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尔滨平房区新疆大街23号，一座外观设计似飞机黑匣子的建筑，这个类似飞机黑匣子的建筑，就是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新馆。新馆于2015年8月全面对外开放，建筑面积约10000平方米，展览面积约5000平方米。
陈列馆建筑主体外墙和屋顶都选择了黑色的水洗石，渲染了压抑沉重的气氛，质朴无华但坚定有力。
一条斜插的下沉入口将人群导入建筑，与下沉广场结合在一起，将人们带入狭窄压抑的氛围之中。整体看，这个方盒子南北向倾斜3°，东西向倾斜6°，倾斜地嵌入基地。同时建筑高度被限定为12米，不能超过原遗址司令部的高度。这种低压的匍匐的姿态，减弱了建筑的体量感，也过滤了对城市街道的影响。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展览分为侵华日军细菌战、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研制细菌武器、实施细菌战、毁证和审判六个版块。全面揭露了以七三一部队为代表的日本各细菌战部队反人类、反文明和反伦理的本质及其战时犯罪、战争责任和战后危害，以唤起人们“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进而反思战争与医学、战争与良知、战争与和平。
“马路大”在日文中原意为“扒了皮的木头”。陈列馆门的方形木头和被扒了皮的枯树，应该是设计者用心良苦的隐喻，需要我们去深刻领会。
“反人类暴行”使用多国语言警醒世人。
1925年6月，日内瓦公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
日本也是《日内瓦公约》签约国之一。
序厅；日本侵略中国期间，违反《日内瓦议定书》等国际公法，有预谋、有组织地建立了以七三一部队为主体的细菌战体系,秘密进行了细菌武器研制、人体实验、活体解剖和动植物实验，准备和实施了大规模细菌战，给多国人民带来重大人员伤亡、经济损失和精神摧残，造成难以想象的人间灾难，严重危害了人类生存和自然生态环境。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展览，以其所承载的独特的历史使命，用大量日本细菌战罪证文物、历史档案和口述史料，全面揭露了日本细菌战部队反人类、反文明和反伦理的本质，以唤起人们对战争和人性的反思。
第一部分 侵华日军细菌战。
细菌战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进侵略政策的产物，日本军国主义者确定了进行细菌战的战略，想以低廉的代价，赢得侵略战争的胜利。为此，日本军国主义投入了充足的物力、财力用于细菌战研究。
日本于1927年召开了东方会议，制定出："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战略方针。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是日本天皇特批的，在日本军队当中，它是直属于日本军部的，直属于日本天皇的。
该部队于1935年在中国哈尔滨市平房地区筹建了生物武器研究、试验和生产基地。
在这个被称为“食人魔窟”的基地里，当时日本以活人为试验材料进行生物武器的研究与生产。
1932年8月，日本在东京陆军军医学校设立了细菌研究室。1933年8月，石井四郎将细菌研究室迁移到中国东北，相继在哈尔滨市区、五常背荫河和平房地区建立了细菌战研究基地。
其附属细菌实验场设在70公里以外的黑龙江省五常县的背荫河，该实验场也称“中马城”（因为有个叫中马的大尉管辖这个“兵营”，因此人们称它为“中马城”）。在关东军内部，称这支部队为“加茂部队”、“东乡部队”、“石井部队”，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开始了细菌战的研究、生产和人体实验。
1933年9月30日，“中马城”发生暴动，12名抗联战士成功逃出“中马城”，此后抗联三军多次袭击“中马城”。石井四郎感到把细菌实验场建在抗联游击区是错误的选择，他确信“中马城”的秘密已暴露无遗。后“中马城”陆续迁移，拆除设备，运往哈尔滨。
