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1-14 19:36 | 浙江新闻客户端 | 婺城报道组 张苑
“一粒星，角角丁。两粒星，敲油瓶。油瓶漏，好炒豆。豆豆香，好种秧。秧无肥，好种棃。棃无核，好种大粟。大粟三层壳，好种菱角……”一首方言童谣，来自一个让他魂牵梦绕的地方。童年时错过她，少年时错过她，青年时错过她，寻寻觅觅大半生，直至花甲之年，他终于找到她。从此，他不再是一名游子。终于有个地方，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全世界；“这里就是我的家。”
出走半生，他与故乡擦肩而过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举国欢呼，街巷沸腾。作为新中国宝宝，徐祖茂却出生在了异乡印尼。命运安排的这次错过早在20年前就已注定。
1928年，父亲徐康乐刚从上海某学校毕业，因不愿听从就职安排，自主投函应聘上虞某中学教师一职。准备赴任之际，当时的国民政府发布了对该校全体教师的逮捕令，新赴任教师亦在其列。情急之下，徐祖茂的外祖父、时任上海环球学生会干事的朱少章立即安排徐康乐从杭州出发，取道上海，经香港乘船抵达新加坡，再经陈家庚安排，作为环球学生会委派的华文教师，从新加坡改道印尼，入职婆罗洲三发市 (sambas) 中华学校，开始了他在印尼长达30年的执教生涯。
自出关那刻，世上再无徐康乐，只有徐起。徐祖茂回忆说：“老爸跟我吹过牛，说他上学时还当过北伐军学生连的连长，国民党不会放过他。‘徐起’就是调皮地说‘徐已走’。”
二战结束后，国际局势巨变，印尼境内流寇四起。归心似箭的徐起变卖了一幅宋版画，换了一家人回国的船票，自1958年筹备，终于1960年成行。这次行动中，徐起还带回了自愿、自费归国的印尼西婆罗洲坤甸市第六批华侨。
“我很讨厌台风。要不是台风，我早该回家了。”徐祖茂说。1960年那场不凑巧的台风直袭中国东南沿海，将这艘归乡的轮渡从上海吹到了广州。码头上，人山人海，都是从海外新上岸的和内陆来招工的人。急于入关，身为总领队的徐起带队前往云南省大理州宾川华侨农场。那年，徐祖茂11岁，上小学四年级。
六年云南求学,适应当地文化及语言；十年文化浩劫，当知青务农；生活仿佛是被桎梏的死水。等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来，大江南北开始出现人口流动，父亲徐起却溘然长逝，徐祖茂也已是而立之年。
1983年，徐祖茂成婚。遵照父亲的遗愿，回乡办婚礼。他第一次辗转来到金华雅畈石楠塘村，却发现祖坟荒弃，墓碑无存，祖屋里再无徐家人。他默默离去。这一去，又是近30年。
旅居南洋，五星红旗异域飘扬
但落叶终究还是要归根的。2010年，年逾花甲的徐祖茂商海沉浮数十载，看尽云卷云舒。他再一次回到石楠塘，寻找《徐氏宗谱》。“哇，有徐康乐的名字！育有五子三女，修谱是在1946年，这就对上了！我的祖父叫徐肇邦，曾祖父叫徐连生！真的好开心哦！”原来，这里一直铭记着他的出处，他的根。那一刻，一切介怀烟消云散。他开始兴冲冲地着手“把被拔掉的根重新种下去”。
自幼时，徐祖茂就听闻父母与印尼华人自称“唐人”，故乡在“唐山”。可“唐山”在哪儿呢？他不知，只知纵然往来处境十分危险，父母也会坚持每隔五年去一趟“唐山”，“唐山”上有徐家的祖坟，父母要赶在清明去“拜山”。
