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快速增长，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光纤宽带网络，千兆光网具备覆盖3.2亿户家庭能力，5G基站超过160万个。“东数西算”工程已带动各方投资超过1900亿元
文 | 陈毅贤
中国数字经济目前处于持续高速发展阶段，面临着市场监管问题与企业经营创新挑战。分析中国数字经济演进过程可以发现：现行市场监管体制不能良好支撑快速发展的市场需求，相关立法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数字经济行业与技术的形成与完善；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并将先进管理理念注入企业运营，但现阶段企业经营在组织结构转型、人力资源管理、数字产品创新、服务理念转变等方面仍迫切需要创新。
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全球数字经济规模持续增长，数字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逐年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达到38.6%，比2005年的14.2%提升24个百分点。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总量突破8000亿元。快速发展的中国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
数字经济下的企业经营机遇与挑战并存，数字科技的创新也推动了企业创新和数字化转型。第一，数字经济与传统行业融合发展，不断推陈出新，优化了客户体验和资源循环利用率；第二，科技创新和科技转化提升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使得企业从规模化经营进一步向依赖科技发展转型，加速了传统行业功能转换；第三，AI技术、大数据、区块链等的广泛应用，网络化“无接触”经济的发展，科技服务和网络服务的进一步衍生发展，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条件。企业为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主动转变经营模式，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
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专题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强平台经济治理，有关部门要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方针完善既定方案，坚持稳中求进，通过规范、透明、可预期的监管，稳妥推进并尽快完成大型平台公司整改工作，红灯、绿灯都要设置好，促进平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要突出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并重，健全完善协同监管规则制度，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建立健全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市场监管、宏观调控、政策法规体系，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为平台经济领域构建多元协同有效、监管与发展并重的反垄断治理机制提供建议，以保障市场创新环境、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从而构建公平与效率并重的平台经济运行体系。
在2022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等部门释放政策利好，将“适度超前”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大力发展产业互联网平台，支持数据交易所建设，推进数据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等，持续激发数字经济发展潜能。目前，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快速增长，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光纤宽带网络，千兆光网具备覆盖3.2亿户家庭能力，5G基站超过160万个。“东数西算”工程今年以来已带动各方面投资超过1900亿元。
过去20年，随着交易中心由商场、书店、菜市场、交易所，逐渐变成了电商平台、知识付费平台、生鲜平台、金融平台。表面上看，是线下到线上的转变。然而背后的逻辑是，谁掌握了更多的交易节点，谁就有可能成为交易中心。于是，在这种交易节点变化与争夺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多例如用户泄露、平台强制二选一、流量价格步步高升等问题。伴随着市场垄断竞争的发展，为了防止用户的利益受到侵害，为了让资源的流动更加高效，市场监管体系也变得逐渐完善、敏捷。
基于这样的市场背景，市场监管如何更加有效、企业经营如何持续创新这两大问题，成为数字经济时代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数字经济下的企业市场监管
如何设置数字经济的红绿灯？
