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00多年前的东汉时期，有一位抗疫英雄，他叫张仲景。他在当时的抗疫斗争中做出了杰出贡献。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三国志》对张仲景却只字不提。这是为什么呢？
下面我们从八个方面谈谈这个话题。
一、医圣的简介与贡献
张仲景(约公元150~154年--约公元215~219年)，名机，字仲景，东汉南阳涅阳县(今河南省邓州市穰东镇张寨村)人。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医圣。
据史书记载，东汉末期，汉桓帝时发生了三次大范围的瘟疫，汉灵帝时发生了五次大范围的瘟疫，汉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
这其中，尤以汉灵帝(公元168-188年)时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等几次的疾病流行规模最大。南阳地区当时也接连发生瘟疫大流行，许多人因此丧生。
张仲景的家族本来是个大族，人口多达二百余人。自从建安初年以来，不到十年，张仲景的家族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患疫症而死亡，其中死于伤寒者竟占十分之七。
面对瘟疫的肆虐，张仲景内心十分悲愤。他痛恨统治者的腐败，将百姓推入水深火热之中。对此，张仲景痛下决心，潜心研究伤寒病的诊治，一定要制服伤寒症这个瘟神。
建安年间，张仲景行医游历各地，为各地的老百姓治疗各种瘟疫流行疾病。他亲眼目睹了对百姓造成的严重后果，也借此将自己多年对伤寒症的研究付诸实践，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经验，充实和提高了理性认识。
经过数十年含辛茹苦的努力，张仲景终于写成了一部名为《伤寒杂病论》的不朽之作。《伤寒杂病论》集秦汉以来医药理论之大成，是继《黄帝内经》之后，又一部最有影响的光辉医学典籍。
《伤寒杂病论》奠定了张仲景在中医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专著的科学价值越来越显露出来，成为后世从医者人人必读的重要医籍……张仲景也因对医学的杰出贡献被后人称为''医圣''。
“惟张仲景方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参古今之法，不越毫末，实乃大圣之所作也。”这是金代著名医家成无己在《伤寒明理论》中，对张仲景的赞美。
清代医家张志聪说过:''不明四书者不可以为儒，不明本论(《伤寒论》)者不可以为医。''
后该书流传海外，亦颇受国外医学界推崇，成为研读的重要典籍。据不完全统计，由晋代至今，整理、注释、研究《伤寒杂病论》的中外学者记逾千家。
邻国日本自康平年间(相当于我国宋朝)以来，研究《伤寒论》的学者也有近二百家。
此外，朝鲜、越南、印尼、新加坡、蒙古等国的医学发展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其影响及推动。目前，《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仍是我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
二、医圣在《三国志》中竟未提及
奇怪的是，在《三国志》中，竟未提及这位“医圣”。
魏晋时，太医令王叔和（本名熙，以字行）与张的弟子卫汎交好，遂重新整理《伤寒杂病论》，使它得以流传，但存世仅《伤寒论》，无《杂病论》。
后来唐人发现一本旧医书，文风酷似张仲景，遂删伤寒部分，仅留杂病，即《金匮要略》）。
后代论张仲景，多从王叔和处来。可到了宋代，张仲景的履历突然变厚，成了“孝廉”，还当过“长沙太守”，并首次被确认为“医圣”。
从宋代到清初，人们还算客气，同时称伊尹为“元圣”，唐代韦讯为“医中之圣”，秦越人为“亚圣”。此外，宋代的钱乙、金代的李杲、明代的薛已和王肯堂、清初的萧京……也都曾被称为“医圣”（据余新忠先生《医圣的层累造成》一文）。
虽然皇家从未承认，但“医圣”渐成张仲景专属。余新忠先生指出，这是宋代、明清和1930年后三次“造神”的结果。
三、《伤寒杂病论》是否为医圣所写