任风云变幻，唐人在印尼，只有一个立场，就是爱国。抗战时期，婆罗洲极少地方通电。华人了解中国消息，只有通过巴达维亚(Batavia)即令雅加达(Jakarta)《新报》和《天声日报》这两份报纸。报纸走水路，到华人手中要十天半月。为了及时知晓前线战况，当地华人集资买了两台大型短波收音机，一台可用小电池拼接作能源，另一台可用水电瓶作能源。收音机安置在学校里。每晚都有几十个华人来听时事新闻。日军占领南洋后，这两台收音机就转移到大雅族(Dayak)村落，人不能集中，但“唐山”的消息牵动着每一个华人的心。于是，徐起组织新闻的手写摘抄，四处递送。
身为华人学校校长的徐起还组织了文艺演出，募集捐款，捐款一是汇交雅加达中国总领事馆，另一是汇新加坡陈家庚转延安。
日军攻陷新加坡时，东南亚治安紊乱。危难关头，同乡人在异乡，都是彼此最大的依靠。新党县华人社区在学校召开临时紧急大会，成立华人自卫队。各家从家藏中找出手枪、长矛、三叉矛、火药枪等武器，起初采用集中防卫，后由于人数太多，改为分散式小组防卫，小组之间互相联络，必要时协作互援。
徐祖茂出生那年，新中国成立典礼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远在印尼的徐起打开收音机，找来布料，一家人围坐，按照广播里说的尺寸，手工裁剪缝制出了一面五星红旗。当天，徐起带领山口洋南华中学3000多名学生，扛着“浩浩荡荡 扬我中华”的横幅，上街游行，五星红旗在南洋的上空冉冉升起。
此后在南洋的十多年，每年的10月1日都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清晨，父亲会穿上西服，母亲会穿上旗袍，一同出席华人聚会。到了中午，会有许多华人朋友到家里做客。他们在共同庆祝一个盛大而庄重的节日。
在印尼这段特殊的岁月里，“唐人”们但凡经济条件允许，都坚持将孩子送回中国学习一年，专攻母语，每年至少3000人。
身在异国，父母从未与10个孩子谈及爱国，但耳濡目染间，这似乎早已扎根在他们心里。徐祖茂深知，父母这份虔诚的归属与认同从石楠塘开始。
落叶归根，新的力量在发芽滋长
第66个国庆节，“侨园”在石楠塘落成，徐起后人悉数到场，各级侨联往来祝贺。自徐起夫妇下南洋至今90年，繁衍子孙200余人，多数从事中印贸易，尤其无人机配件、服装等业务体量可观。
“侨园就像是一个标志，证明我的家在这里，我们终于回来了！子孙们回来了，回到自己的家乡，不需要再像旅客一样住宾馆，可以住在自己的家里。”徐祖茂说。
“侨园”中布置了徐氏家族史展厅。徐祖茂与众人一一细数着祖祖辈辈的故事：诸如徐氏早年习武，后改学文；祖父擅诗书，祖母在祖宅底下埋过钱；祖父母早亡，15岁的姑母徐素心携8岁的父亲徐康乐到上海讨生活；外祖父朱少章文笔卓越，祖籍在附近的雅畈罗方桥；外祖母吴玉瑜是位民国才女，自小生活在金华市区四牌楼……一切莫名得亲切又熟悉，这片在人生的前60年不曾亲近过的土地，却仿佛从来就与他惺惺相惜，从未远离。
出走南洋，殚精竭虑；身在云南，终觉异乡；闯荡香港，筚路蓝缕；回到故乡，内心终于不再颠沛流离，他希望像家人一样为它做点什么。他精心布置侨园，让它成为各国华侨在金华的聚会点；他出任婺城区驻印尼联络站站长，负责华人在印尼的日常接待和文化交流。他希望，建立中印两国交流的纽带，推动文化交流与商品贸易，将印尼的绿色食材引进中国，把永康、义乌等地闲置的生产设备盘活出口印尼。他相信，崭新的贸易机遇正在向中国招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