当谈论市场监管的时候，答案不应该是非黑即白的对与不对。一定要结合商业进程评估。当下，我们正在经历从平台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跨越。工业4.0、Web3.0、区块链、AI等新理念、新技术不断涌现，各行各业的底层技术和基础设施正在被重构。整个数字经济商业还处于技术曲线的爬升阶段。民营企业是天生的探险家。鼓励这些创新者去放手一搏，如同“世上本没有路”，大家都在探路，方向大致清晰，但走的人还不够多，这种阶段，市场监管就不能一下把红绿灯立起来，将平台经济的监管政策和手段简单粗暴地照搬过来。而是要思考如何跟上并理解新商业的发展，如何把交通标识先立起来。例如在2013年，金融科技刚开始在国内探索落地。扫码支付、余额宝等技术和产品刚刚崭露头角。当时的市场监管就相对宽松。伴随行业的发展成立了很多金融科技相关的协会，积极听取意见；让创新者参与进来，共同制定监管政策和手段。
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两个典型成就：其一是效率，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了全行业的落地，并且达到了全球领先的行业地位；其二是激活，创新成果在产业链中充分流动，带动了整个金融体系的升级。以银行业为例，过去银行的风控效率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资金的使用与流转，对于一个想要通过抵押鱼塘来换取发展资源的生意人，这条路是被完全堵死的。但是在金融科技行业快速发展的推动下，倒逼银行风控系统深度改革，全面接入大数据，通过掌握鱼塘的上下游交易与周转等数据，来实现快速审核、快速放款，整个过程时间缩短了数十倍。进而随着更多银行传统业务与产品的效率提升，让本来只能服务于征信数据好、资产配置优质客户的金融服务，快速向之前服务不到或不想服务的二三四线城市客户渗透，实现了普惠金融在中国的全面推广，极大激活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消费与企业创新创业发展。
反观当下数字经济的发展，国内企业往往面临着两大市场监管风险：第一是估值交易风险，第二是数字安全风险。数字经济企业的技术与用户突破，通常需要大量且持续的资本扶持，由于国内尚未建立起较为合理的企业估值、股权交易、上市并购的评价准则与资本通道，如果市场对“泡沫”的容忍度不高或不乐观，企业很难安心发展。而数字安全风险更为严峻。随着产业数字化的不断发展，企业对于数据的挖掘与应用越来越具规模化。其中涉及个人与国家的数据采集、使用与保护，一方面是缺乏对于数据敏感性的定义与标准，企业随时可能面临违规；另一方面是对于数据的管理和监管，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运营成本。于是，一些企业家由于对监管的预期不明朗，不得不选择“肉身出海”，即把公司总部放在新加坡、迈阿密等国家和地区。
而数字经济时代与平台经济最重要的一点不同，就是用户和交易更趋向于全球化。未来的一切竞争，都将建立在一个世界级的Web3.0、区块链、DAO等理念和基础设施之上。如果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由于实行的监管手段过于严格、单一，导致一些类似当前HTTP协议、SWIFT码这样关键的“卡脖子”的技术无法在国内释放活力，只能在国外市场落地、发展，那的确是一件很令人惋惜的事情。因此，笔者认为当下监管的核心，应当在于警惕类似P2P一样的大规模泡沫破裂。就像球场上的裁判除了要判罚，更重要的职责是要让比赛能够顺利进行下去。
站在宏观的角度来看，从日本、韩国乃至欧洲的发展历史中，我们看到过很多技术与经济封锁的案例，从近几年的贸易战，到当前的芯片战，我们也遭受了很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举措。那么我们基本可以判断，在未来的数字经济时代，竞争和制裁一定是不断加剧的。因此开放通道，加强市场验证，是最有效的手段。科创板和北交所的设立就是很好的信号，这背后不仅是打破了国内股票市场对企业利润的刚性要求，为手握硬科技的企业铺平了融资与品牌的上升通道，更是体现了国家对核心技术投资的决心。因此，无论是市场监管还是企业经营，后者不能把目光只放在当前的市值和市场份额上，而前者也不能在核心技术与体系的价值创新与投入上制造阻力。
那么，数字平台市场监管如何有效？
第一，转变对数字平台的监管模式，由属地管理向异地协同监管转变。数字经济为互联网提供了时空发展平台，成熟的数字化平台可以为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企业和个人服务，目前的属地监管方式已滞后于数字平台发展，亟须建立跨越时空的协同监管体系。
第二，由纵向条线监管向横向跨部门监管转变。数字经济的跨界融合特征决定了监管部门涉及多行业、多部门，监管执行中容易产生职责不明确、目标不清晰、监管合力不到位等问题，平台经济要求转变行业分类化监管模式，构建部门协同监管体系。
第三，从报备督导型监管向穿透式监管转变。突破区域限制的数字经济平台，其行政许可、行业资质核查、监管报备审批等不同于传统的企业，需要监管部门积极构建平台监管标准，实行穿透式监管，确保不遗漏监管盲区，加强过程监管；建立信用信息监管体系，加强企业承诺履行机制，完善数据产业线上和线下监管体系，完善“数据+信用”为核心的穿透式监管体系。
第四，推动政府和平台开展合作监管。数字经济带动了创业和就业，依赖于平台的发展，产生了大量中小微企业，急需监管部门与平台合作协同监管。平台企业是数字经济关联企业发展的载体，其积累了众多分散在全国的中小微企业和从业人员。平台承担着首要运营职责，监管部门可以下放部分职权，授权平台协同监管关联企业，形成“政府监管+平台治理”的层级化监管体系。
第五，加强国际化数据治理合作。数字经济的发展已经跨越国界，不同国家的监管标准存在差异性，为实现数字平台的跨国监管，各国政府需要加强平等合作协商机制，推动建立统一的行业标准，加强合作治理监管，减少和避免因监管差异阻碍经济发展的问题，共同推动数字经济稳健发展。
数字经济下的企业经营创新
