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本文采编自2021年第二期China Economic Journal的论文“What does China’s ‘dual circulations’ development paradigm mean and how it can be achieved?”。原论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China Economic Journal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英文学术刊物，由英国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下属的著名Routledge Journals出版并面向全球发行。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对于全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普遍被认为是出口导向型模式。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意味着什么，又将如何实现？我将就此提出三方面的思考：首先，为什么新发展格局要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第二，为什么国际循环仍然有着重要地位？第三，怎样加速构建新发展格局？
为什么新发展格局要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既应对了短期冲击，也顺应了长期趋势。短期冲击而言，新冠疫情的爆发对世界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许多国际机构和学者认为，世界正面临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疫情使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急剧负增长”，降低了居民收入和市场需求，并导致投资大幅下降。中国是一个出口大国，当全球市场的需求降低时，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对国内市场和国内大循环予以更多关注是自然之举。
另一方面，除了疫情的短期冲击外，中美贸易摩擦同样是一个重要的短期因素。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设置壁垒，并滥用国家权力限制中国的高科技公司，例如阻止向华为提供关键技术，将中国公司列入“实体名单”进行出口管制。在贸易摩擦中受影响的企业在短期内继续依赖海外需求来维持增长势头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也应将目光转向国内，刺激国内需求。这是新发展格局要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短期原因。
除了应对短期冲击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在长期也符合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尽管许多学者将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总结为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然而一个统计事实是，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由2006年的35.4%下降到2019年的17.4%，这意味着国内循环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
中国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的下降符合两条基本的经济规律。首先，现代制造业规模经济巨大，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越大，国内有着广阔的市场能够消化，其国内循环的比例就越高。以新加坡为例，因为国内市场规模小，依赖于国际市场，其2019年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为104.9%。第二，大部分服务业是不可贸易的，服务业占比越高的国家，出口占比就会越低。美国和日本均为大的经济体，但是其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分别为7.6%和13.4%，这是由于美国和日本的服务业分别占GDP的80%和70%。
澄清这一事实意义重大。此前，许多国内外人士声称，中国实施了出口驱动型增长战略。在许多外国学者看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由全球贸易失衡引发的，甚至将其归因于中国政府采取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美国也基于同样的理由指责中国扩大贸易逆差，而非反思自身。这些普遍存在的错误观点忽略了中国经济的全貌。
另外，疫情爆发后，不同的专家学者都预测中国经济将大概率遭受到诸如国际需求萎缩和中美贸易摩擦等打击。现在明确了中国以国内市场和国内循环为主体的事实，这有利于认清中国发展的现实和规律，增强我们追求更好发展的信心。作为一个大经济体，尽管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只要中国能够依靠国内循环坚持发展，中国经济基本面是健康的并将长期保持健康的这一局面不会改变。
为什么国际循环仍然有着重要地位？
新发展格局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否意味着国际市场和资源不再重要？事实上，国际循环仍然有着重要的地位。
我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为了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中国必须充分利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不仅应在国内市场流通，还应进入国际市场，以实现规模经济，加速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在2019年，中国经济总量仅占世界总量的16.4%，这意味着中国在世界上仍有83.6%的市场潜力可供开发，中国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时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
我们应当认识到，中国并非在所有产业都具有比较优势。中国缺乏某些自然资源，在许多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也不具比较优势。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中国工人工资的快速增长，中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正在丧失。在这一背景下，为以较低成本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我国应当通过进口弥补我们在那些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产品上的不足。
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少数关系到国家安全或经济安全的高科技产品，尤其那些只有美国有而欧洲、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都没有的高科技产品，为避免“卡脖子”问题的出现，我们应该利用新型举国体制，进行独立研发。正如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所说，在为各种高科技产品准备“备胎”的同时，只要我们能够购买，而且这种购买比我们自己生产更具成本效益，我们就可以继续从海外进口。这些国家也愿意将产品出售给中国，以实现自身发展。
因此，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必须坚持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这也正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涵。