1933年，日本侵略者修筑拉滨铁路，在平房屯附近设置一个小站，称“平房站”。1935年，石井部队开始在平房站以北4公里处勘测，圈占土地。伪满洲国当地警察署驻在所设置了关于平房地区为"特别军事区域"的警示牌。
当时七三一部队为每个实验人员都配备了世界最先进的显微镜。低级官员使用单筒显微镜，高级官员使用双筒显微镜。
从1936年起，日军先后在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和新加坡等地陆续组建了细菌战部队，这些部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细菌战网络。
第二部分 七三一部队——日本细菌战的大本营。
七三一部队集中了当时日本军、医、农、生物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和最先进的仪器设备，进行着有组织有预谋的犯罪。七三一部队是侵华日军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的策源地和大本营，是惨无人道的“食人魔窟”。
石井四郎（1892年6月25日—1959年10月9日），日本千叶县加茂村人，日本陆军中将，医学博士，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首脑。七三一部队的创办者进行许多人体实验，研制了细菌武器而知名。在中国等地对无辜平民进行活人细菌感染、解剖生化实验，残忍程度令人发指，致使不完全统计约有3000余名中国人、朝鲜人、苏联人、美国人、英国人被活生生的残害至死，犯下滔天罪行。
石井四郎在1939年所拍摄的照片上佩戴的勋章。其中勋三等瑞宝章，是日本于1888年开始制定的勋章。从左到右主要包括：一是功四级金鵄勋章，日本于1890年2月11日(纪元节)制定的勋章。二是勋四等旭日小绶章，日本于1875年4月10日制定。三是勋四位景云章，伪满政府1934年制定。四是昭和六年乃至九年事变从军记章，日本于1934年制定。五是建国功劳章，伪满政府1933年制定。六是国境事变从军记章，日本于1940年制定。七是纪元两千六百年祝典纪念章，日本于1940年制定。八是支-那事变从军记章，日本于1939年制定。
七三一部队拥有从事细菌战研究人员2600余人，其中1名中将和4名少将级军官，80余名校级军官，判任官和技师达300余名，组织机构庞大，归日军参谋本部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双重领导。
七三一部队本部入口处，竖着一块牌子，写着“未经关东军司令官的批准，不得入内，违者按军机保护法处理”，落款是本部队长的名字。
七三一部队队员出入都必须持有部队颁发的通行证，去霍乱，伤寒教室听课的活动日程安排，都是在宪兵室参与制定下完成的。
战后，这些人民占满鲜血的七三一部队主要参与者在战后并未被追责，反而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
1932年末，为了加紧细菌战的研究，日本军部一再下令：要“以物质和名望来满足石井四郎的需要”。经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批准，在秘密账户上拨款20万日元。而在当时的日本还正处于经济大恐慌时期，20万日元可算是一笔很大的经费了。其他日本陆军部队的经费都处于拮据之中，而石井四郎的细菌战研究经费的预算却是在逐年地增加。
林口支队组建于1940年12月2日，1941年8月改称为“满洲第162支队”，隶属于七三一部队。支队营区位于林口镇与右城镇之间的东岗梁上（现称新城），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营区内除建有支队办公室、兵舍外、还建有带地下室的实验室（约1600平方米）、动物室及半地下圆顶式永久建筑。营区的北部是日军的飞机场，营区的西北部相距300米驻有一支日军的警备队。林口162支队是七三一部队所辖的四个支队中建制最大的一个支队，有人员226名，榊原秀夫是林口支队长。
第三部分 人体实验。
七三一部队使用中国和外国健康活人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体实验。