数字经济为企业带来的最大机遇就是数字化转型。一方面，数字资产逐步成为企业资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企业基于数据不断创造新的经济价值和生态化的商业机会；数字化决策帮助企业更加有效地权衡利弊、持续改进经营结果。另一方面，数据驱动着企业组织向着更加敏捷、柔性的形态发展。企业的架构和管理模式的变革带来了生产效率与成本的红利，而数字化人才的素质提升帮助企业快速实现技术在业务与工作场景中的落地，形成增长的正向飞轮。
因此，企业必须要重构经营管理和持续发展的两个闭环。随着数字经济时代供需的匹配方式进一步发生改变，无论是ToC还是ToB行业，企业与外部上下游的关系将更加开放，合作更加紧密且竞争更加激烈，形成新的竞合状态。与此同时，经过近50年的引进和发展，西方企业的经营与管理理论，不断经历中国企业的实践检验与市场优化，开始诞生出一些新兴的、更符合中国特色的市场理论与模型。这些市场理论与模型在经营理念、组织架构、流程管理等方面崭露头角，为企业经营创新提供了具体方法和路径。从咨询与培训业务需求的变化上来看，企业越来越重视战略规划与管理的能力，组织与一线快速响应的能力，事业合伙人的协同与激励机制的能力等。例如，随着越来越多的95后、00后进入职场，他们对于工作意义的认知不再局限于工资、职位、稳定，而更看重个人的能力成长和价值实现。反映在工作中，就变成了对权限和责任的要求，对效率和协同的要求，对文化和理念的要求。如果企业还是以科层制、管控制、流程制的组织形态来构建生产关系，组织能力与活力无疑将受到巨大挑战。
在众多企业需要提升的能力中，敏捷能力是重中之重。如何让市场的需求与压力更快地传导到企业内部？如何让内部更快地把需求变成产品和解决方案并推向市场？如何更快地培养和历练懂经营的人才？如何让优秀的经验和方法更快地在部门间交流并被应用？回答好这些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支撑企业进一步迈向数字经济。
而对于成功迭代了自己经营闭环的企业来讲，还将面临持续发展的考验。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无法持续停留在“小而美”的状态。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行业的合作和竞争更加频繁和激烈；另一方面在于企业的核心经营管理者，将变得更加专业化、职业化与市场化。通过观察，发现行业里那些新涌现的、能够持续盈利与创新的企业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找到或通过机制设计培养出了一群具备数字经济经营意识与能力的管理者。
这意味着，尤其对于相对传统的企业来讲，过去企业的成功可能依靠市场与人口的红利，依靠独特的政策和资源，依靠创始人的强大牵引力。但是在未来，随着市场的规范与数字化工具的普及，企业的起跑线将被拉齐，企业想要持续发展，更多依靠的可能只有自己和核心经营管理者。这倒逼企业重新审视两件事：第一，我们有没有一个资本化的顶层设计；第二，我们有没有一套打造事业共同体的合伙机制。
在众多的企业家中，有不少人还抱着一种“作坊式”的经营理念。一方面是不愿接触资本，也没想过上市；另一方面是公司股权牢牢集中，不愿或不会分配。在数字经济时代，这种做法将很大程度地限制企业的持续发展。
海底捞的创始人张勇曾说过，海底捞的很多决策，例如出海、上市，他自己本来没有思考过，其实都是高管提出来的，最终才成为企业的选择。华为没有上市，但是通过内部虚拟股权的设计与激励机制的挂钩，在企业高速增长的时候，有效地解决了人才的稳定性与动力。因此，对资本化的理解，本质上并不只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资金和资源加速企业发展，而是为了搭建起一套优秀人才经营与流转的体系。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的公司、家族的公司，变成基业长青的公司。
调研发现在众多民营企业中，只有创始人独自在为企业的经营结果“兜底”。纵然企业有从目标到绩效再到激励的管理体系，但是很多管理者对于能否达成、达成的方式，以及是否还有利润等等事情，不负任何“兜底”责任，只对自己的KPI负责。这就意味着，企业无论何种经营结果，有现金、有利润大家来分，亏损老板一人来扛。顺境则已，逆境很容易分崩离析。同样是海底捞的案例，因为合伙人制，海底捞抓住了出海与上市的机遇。但是在疫情的形势上，张勇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下达了逆势扩张的决策，导致后来大规模闭店的经营问题，以及巨大的损失。因此，打造合伙人制，就是在打造真正为企业经营和增长负责的团队。企业要学会将经营能力转化为机制，例如用“战功制”解决团队对经营结果的承诺，用“举手制”解决团队经营绩效的考核和赛马，用“裂变孵化制”解决业绩与团队规模的同步扩张，用“经营委员会”来解决“一言堂”的问题等等。有这样的团队，才有科学的经营决策流程，才有责权利的高效分工，才有经营结果的保障和接班人的传承。
总而言之，数字经济下企业创新经营的魅力在于巨大的想象空间，企业是市场创新经营的主体，善于经营风险和敢为天下先是企业家精神的体现，市场监管要为企业发展提供平台支持和政府服务的视角提出相关政策和建议，助力企业持续创新和协同发展。面对数字经济带来的新机遇和挑战，市场监管必须依法在治理方面进行，要形成基于数字经济特点的新监管理念和模式，要按照有序竞争、共享利用、透明开放、多元治理、安全高效的指导原则，以包容审慎的政策措施，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要在不断调整的过程中，稳步构建规范化、法治化、透明化的数据治理框架，努力引导数字经济健康增长，实现以中国科技创新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者为国泰道合创始人兼CEO，中国企业敏捷研究院院长；编辑：王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