怎样加速构建新发展格局？
首先，要通过改革挖掘发展潜力，发挥优势，补齐短板。我认为,要实现国内流通为主的双循环发展模式，最重要的是增加居民收入，扩大中国经济规模，提高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因为这样做将降低出口比重，增加国内循环的比重。如何实现这些目标？根据经济发展理论，我们需要不断创新技术和升级产业。中国在这方面有两个突出的优势。
一方面中国仍然在传统行业享有“后来者优势”。2019年，中国的人均GDP超过了10000美元。然而相比之下美国为65,000美元，德国为47000美元，日本为41000美元。这意味着中国仍然能够通过不断的产业升级获得发展。另一方面中国正处于信息技术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可以抓住机会实现弯道超车。在许多新经济产业，中国有能力同发达国家竞争。典型案例包括物联网、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软件产业，以及大疆无人机和华为手机等硬件产业。这些产业研发周期短，人力资本投入集中，而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
如果这些新产业侧重软件，那么中国拥有最大的应用市场；如果这些新产业侧重硬件，那么中国就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健全的工业部门和最好的供应链。通过成立不到10年、还未上市、市场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独角兽”企业的数量，我们可以管窥中国在新经济领域的竞争力。根据胡润研究所发布的《胡润2019全球独角兽榜》，在全球494家独角兽企业中，有206家中国公司，而美国为203家。截至2020年3月31日，全球共有586家独角兽公司，其中中国有227家，美国有233家。
为了实现上述两点优势，我们应当继续坚持供给侧改革，发挥优势，补齐短板。坚持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同时应该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克服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市场失灵。
其次，要继续深化改革，清除制约国内大循环的障碍。尽管目前通过不断地改革，中国的产品市场已经相当开放，但生产要素市场仍存在许多结构性障碍。
在金融市场方面，应当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原则，着力打造服务中小企业的区域性金融机构。在劳动力市场方面，应当继续坚持户籍制度改革，解决高房价问题，践行“房住不炒”原则，从而实现人才的充分流动。在土地市场方面，一方面，应鼓励并规范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流转取得农村土地经营权。另一方面应增加工业用地，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的供应。在产权保护方面，要坚定不移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同时，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要落到实处。要确保中国民营企业能够获得更广泛的市场准入，并消除因产权规则差异导致民营经济无法顺利经营的障碍。
最后，要继续坚持扩大开放，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
改革开放后，在对外开放上我国也采取了“双轨制”式的渐进改革。即那些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对于中国没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则对外国直接投资设了限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资本积累的不断增加，许多中国以前没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将会成为具有世界领先优势的行业。除少数涉及国家安全和人民基本生活的领域外，应当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具体政策而言，可以建立更多的自由贸易试验区，降低关税并削减外商投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并将试验区成功实施的经验推广到更多地区。
在国际舞台上，应加紧推进世贸组织改革，并加入一些区域性经济合作协定。在加入区域经济合作协定中已经有了一些优秀的实践，如2020年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和2020年12月30日签署的中欧投资全面协定（China-EU Comprehensive Agreement）。此外，中国正在积极考虑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渐进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CPTPP）。
国际社会也可以从中国的开放中受益，因为其他国家也可以更好地利用中国的市场和资源。作为世界上最大、增长最快的市场，中国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发展机会，而这些国家也不太可能长期与美国一同限制技术流向中国。美国孤立中国的努力最终将是孤立自己，而不是孤立中国。因此，进一步扩大开放，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也有利于应对中国当前面临的不利国际形势。
论文信息：
Justin Yifu Lin (2021) What does China’s ‘dual circulations’ development paradigm mean and how it can be achieved?, China Economic Journal, 14:2, 120-127, DOI:10.1080/17538963.2021.1933053
原文链接：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7538963.2021.1933053
论文作者简介：
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1994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并担任主任一职。2008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成为担此要职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人。2012年在世界银行的任期届满，返回北大，继续教学研究工作。林毅夫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曾任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专职副主席，任第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在国内外多个有关发展政策、农业、减贫的委员会、领导小组兼职。膺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原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及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并获英法美加香港10所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主要著作：《战胜命运》、《超越发展援助》、《繁荣的求索》、《解读中国经济》、《新结构经济学》、《从西潮到东风》、《本体与常无》、《中国的奇迹》等二十余册。并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100多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