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林有壬留法时留影
核心人物：林有壬(1890—1976)，名振坤，字源真，龙溪县登科洲人(今龙文区朝阳镇登科村)，家住漳州东门街元魁庙隔壁(暨市新华东路177号。1999年旧城改造被拆迁，今为漳州市都市妇产医院)。1903年，考中秀才。嗣后进入汀漳龙师范学堂学习。期间适逢漳州辛亥光复，他任学生军队长，担负临时维持社会秩序任务。不久，南渡马来西亚，创办华侨学校。1915年返漳，创建龙溪县立第一女子小学。1918年撰写《南洋实地调查录》。次年，被选送留法勤工俭学，获都鲁士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硕士。1924年回国，任福建省立第八中学校长。不久，任福建省财政厅秘书，兼《福建财政月刊》总编辑。1932年以国务侨务委员会委员身份兼任暨南大学南洋研究委员会委员。1942年任福州市筹备处处长。1945年任哈尔滨特别市民政局长。1947年任台湾省民政厅副厅长。随即，返乡参加龙溪县国大代表选举。1948年11月以第二高票落选，后递补当选国大代表。嗣后，携带家眷赴台团聚。1950年当选为台湾省会计公会理事。1966年连续担任第一、二届龙溪同乡会理事长。1976年病逝于台北，享年86岁。
图：位于漳州东门街元魁庙隔壁林有壬旧宅之一
一、辛亥光复中的学生军翘楚
——林有壬与漳州辛亥光复
林有壬自幼博闻多识，聪颖好学，勤于思考，素有“神童”之美誉。13岁时考上县秀才(与其父林德飞同年参加秀才考试，时与考人员竞达七千人，龙溪县却只限(秀才)32名，林有壬名列第九，林德飞名列十六，父子同榜)，一时传为佳话。可当人们为此向他道贺时，他却心事重重地说，“国家至此，吾有何喜？”一副忧国忧民的形象呼之欲出，小小年纪便表现出了非凡的理想抱负。及至考进汀漳龙师范学堂，他便偷阅朝廷禁书，邹容《革命军》、陈天华《猛回头》等，大胆接受革命思想的洗礼，同时，不时与进步同学一起探讨民主共和思想，尤其在汀漳龙道尹文案兼任汀漳龙师范教习宋善庆老师(时为同盟会秘密会员)教育和熏陶下，他的思想更为成熟，革命热情更为高涨。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枪声，传到漳州后，血气方刚的他(时年21岁)再也按捺不住自己兴奋心情，闻风而起，积极响应宋善庆老师号召，参与了1911年11月漳州辛亥光复活动，从而在其人生华章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图：辛亥志士合影
1911年11月10日晚，在汀漳龙道教习宋善庆带领下，林有壬等几位汀漳龙师范学生与朱润卿、陈清福等同盟会员一起，突然冲入汀漳龙兵备道尹(简称道台)何成浩家，晓以大义，策其反正，并申明若执迷不悟，必如飞蛾扑火。随同的陈清福举起铁烟罐佯称手榴弹，厉声吓喊：“道台若不悬崖勒马，此物无情。”眼见大势已去，何成浩表示同意反正，于是连夜举家逃走。朱润卿则携带伪装炸弹威胁狱吏开监尽释囚犯，从而揭开了漳州光复的帷幕。
光复后，鉴于当前社会混乱状况，林有壬等在内的汀漳龙师范学堂学生及附属小学高年级学生数百人又在宋善庆老师带领下，成立了学生军(枪械主要由宋善庆老师负责向道署借取)，担负维护临时社会治安任务，以辅助地方军警，虽说装备不完善，士气却极其高涨。这些学生因长期深受宋善庆及其漳州同盟会的影响，富有革命思想和热情，故参与革命十分积极投入。
当时，学生军计一大队，分若干小队，领队者为林有壬、邱仁和、曾紫垣、杨鸿逵、陈济舟等，都是师范戊、乙两班的学生；而张金波、朱自楫、苏鹤年、林春元、管奋庸等，均系附小高年级生。同时，县第一高级小学堂学生陈铸(即陈寿西)、陈畴(即陈寿田)两兄弟，受县商会长陈廷佐的委托，也结合其同学潘澄峨、孙绍武、柯文钦、包国材、张厚坤等组织了“警察队”，但仅在光复初期维持地方秩序之责，旋即解散。后陈铸、潘澄峨、王兆庸和黄朴庵、管奋庸、郑祥鸾等，以参与光复有功，经省财政厅长陈之磷(即陈芷汀，漳州城东坂后街人。1911年福州光复后，福建省成立都督府。陈之磷出任第一任财政司长，后财政司改称财政厅，陈之磷为第一任厅长。)的介绍，分别被送入省陆军小学和马江海军学校肄业。应当说，林有壬等率领的学生军及学生警察在非常时期的非常行为，对维护漳州社会治安起到一定作用，功不可没。(摘引《漳州文史资料》第15辑—宋善庆在漳州、黄花岗之役生还志士—许赞元)这也是漳州辛亥光复的一大特色。
二、兴办女校，开风气之先
——林有壬与龙溪县立第一女子小学