张仲景是东汉南阳涅阳县（今属河南省邓州市）人。在《伤寒杂病论》开篇中，他写道：“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有学者认为，此非原文，是王叔和添入。假如确是张仲景所写，则透露了两个信息：
首先，张仲景出身巨族，依东汉察举制，确有可能当过孝廉。据《抱朴子》：“汉之末年，举士也必附己者为前，取人也必多党者为决。”张仲景符合这一条件。
其次，受“建安大疫”影响，张仲景开始学医。中国历史上有三次疫病高峰，分别在汉末魏晋、金元之交、明清之交，“建安大疫”是首次高峰的顶点。据《中国人口史》，公元157年，汉朝人口为5648万，到公元217年（建安二十二年），只剩1500万。
每逢战乱，大量民众脱离政府控制、不再交税，人口统计陡然下降，未必都是病死，但建安七子中，徐幹、王粲、应玚、刘祯、陈琳均死于“建安大疫”。曹植在《说疫气》中写道：“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那么，明明是瘟疫，为何张仲景却说是“伤寒”呢？
一方面，东汉末年中原气温骤降，被认为是引发瘟疫的原因；另一方面，伤寒别名瘟疫，东晋陈延之在《经方小品》中写道：“云伤寒是雅士之辞，云天行瘟疫是田舍间号耳。”
由此可以理解，为何汉末三国时期，道团（道教前身）和佛教开始流行，黄巾军领袖张角亦自称“大医”。
四、“建安大疫”是什么病？
“建安大疫”究竟是什么病？争论颇多，主要有两种说法：
其一，流感。因流传广、传染快，符合流感特征，但死亡率过高，非普通流感所能。
其二，鼠疫。据《金匮要略》，死者呈阴毒、阳毒症状，阴毒即浑身瘀青，阳毒即有红疹，很像鼠疫。
其实，直到明代，中国才有比较确切的鼠疫记载。只因“黑死病”（即鼠疫）曾重创欧洲，西方人便称它来自中国（此外有印度说、中亚说等，均证据不足）。意大利编年史家德米西称：1346年，蒙古大军为攻破黑海附近的城市卡法，用投石机将因鼠疫而死的士兵尸体抛入城中，“空气被污染了，水被毒化了，瘟疫蔓延起来。千人之中仅有一人能够幸免”。
德米西写得绘声绘色，但卡法被围时，他远在意大利的皮亚琴察，20年后，才据传说编出这段“历史”。德米西从没回答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鼠疫给欧洲带来灭顶之灾，却对蒙古大军影响不大？难道东亚人抵抗力超强？
据测定，14%欧洲人有Delta 32基因突变，可抵抗鼠疫，该突变发生在700年前，只有2%的东亚人有这种基因。这说明：
其一，东亚人抵抗鼠疫能力更差。
其二，东亚历史上未出现超大范围的鼠疫疫情。
传播鼠疫能力最强的是黑鼠，主要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中国家鼠以褐家鼠、黄胸鼠、小家鼠为主。北方少有黄胸鼠，褐家鼠则传病能力差，至于小家鼠，活动范围仅30米至50米。如果鼠疫来自中国，在传统交通条件下，几乎不可能传到欧洲。
可见，“建安大疫”并非鼠疫。
五、赤壁之战曹军败于瘟疫？
东汉末年瘟疫频发，可能与胡人大量进入中原有关。
汉代政策是，游牧民族只要不掠夺，即可入汉地定居，这为地方势力扩张提供了机遇。到东汉末年，几乎所有边镇太守都拥有胡人军队，这是割据的基础。
袁绍“抚有三郡乌丸，宠其名王，而收其精骑”；董卓则有西部羌胡兵；张绣、韩遂有氐羌兵；马超有“氐王千万叛应超，屯兴国”；曹操征服乌桓后，“悉徙其族居中国”；公孙瓒的部队中也有胡骑，刘备在他手下当别部司马时，统帅过乌丸杂胡骑；诸葛亮六出祁山，多与鲜卑轲比能联手。
游牧民族善畜牧，家畜可能将炭疽病、结核病、麻疹、血吸虫病、肝吸虫病、流感等传染给人，加上战乱等，给瘟疫流行创造了条件。值得注意的是，东汉末年的瘟疫多发生在北方，其中最离奇的是赤壁之战。
据西晋人虞溥所著《江表传》：“（周）瑜之破魏军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后书与（孙）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
《三国志·郭嘉传》则称：“太祖（曹操）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后来史家多认为，这是曹操为掩饰惨败而设的托词。但赤壁败后，曹军中仍有瘟疫，引人好奇：为什么曹军闹瘟疫，孙刘联军却没事？
