银行的撤贷，制造了东南亚的急剧信用紧缩，成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导火索之一。
那么“之二”呢？
原来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界就有个名词，叫作“日元套利资金”。
其背景是日本进入经济大萧条后，为了刺激经济，日本政府将利率不断调低。1991—1995年，日本银行先后9次调低官方利率，共降低5.5个百分点。1999年，日元的利率已经降低为0.5％。算上通货膨胀率，日元的利率实际上是负的，贷款成本低到没有，甚至只要借钱了，就等于赚到了。
在这种情况下，大批国际职业投资者，包括躲躲藏藏的众多金融大鳄，从日本的银行借出日元，在其他国家进行投资。
加上自发从日本流出的巨量流动资本，两股力量聚在一起，规模惊人，甚至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点，掀起惊天动地的金融巨浪。
1997年，日本因为自身银行系统的危机，在先前大笔投资东南亚并且制造了巨大泡沫的基础上，突然撤资，造成了东南亚急剧的通货紧缩局面。
在这样的背景下，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投机资本，以本身资本加上裹挟的巨量“日元套利资金”，先将泡沫尽力推高，然后突然出逃，直接捅破了东南亚经济泡沫。
在获取巨额利润后，索罗斯们打着饱嗝回去了；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夹着皮包来了。
为了求IMF和世界银行救助已经乱作一团的经济，东南亚、东亚各国和地区含恨接受了屈辱的条件。其中的核心就是将国家金融主权拱手相让，送于IMF和世界银行背后的大老板，就是欧美资本。
以排外、自立著称的韩国为例，谁能想象其金融行业半壁江山早已归属他人？ 1997年以前，韩国政府规定外资对韩国银行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4％。这个比例，在中国的证券市场，连举牌都不够格。
金融危机后，一切全变了：2004年9月末，韩国普通银行的外国人持股率达到59.2%（1997年末为16.4%），1997年末，外资银行资产占韩国国内存款银行总资产比率为8.5%，到2004年末上涨为22.4%，外资银行的总资产规模达到270兆韩元。
韩国最大的几家银行中，第一银行、外换银行、韩美银行、新韩控股、汉拿银行被美欧资本控制的股份均至少超过一半，而韩国最大的银行——韩国国民银行70％的股份被外资控制。
经过金融危机的洗礼，大伙儿都明白了一点：控制了一国之金融业，即控制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如此看来，青瓦台（韩国总统的办公地点）主人——那位名义上的总统，不过就是欧美资本家的半个员工而已。
哈韩的同学，如果一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请看下面的公开资料：
金融危机以后……韩国制定了《外国人投资促进法》，金融（银行、证券、保险等）市场完全向外资开放，取消了外国人对金融企业投资所占股份的比例限制。
外资占韩国银行市场的比重立刻直线上升：1998年为6％，次年便翻了一番，2004年达到33.7％，7年里竟增长了5倍，而在韩国最大的几家银行里，则掌握了60%~70％的股份。
2005年底，韩国证券市场中外资比重占39.7％，在世界经济最发达的33个主要国家里居第八位，比这些国家平均比重高出11个百分点。
在保险市场上，外资所占份额也在2004年底达到了16.5％。
韩国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金融危机以后，韩国共发生30宗大企业（指资产总额在2万亿韩元以上，约合20亿美元的企业）购并案，其中有20家由韩国本国资本购买，另有10家被外商购买。
韩国投资者收购的均属于战略性投资，即并购企业是用来经营。而被外商买下的10家企业中却有一半则属于财务性投资，即买下企业后加以包装再转手倒卖以赚取差价。
而且，在外商并购的上述10家企业活动中，用于财务性收购的金额远远超过用于战略性收购金额。前者平均为1.15万亿韩元，后者仅为6384亿韩元。
2003年10月，美国私募投资基金龙星基金以1.32万亿韩元收购了韩国外换银行（其功能和地位相当于我国的中国银行）50.5％的股份，2006年5月，竟以近6万亿韩元的高价转让给韩国国内最大的国民银行——仅仅30个月，龙星基金就获得4.5万亿韩元，超过四倍的差价收益！
这龙星基金，仅仅是个小角色而已。高盛、雷曼兄弟等重量级的大鳄，获利百倍于此。
可怜的韩国人，被掠夺的惨剧并未停止，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韩国人再次被趁火打劫。请看韩国KBS（韩国广播公司，Korea Broadcasting System）网站的报道：
（2008-11-01）纽约消息：世界三大信贷评估机构之一的标准普尔公司10月31日宣布，该机构把国民银行、新韩银行、外换银行、哈那银行等韩国7家银行从观察对象名单中删除。
标准普尔公司于10月15日以上述韩国7家银行处于外汇流动性不足状况为由，把它们列在观察对象名单里。该公司说，韩、美央行已经签署规模为300亿美元的双边货币交换协定，解决了外汇不足的问题，因而恢复了信用，因此决定，把韩国7家银行从观察对象名单中删除。
这个新闻，换句话来说就是：300亿美元，是韩国领军的七大银行、金融稳定、国民经济获救的关键。若套用1997年的经验，我们非常容易就可以推断出来：提供这300亿美元的那个神秘人物、国家或者组织，将会从中获利——巨额收益。
韩国的悲剧是整个东亚、东南亚国家（曾经的“四小龙”、“四小虎”，还包括日本）的缩影。