汀漳龙师范学堂毕业后，林有壬即被聘为东区小学(今巷口小学前身。1919年改称东华实验小学，1942年改称丹霞镇第一中心国民学校)教员。不久，应马来西亚槟城侨胞之请，前往创办华侨学校。其教职即由该校聘蔡振鹏、包国材充实。(注：《漳州文史资料》第15辑--《光复后的漳州教育》柯渊深、吴璟芝)这次南洋之行，为他此后致力于华侨事务埋下了伏笔。1915年返漳，24岁青年才俊林有壬担任了《龙溪教育月刊》主编。此间，他代表龙溪教育会考察全国教育，同时根据考察情况，结合龙溪县教育实际，拟具出《兴革意见书》供全县采择。为振兴龙溪文化事业，尤其是女子教育作了大量的有益工作。
图：当时女子小学毕业留影
旧时，私人办的新式教育尚不多见，更何况是女子办学。再有中国传统上不主张女子接受教育，“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尊女卑”等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因此近代之前始终没有正式的女子教育机构，形成“女子无学”状态。少数女人通过家长或者上门塾师接受一定的教育。中国历史上的女诗人李清照，或者像慈禧太后那样的女政治家，是通过自学完成自身的教育。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教会把女子教育带进中国。清末新政开始之后，开办女学，形成社会风气。辛亥风潮，整个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女性解放更是首当其冲。
1892年2月6日，在漳州府辖下的漳浦县养正女校附设蒙养院开学，招收4岁至6岁女单及孤儿院适龄女童入学，为全国近代幼儿教育之先声。(见《漳州志：大事纪》)应该说，幼儿女子教育虽然较早，但收效却甚微，相反，出现了停滞、倒退现象。漳州辛亥光复后，由于外来各类新思潮的影响，给当时社会以极大冲击。于此时(1916、1917年期间)，林有壬受命创办龙溪县立第一女子小学，难度相对较大。虽说漳属县城已有教会女子学校，但公立女子学校尚属首次，因而存有疑虑。所以，一开始，阻力不小，进展也较为缓慢。不过他事必躬亲，迎难而上，不遗余力地开展宣传教育，引导人们冲破旧有传统封建思想的观念束缚，树立符合时代潮流的新女性教育观，从而为女子学校的兴办打下了坚实基础。
图：龙溪县立第一女子小学成绩单
1918年陈炯明入漳后，倡行(护法区所属各县)“一乡一校”举措，特别是创办各类女子学校，更是把闽南地区的教育推向了一个高潮。据1920年4月13日上海《民国日报》报载：“以龙溪一邑而论，本年(1920年)增加国民学校47所，高等小学及乙种农业5所，添办工读学校1所，女子师范讲习所、女子工读学校各1所，又设立半夜校90余所”，“学生数约12000余人，较去年约增加3倍”，基本达到“人不失学，学以致用”的目的。从中可以看出，林有壬创办的县立女子小学，已初见成效，深入人心，同时也为陈炯明在漳兴办女子师范讲习所、女子工读学校、女子中学等等创造了良好条件。
创办女子学校，其意义不仅在于培养了漳州新型的知识女性，同时也是对旧社会传统“男尊女卑”封建陋习的挑战，更是对闽南地区女性一大精神上的解放。虽然说，林有壬所作的努力是有限的，但其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这些不但可从他身体力行，让其所有女儿接受教育的表现得到有力印证，(其共有六女，除一人操家外，其余都入校求学，学有所成。)，而且也可从全府县各地公立女子学校纷纷创办窥见一斑。
与此同时，在致力于地方文化教育建设的闲暇之余，他也十分关注国外地学动态。为此，他翻译了大量国外地理学文章，刊载在国内著名《地学杂志》上，共有16篇之多。如《述测地学进步之状况》(1916年)、《墨西哥之地形(续)》(1917年)、《喇嘛教之研究》(1917年)、《述联合国在德领阿非利加殖民地之作战始末》(1918年)、《英国都市之分配》(1918年)等等(见附件一)，为我国地学研究作出了一定贡献。从中可以看出，他不但具有丰富的阅历，而且学术涉猎广泛，功底深厚，而这也是他被遴选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地学杂志》统计，该刊前后发表各类翻译文章230多篇，前后作者达540多人，这里不仅有日本地学学者的译作，如石井万次郎、佐藤传藏、井上禧之助、山根新次、野田、桥本欣五郎、白鸟库吉、山琦直方等，而且也有西方地学专家的名著，如亨廷顿(当时译为汉丁顿)的《文明与气候》、《人生地理学》，开尔底和霍华茨的《地理学史》，纽毕金的《近代地理学》和《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的地理条目等，更有国内知名人士和著名学者的文章或译作。如张相文、苏莘、陶懋立、陶亚民、张星烺、武同举、林有壬、章鸿钊、林传甲、白眉初、翁文灏、姚存吾、刘仲仁、章太炎、张謇、邝荣光、邹代钧、宋教仁、梁启超、王桐龄、聂崇歧、谢家荣、李春昱、谭锡畴、王恒升、丁道衡、竺可桢、徐炳昶、谭其骧、朱士嘉、张鸿翔、盛叙功、李长傅、张印堂、黄国璋、萧廷奎、王钧衡、殷祖英、李宪之、王成祖、王成敬、王益崖、邹豹君、张护恩等等。他们为积极传播近代地理学知识，锻炼和培养一批地理学研究人材，促进中国地理学的成长与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三、倾心侨务，关注侨教