很多学者提出，曹军遭遇的所谓瘟疫，应为血吸虫病。孙刘联军多南方人，抵抗力较强，曹军多北方人，受害更深。
六、医圣当过长沙太守？
血吸虫病即“山风蛊”，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的女尸中，便发现了大量血吸虫卵。一般认为，血吸虫病致曹军士兵大量死亡，而曹操仍取当时北方流行的处理方法——火葬，而非土葬。南方空气潮湿，木柴不易燃，大量尸体未及时处理，加重了疫情。
学者孙维旭指出：血吸虫病潜伏期为2周到3个月，多出现在夏秋季，而赤壁之战发生在冬季。且曹操南下后，接收大量荆州兵，他们也是南方人，为何没表现出更强的抵抗力？
孙维旭认为，这可能恰好表明，历史上争议最大的“张仲景曾任长沙太守说”是成立的。
称张仲景任长沙太守，最早出自唐代甘伯宗的《名医录》，此书已佚，经宋代范行准转抄，被视为信史。甘伯宗晚张仲景至少400年，此前王叔和、皇甫谧都没说张仲景当过官，宋代《太平御览》中也没提此事，可谓“孤证不立”。
长沙太守是要职，史籍记录8人曾任此职，即孙坚、苏代、张羡、张怿（张羡之子）、韩玄、廖立、濮阳逸、马俊。清代学者孙鼎宜称张羡即张机，但张羡死于建安六年（201）前，与张仲景不符。
学者马星雨等认为，汉代有“遥领制”，即不实际到任，仅享受相关待遇。
孙维旭则提出，身为南阳人，张仲景很可能在“火烧新野”后，随军南下。此时他已攻克了伤寒症，而冬季正是伤寒盛行时节，曹军损失惨重，而孙刘联军平安过关。因此大功，被刘备任为长沙太守，后刘备丢了荆州，张仲景自然也就离职了。
七、正史无载，但传说很多
曾任长沙太守，又是名医，《三国志》为什么忽略张仲景呢？
原因也不复杂，作者陈寿曾说：“（蜀国）又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
即蜀国没史官，留下史料少。《三国志》对蜀国人物的记录都很简略，《关羽传》仅1200字，连张飞、赵云、黄忠、魏延等开国功臣的出生时间都没记载。
正史无载，但民间关于张仲景的传说却很多，只是不太可靠。比如说张仲景发明了饺子，是为预防冬天冻耳朵，又称“娇耳”。事实上，直到宋代，“饺”仍读如“决”，一般写作角子，这是根据形状来命名，与“娇耳”无关。将面和副食包裹在一起吃，是游牧民族食俗，三国时传入中原。
再如说名医华佗曾赞《伤寒杂病论》是“真活人书”，此说见于《三国志·华佗传》：“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可见，华佗是说自己的书“可以活人”，但宋代孙奇认为：“每观华佗凡所疗病，多尚奇怪，不合圣人之经。臣奇谓活人者，必仲景之书也。”华佗、张仲景平生无交集，被孙奇硬扯在一起。
在张仲景时代，医仍被视为方术，《伤寒杂病论》中也有巫术内容，比如“烧裈（kn）散”，据说可以治伤寒。对此奇方，后人颇难解，只好硬解道：“裈裆味咸而腐秽，故能入少阴……药物虽陋，而用意至微，不因其陋而忽之，则升仲景之阶矣。”
八、一步步当上了“医圣”
虽然《伤寒杂病论》曾受巫术影响，但与《黄帝内经》偏重理论不同，它更重实证。张仲景提出11个对抗伤寒的方剂：桂枝、麻黄、葛根、柴胡、栀子、承气、泻心、白虎、五苓、四逆、理中。皆是临床经验的总结。北宋著名医家刘完素说：“（《伤寒杂病论》）使后之学者，有可依靠。”
张仲景开辟了中医史上全新的进路：不拘泥于理论推演，不纠缠于文献考证，一切以实证为准绳。这被称为中医的“实证派”，与坚守《黄帝内经》的“理念派”分途。
在实际诊病中，张仲景亦有创新。比如《黄帝内经》中诊脉，是诊全身各处，而张仲景重视少阳脉，在脚腕上，这启迪了后来医家，专按病人腕部诊脉。
宋代医家“神话”张仲景，因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城市化率最高时达20%，相当于1960年水平）。为应对陡然增长的医疗需求，只好推行“局方”，即不考虑患者具体情况，因病设方，只有《伤寒杂病论》能满足这一要求。
明清医家“神话”张仲景，则因明清之交，气候骤冷、战争频仍，进入又一个疫病高峰期，《伤寒杂病论》契合实用，故清代名医叶天士等对《黄帝内经》极为轻视，视张仲景为正道。
上世纪30年代医家“神话”张仲景，则是因西医重实证，而张仲景亦重实证，是中西医结合的契机。
历史是公正的，虽《三国志》不载，但在现实的持续需要下，张仲景还是一步步走上“医圣”的宝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