专门建立了人体实验核心区域四方楼，根据细菌武器研究需要，设置了研究班，分别使用鼠疫、炭疽、霍乱、结核、伤寒等50余种细菌和病毒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
七三一部队的试验者们，还在女“木头”身上进行梅毒试验。他们用马血等动物血和人血交换注射试验；把人头朝下吊起来的倒控试验；对人进行低压或真空的试验；把人胃切除，肠子和食道直接缝合的试验；把人胳膊锯下，左右肢交换接肢试验……
吉村班人员还强迫“犯人”裸露身体或仅穿单衣到室外接受冷冻，如果是夏季，他们就把人赶入冷冻室。经过无数次实验，七三一部队得出了用摄氏37度的温水浸泡是治疗冻伤的最佳方法。
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人体实验展区，一张张英文人体实验报告书复印件连成一面墙。这些报告详细记载了人体实验情况，包括解剖数据、彩色解剖图、器官感染路径和感染程度等。
７０多年前，因为在七三一部队进行活体解剖的突出表现，日本细菌战元凶、七三一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将自己的佩刀作为嘉奖，赠送给大川福松。
２０１５年冬，陈列馆馆长金成民再次赴日开展跨国取证。在日本友人前期沟通下，大川福松决定把这把刀赠予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作为历史见证，并与金成民签署了《收据兼誓约书》。
七三一部队解剖实验室，主要用来对细菌感染者进行人体解剖观察，同时也进行人体活杀解剖。这个解剖实验室，根据日本人提供的东京第一卫戍病房手术室的照片复原。
在人体野外实验中，既使用细菌，跳蚤和病毒，也使用毒气。
接受实验的人被绑在十字架上，飞机飞过来，投下细菌弹，让细菌弹掉落在由18到20人围成的圈内。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被实验者的情况，我觉得“他们很可怜”。
——尾原竹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补充兵
1945年4月，在黑龙江省安达县，“我是参加了在安达的杀人实验”，“4名中国爱国者”“被绑在安达演习场有相隔25米到30米的埋在地里的柱子上。”“一架轻（型）轰炸机飞到演习场上空，从150米的高度投下了陶器炸弹，在50米的空中该弹爆炸。”“我穿上了全套预防衣从五、六百米的距离观看了这种惨绝人寰的暴行。这个炸弹是填着可怕的炭疽菌的炸弹。让他们从鼻咽腔吸进绝对没有生存希望的肺炭疽，或因破片让他们发生皮肤炭疽，是一个特别残暴的罪行。我也是参加了这种罪行。”原林口支队长榊原秀夫供词。
特别囚车是七三一部队用美国产的道奇汽车改制成的没有窗户的专用汽车，用来从哈尔滨火车站等地接送“马路大”，每辆特别囚车，都配有十余副牌照，每次出入都换成不同号码。本汽车模型是根据七三一部队原队员越定南的手绘图和美国道奇汽车的等比例缩小改制而成。
1938年1月26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东条英机、宪兵队司令官田中静一和七三一部队长石井四郎密谋，出台了“特别移送”58号命令。
“特别移送”是各级关东宪兵队，警察局，保安局，特务机关和731部队内部使用的专有名词，是将被捕的抗日志士或其他人员秘密移送到七三一部队进行人体实验而残害致死的罪恶行径。这一惨无人道的行径，成为侵华日军的最高机密，其相关资料绝大多数被销毁。
毒气实验是七三一部队以活人为材料的实验中最残酷的一种。石井四郎的司机越贞夫亲眼看到731部队的实验人员每天三次将被关押的中国人推进密封的玻璃柜内，分别进行一度、二度、三度的毒气实验，直至将他们毒死为止。
1941年夏季，牡丹江站遭到了牡丹江日本宪兵队的彻底破坏。7月16日天刚刚放亮，张惠忠(张文善)完成收发报工作正要休息，发现住处已被日本宪兵和便衣特务团团包围。就在张惠忠被捕的同时，朱之盈、孙朝山也先后落入宪兵队之手，从此再无音讯。直到1950年，苏联公布了对日本细菌战犯的审判材料，在这批材料里留下了朱之盈、孙朝山、吴殿兴等人被“特别移送”到七三一部队秘密杀害记载。
敬兰芝 女，1922年1月6日生，现居住在哈尔滨市。抗日时期，在牡丹江与丈夫朱之盈一起从事地下工作，丈夫被日军抓捕后送至七三一部队做活体试验。
高大的电子屏矗立在展厅正中，随着数字变换，屏幕上被证实的实验者名字一个个地消失。每个名字的消失都意味着一个鲜活的生命曾被恶魔吞噬。