——林有壬与南洋侨务
清末民初，大批中国人被卖到国外做苦力，这些海外华工被称为“猪仔”。运到国外，鬻为人奴，及开矿等苦工，终身无回国之望，生活十分凄惨。
据载，“契约劳动，即世所谓猪仔，因受利诱而入猪圈，由猪犯率至南洋各地，专卖于各公司。契约由公司拟订，条件至为严酷。猪仔不通洋文，不知契约上所写何物，猪犯造作甘言以惑之。及至华民政务司签字，司官循例向其愿否，有受惑者而对以愿者，有临时觉悟，露不愿意。因问官系西人，对答用西语，嗫嗫不得尽其辞，猪犯恐失利权，即代为答应，强其画押。画押后驱至作工所在地，鞭挞凌虐，苦过于猪，呼吁无从，欲逃不得。至于水土之合宜安否，尤无人过问，病死不过草草掩埋，染病不死，而赢弱不堪工作，则驱逐出外，怅怅无之，或葬身沟堑，以供蝇蚋咕嘬，此猪仔猪贩之名所由来也”。除了饱受不人道的剥削之外，他们的住所当然也跟猪圈没两样。(见《南洋实地调查录(第一辑)》林有壬撰)1918年，林有壬根据自己在南洋(马来西亚、新加坡、爪哇、苏门答腊岛等地)的所见所闻——我国海外华侨的种种生活状况与处境，撰写了《南洋实地调查录》(简称《实录》)，从而揭开了华工“猪仔”鲜为人知的悲惨生活一面，该《实录》对海外列强殖民资本家惨无人道的行径予以严厉痛斥和抨击，同时，强烈呼吁政府应切实负起保护侨胞责任和义务。这是中国公民首次向中国政府力陈有保护国外华侨之义务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文一经发表，不仅引起了当时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而且在海内外也引起了极大反响。
寓居厦门的台湾著名爱国志士、诗人施士洁不禁为此赋诗称赞：“飞鸿爪迹大瀛南，万里星槎海客谈。汗漫纪游王遯叟，輶轩问俗薛庸庵。一篇赤雅文何壮，三尺青虹气正酣。打破天荒成信史，铭勋不律是奇男！”(见【台湾文献丛刊·第215种】《后苏龛合集》卷十一(清)施士洁撰林有壬“南洋实录”题后)除此，他还不断向政府呈报海外华侨的各种诉求，如《附旅京荷属华侨林有壬等呈一件》暨《林有壬等请抗议取消荷属增加入境税案呈》(1929年)，撰写反荷、反英属殖民统治，保护侨民的文章。如《废约运动最痛快最有效的报复手段》、《使我竟成灵验的预言家》等等。
此外，面对南洋华侨“教育宗旨之无定，年级之编制参差，教学训练之不一”，“行政不统一，经费不确定，教材不适宜，师资不敷分配”以及“殖民地政府之压迫，祖国政府之漠视”等种种突出问题。 1929年6月6日作为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专员的他应邀参加了在暨南大学举办的中国首次“南洋华侨教育会议”。此次会议签署的《南洋华侨教育会议宣言》，使得所有关心侨教的人士倍受鼓舞。同年11月国民政府召开了“中央训练部华侨教育会议”，对华侨教育会议提出的问题都进行了讨论，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问题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对此后的华侨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2年，他专门为此撰写了《华侨教育敬告侨胞》。1941年11月，为促进侨务，并谋政府与侨民间切实联系。特别是争取广大海外侨胞支持和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福建侨务处在永安设立，丘汉平任福建省侨务促进委员会主任，林有壬任副主任(后任福建省政府委员兼侨务促进委员会主任委员)。应该说，在华侨问题上，特别是华侨权益和华侨教育，林有壬厥功甚伟。
图：连韬馆(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设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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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龙文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