整个事情的始末，就是一出悲剧！不对，应该是两出——索罗斯洗劫第一遍，然后IMF和WB笑嘻嘻地手挽手闯了进来，洗劫第二遍……
等等！
事情还没有结束，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还在排队等着打扫战场呢。受害国人民的工作全丢了：因为怕受害国家的人民悲伤过度，影响工作，于是，他们的工作，以及他们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由中国人民接手了！
那丢了现有工作的他们，以后做啥呢？很简单，国际社会召开大会讨论这个问题。
在这个团结的、胜利的大会上，欧洲、美国、中国以三票对一票的优势，挫败了一小撮捣乱分子的阴谋，顺利通过了决议。会议决定，东南亚（“四小龙”、“四小虎”）做中国人留下的工作，担任中国人民留下的重任——出口资源和能源，并且兼职做中国人的半成品加工车间。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终于感到有些喜剧元素出现了——中国人升级了，从最低级的活，升到了高一级。虽然还是打工仔，不过也是巨大的进步啊，为了这一天，中国努力了50年！对于有疑问的同学，我们还是建议他们去查询中国出口商品结构构成的变化。再说一遍，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国出口商品的主体，还是石油、煤炭等能源，稀土等矿产资源和木材、农产品等初级产品，稍有技术含量的大宗出口物资，就是纺织品了。
大度的中国政府宣布，亚洲金融风暴期间，人民币坚决不贬值，从而减轻了亚洲国家的压力。在2010年召开的国际会议上，英国《金融时报》承认，东南亚国家认为此举救了他们。
不过，若是在搜索引擎中稍稍花一点点时间，即可查到这样一些数字，我们仔细体会一下，当能咂摸出些许奇妙的味道：
1984年：1美元兑换2.320元人民币
1989年：1美元兑换3.765元人民币
1993年：1美元兑换5.762元人民币
1994年：1美元兑换8.461元人民币
……
话题扯远了，大伙儿的思路还是应该回到日本人身上来。
我们已经提到，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日元资本的滚滚洪流，涌出国门，这个“滚滚”有多么汹涌呢？资料显示：1995—2004年，日本每年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净输出国，这个时期内，日本向世界输出的资本达10000亿美元以上。仅2004年，日本的资本净流出达1720亿美元。
上文中，我们也提到了日本资金的两个战略性流向：第一，在全球收购优质金融资产和矿产资源；第二，在东南亚建立生产基地。之所以形容为“战略性”流向，是因为这些努力，成功了，会为日本带来持久、长远、丰厚的战略性收益；失败了，将会彻底扭转日本国家发展的走向，甚至影响整个世界经济、世界政治局势。而且，事实上也是如此。
然而，日本资本还有第三个重要的去向，那就是支持了美利坚人民热火朝天的资本主义建设。
1991年后带领美国打赢冷战的老布什总统得意扬扬，放眼天下，两个最强悍的敌人都倒下了：日本经济帝国被重创了，苏联解体了。如此辉煌的战绩，在美国历史上，也算独一无二了吧！老布什信心满满，全力争取连任总统。
然而现实的美国人民给了他当头一棒：出局，克林顿上台。原因只有一个：经济搞得太烂了。
克林顿上台，在吹好萨克斯管的同时，做好了自己的本职工作。
社科院专家、中央货币政策委员会前重要成员余永定先生在2001年发表的《美国经济：十年扩张的终结》中说：“过去的十年，是美国经济急剧扩张的十年。”而早在1995年发表的《强劲回升的美国经济》中，余老就说：“1994年，经过多年的苦苦挣扎，美国经济终于走出隧道尽头，进入了全面复苏。”
总结一下，余老的意思就是，美国的经济在1990年到2000年间强劲增长，但是真正的增长，事实上开始于1994年，到2000年结束。
1992年老布什下台，美国经济复苏；2001年小布什上台，美国经济开始下滑。换句话来说，搞烂国家经济，布什家是好样的；搞好国家经济，布什家就黔驴技穷了。
也就是说，美国经济好，全是人家克林顿的功劳。
克林顿搞了什么项目，把美国经济搞上去的？
城市拆迁？还是来料加工？或者是旧城改造？
都不是。克林顿选择的是“国家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换言之，就是现在大家已经熟知的IT经济（又叫网络经济或者新经济），当时还有个新鲜名字，叫作“知识经济”。
在美国发达的创业板市场和风险投资体系的支持下，美国国内全面推进所谓信息技术时代的到来。
注意，在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创业板市场都不成功，甚至是在某些国家，创业板被很多人认为就是“骗子云集的市场”：股票投资者是骗子，项目推出人是骗子，上市企业是骗子，股评人是骗子，财务报表是骗子，预期收益是骗子……
相形之下，日本国引领世界新技术革命潮流、占领全球技术制高点的突出代表就是机器人项目，而且日本的机器人研究已经取得重大突破，并且全面赶超美国同行。这点，在80年代已经成为事实，这也是美国决心狙击日本经济的原因之一。而且，美国人成功了，美国人的“知识经济”变成了耀眼的新星，万人瞩目。而日本人的“机器人经济”，直到今天，仍然处在全球经济地图的角落位置，少人搭理。
作为狙击日本经济成功的意外收获，大批廉价的日元资本滚滚流入国际市场。在直接支持了美国的房市、车市之外，当然不会忘记流入当时红红火火的美国纳斯达克（NASDAQ）市场和风险投资领域，为美国当时更加红红火火的信息技术研发和推广提供丰裕的资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