第四部分 研制细菌武器。
细菌武器是由细菌战剂和布撒装置组成的一种特殊武器。
从1937年起，七三一部队在选定细菌战剂后，根据选定细菌的特性开始研制细菌武器，先后研制了多种细菌炸弹。为了增加细菌投撒方式，还进行了细菌炮弹和其他类型细菌武器的研制。
气球炸弹是在亚太战争末期作为直接攻击美国本土的洲际武器被开发出来。
这是第一次明确地记录日本要从本土直接向美国投放气球的计划。1943年以来。以登户研究所为中心，连通部队内外的各部门横跨太平洋的气球炸弹研发正式开始。并在朝鲜总督府家畜卫生研究所进行对牛疫病毒的强毒化和活体实验成功，将其变成武器。战争后期，陆军中央担心美国报复，最后决定不再气球炸弹上搭载该武器。
第五部分 实施细菌战。
有人评价说，相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它战役，诺门罕是一场不为经传的战事。但是它对二次大战的局势发展却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诺门坎战役，又称哈拉哈河战役，是于1939年日本与苏联在蒙古边界诺门罕发生的一场战争，以日本关东军战败、苏联胜利而告终。
诺门坎战役是一场陌生的、秘而不宣的战争，使日本关东军向西侵略的企图彻底落空，进而促使日军不得不放弃“北进政策”而选择“南进政策”。
战争期间，七三一部队在诺门罕战争中首次使用了细菌武器。
关东军司令部从战争一开始，就指示石井部队拟定在诺门罕地区的细菌战计划。1939年7月13日，石井细菌部队碇常重少佐带头儿签下血书，带领22名敢死队员，向石井四郎递交血书的情景复原。
敢死队员在哈拉哈河乘2只胶皮筏顺水将22.5公斤伤寒、霍乱、鼠疫、鼻疽等细菌撒入河水中，向苏蒙军进行细菌战。竟有1340名日军染上伤寒病、赤痢病和霍乱，七三一部队军医和敢死队员，被细菌传染而亡命的达40多人。
虽然细菌战收效甚微，但是石井四郎仍因诺门罕战争的“突出成绩”被授予四级金鵄勋章。
七三一部队敢死队员鹤田关于诺门罕细菌战中投放细菌的证言。
七三一部队先后还在常德、宁波等地投撒细菌使几十万中国民众死于细菌战中。
此后曾数次组织远征队，配合日军的进攻战，对浙赣铁路沿线、湘滇等地区实施了多次细菌战，造成瘟疫大规模流行，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严重危害了自然生态和人类生存环境。
第六部分，毁证和审判。
1945年8月10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派作战科参谋朝枝繁春乘飞机到长春向石井四郎下达参谋总长关于七三一部队撤退的命令。
名义上朝枝繁春去满洲是让关东军投降，其实朝枝繁春还有更重要的使命，就是要监督销毁七三一部队的所有犯罪证据。
但苏联人的动作实在太快，没花多少时间就占领了满洲的全部机场，完成了任务的朝枝繁春再回不了日本了。
1945年9月6日，在长春的所有关东军高级军官分乘两架苏军飞机被押往伯力，里面也包括了大本营军使朝枝繁春中佐，那架专机当然也成了苏联人的战利品。
后来，苏联在1949年8月7日把朝枝繁春给放了，只关了4年不到。
1997年朝枝繁春在朝日电视台的节目中作证，承认他在长春对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长石井四郎军医中将说，“如果世界知道日本使用了活人来进行细菌和毒气及冻伤研究的话，天皇就会被作为战犯起诉。你们部队过去所进行的研究和研究的成果及其资料、器材都要从地球上永久地抹杀和消灭，不要留下一点证据”。
七三一部队溃退前，开始炸毁设备设施，烧掉档案资料，残杀实验“活体”，杀死或放跑染菌动物等。
石井四郎命令石井刚男使用毒气杀死特设监狱里的“马路大”，对未被毒死的人直接枪杀，然后将尸体浇上汽油焚烧，再将骨灰投入松花江灭迹。
这是一台炸毁后，保存比较完整的高压灭菌锅炉残体。这些锅炉是当年用来大规模制造细菌的。
1945年8月11日-15日，为保证七三一部队安全快速撤离，由关东军特批专列，并指示一路优先放行。从平房前后开出15列火车，每列火车20节车厢，七三一部队队员和家属全部撤离。
石井四郎为永远保守七三一部队的秘密，在逃跑时向队员下达三条禁口令。一是不准暴露七三一部队成员身份，二是队员之间不得相互联系，三是不准从事和七三一部队同样业务性质的职业。
早在太平洋战争之前，美国的军事情报机关就得知了日本在进行细菌战的研究。
美国相信这些研究数据具有相当高的价值，因为联盟国从未进行过此类实验。同时，美国不希望任何其他国家，特别是苏联得到这些数据。
石井四郎把从中国平房偷运回日本的3000人活杀实验的大量资料拱手送给了盟军司令部，其中有四篇论文，还有用细菌武器作活人实验和活人解剖的病理学标本及幻灯片8000多张。正是这些战争犯罪的确凿证据，保住了日本天皇和七三一部队军官这些战争罪犯罪恶的生命。
美国国务院在1947年9月的一份秘密文件中明确提出：“731部队细菌战的情报价值远远超过追究石井等人的战犯行为所产生的价值，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极为重要。”“不对石井等人作出免于战犯起诉的承诺，但（可以告诉他们），美国出于安全保障的考虑，不追究石井以及有关人员的战争犯罪责任。”
在东京审判中由于美国庇护石井四郎等细菌战犯免于审判。石井四郎逃脱了审判之后，他改信基督教还在东京开了一家诊所，过着默默无名的生活，直到1959年10月9日，石井四郎因患喉癌病死，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1949年12月25～30日，关东军末任司令官山田乙三等12名细菌战战犯在苏联伯力滨海军事法庭接受审判，被判处徒刑。山田乙三在苏联劳改农场里服刑半年后，根据新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达成的协议，包括他在内的969名战犯被移交给中国，关押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由于山田认罪态度和在监狱表现好，1956年75岁的山田乙三被减刑释放，乘坐日本红十字会包租的“兴安丸”客轮回国。1965年7月18日去世。这些日本侵华战犯中，一些七三一部队成员，在中国的改造、感化下，主动交待了他们曾经犯下的罪行。
中国1956年6月-7月先后两次在沈阳对涉嫌细菌战的45名日本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被判处徒刑。
其中包括部队林口162支队长榊原秀夫和参加特别移送的关东宪兵队宪兵及特高科特务。后分别于1959年12月、1961年12月、1964年3月被特赦回国。
七三一部队成员曾是细菌战的实施者和见证者。多年来，在和平力量的呼吁和感召下，部分参与细菌战的日本老兵纷纷站出来，揭露七三一部队的罪行。来自加害者的证言和忏悔，更加真实地还原了历史真相，更加深刻地揭露了七三一部队的罪行。
溃散不愈的伤口、残缺不全的肢体……至今，仍有相当数量的大规模细菌战感染者饱受痛苦折磨，在臭气熏天和疼痛如割中备受煎熬。
结 束 语；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展览，公开展示了日本细菌战和七三一部队的犯罪史实。全面揭示了其战时犯罪、战争责任和战后贻害，目的是启示世人认知、铭记、思考和汲取历史教训，进而全面深刻反思战争与医学、战争与良知、战争与和平，尊重人权与自由，倡导文明与和平。
“国际公约墙”长30米，高10米，标题为“禁止使用生化武器国际公约”，总计1413个字，几乎囊括了二十世纪初至40年代世界各国签署的所有关于禁止使用生化武器的国际公约。该十条国际公约的内容节选，是确认日本细菌部队在战场使用细菌武器罪行、在作战行动中使用细菌武器攻击中国平民罪行、进行细菌武器人体试验罪行的法律依据以及在难民营使用细菌屠杀难民罪行的法律依据，最终成为确认七三一部队犯下反人类暴行的法律依据。
诚如金一南所说，若说中国与哪个国家的关系最难说清，恐怕当属日本。
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给日本人以如此巨大的影响。从汉字到围棋，从论语到法华经，日本人几乎一成不变的从中国学去了这些文化精髓。
历史上也没有哪个国家像日本这样给中国人以如此巨大的伤害。自甲午战争开始，哪一次针对中国的战争，都少不了日本；哪一个帝国主义杀人都不像日本人那样在南京屠城。
中日两国，说不清的关系，说不清的恩怨，皆用这四个字带过；一衣带水。
因为一衣带水，联系方便，影响也方便；
因为一衣带水，掠夺方便，侵略也方便。
（拍摄于2020年9月5日 黑龙江省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