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在七十年代因为承受不住社会舆论的压力，在公共教育上转向了宽松主义，从此便有了“宽松世代，平成废宅”的说法。
而彼时，东亚正有一个国家将精英教育奉行到了极致，它便是新加坡。
即便在新加坡建国初期的困难阶段，政府也一直大力扶持教育，
每年投入经费高达6千万新元，1979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3亿新元，并且规定每年公共财政预算的4%用作教育。
而到了2017年，全国仅有43万中小学生，八万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新加坡在教育上的投入却高达127亿新元（约合628亿人民币）。
这种高额投入，带来的是不算免费教育却胜似免费教育的社会局面。
本国学生的学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出国交流学习政府还会补贴一应费用的60-80%，剩余杂费则优先从国家教育基金的账户里支用。
如此一来几乎每个新加坡人都有机会在青少年时期出国游学，即便是去欧美发达国家7日行，家庭所需支付的费用也不过是400新元。
有了国家的大力扶持，社会环境的裹挟，让新加坡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学霸之国。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进行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显示，新加坡中学生的国际化素养极其优越。
翻译一下就是，新加坡中学生对于全球课题的掌握以及跨文化沟通等方面的综合能力，在27个参与国家和地区当中排名第一。
但极端的做法也会带来极大的隐患，如果学生幸福度也有一个排名，那么新加坡就算不是倒数第一，也绝对不遑多让。
极致的教育竞争
日本之所以在七十年代转向“宽松教育”，社会舆论的影响只是其中一个方面。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基于日本产业升级，很多密集劳动产业逐步转移到了东南亚，因此已经不再需要填鸭教育下像流水线一样的“工程师红利”。
而社会经济发展得益于部分日本、欧美转移产业的新加坡，在七十年代末期也开始考虑同样的问题。
新加坡借鉴了日本一部分减负做法，但在主导趋势上选择效仿欧美推进素质教育，即课外拓展活动（CCA）。
政府希望此举能够降低学生进入全球名校大学的门槛，并且在未来升级后的经济结构里，于高端产业上能够自主发展，提高国家竞争力。
所以现在的新加坡中小学校都像日本一样只上半天课，一般下午一点就放学了， 课后时间全部留给了各种CCA课程。
政府对此有多重视呢？不仅要求从小学二年级开始，每个孩子至少选取一门，还提供了大量资源、政策扶持。
比如音乐课，很多学校都会提供价值数千到数万不等的优良乐器以及相关的学习场地，名校更不惜重金聘请名师教练为学生提供辅助。
而除了常规的体育、艺术、音乐等CCA课程，部分名校甚至开设了帆船、攀岩、飞机、高尔夫等高端CCA教程。
整个社会都在奉行着“任人唯才”的理念。
政府的教育经费拨款会以该校的升学成绩与CCA社团在全国取得的名次作为评判标准，两者都不理想的学校就会被其他学校吞并。
看起来似乎也和我国的教育制度差不多？只是新加坡做得更加疯狂、彻底，于是在这个国土面积狭窄的国家中，教育的两极分化现象也在急速加剧。
普通中小学在吞并中越来越弱，新开设的学校又缺乏竞争资本与资源，只剩下有限的几所名校始终屹立在教育的最顶端。
新加坡也终于迎来了和日本一样的“格差社会”，绝大多数普通学生则成为了这场教育竞争的牺牲品。
在中国，真正决定命运的考试目前看来还只是高考，但新加坡的学生在小学三年级时就要面对人生的重大抉择与考核。
在这一年，学生们会收到一封参加"高才选拔“的邀请函，成绩优秀的学生会转入名校就读，但全国录取率不到1%，而这也只是个开始。
之后的每一年甚至每一月都会对学生再次进行考核，每一次考核成绩都决定着学生所享受的班次、师资、座位等教育资源。
当学生来到6年级，迎接他们的将是人生最重要的升学考试，从此以后将决定每个人未来的社会阶层。
因为只有进入顶级中学的学生未来才有更多发展选择，在这里有最好的师资力量、更多的资金投入与政策扶持。
学校会花费不菲的价格请常青藤、剑桥、牛津等名校为学校专门定制教学方案，而这也是新加坡在PISA排名一直位于前列的原因。
甚至在这些顶级中学里，还有九所拥有免去中考直接参加高考的“直通车计划（IP）”，这里的学生可以从初一便开始安心备战高考，大学升学率高达98%。
而普通中学的学生则连上高中都是一种奢望，参加高考就更加不敢想了，那里的老师教学生的也不是如何考高分，而是如何稳稳及格。
大专便是大多数普通中学学生最好的归宿，大部分人最后都被送去学技工，他们甚至连复读的机会都没有，因为很多补习班只收顶级中学的学生和天才学生。
学校的天差地别，自然导致了新加坡父母为了孩子能够不落于人后而不惜一切代价，但今天我们想讨论的不是鸡娃、内卷、教育焦虑。
而是看看在这种极致的教育竞争下，所培育出的那些精英中的精英，他们走向世界后又是怎样一番光景？
极端的社会精英
美国圣塔菲研究所是一个非盈利性的机构，主要研究方向是复杂系统科学，该组织成员都是来自世界各地，在不同领域获得过诺贝尔奖的大神。
其中苏黎世大学进化生物学及环境研究教授安德烈亚斯·瓦格纳，在他的书中就提到了对新加坡学生及其教育体制的一些“看法”。
瓦格纳先讲了一个生物进化的故事：
20世纪初，哈佛大学的遗传学家休厄尔·赖特在美国农业部进行了育种实验，旨在培育出优质的牛、猪和羊。
但通过这些实验，他发现了一些怪异的现象，即使每次都按照自然选择的方式以最优的标准进行选种，但重复几代后，最终却不一定会获得优良的品种。
比如从改善牛肉品质及产奶量而进行选种，在繁育的过程中，他们总是会得到一些其他性状恶化的个体。
产奶提高了肉质就会下降，肉质提升了生育能力就会下降，生育提高了免疫系统又出了问题，而集齐了各种好基因的牛通常寿命很短，甚至变得畸形。
这让赖特意识到“好基因”和“坏基因”是一体两面的，无法单独分开。
而瓦格纳从赖特的故事中产生了共鸣，直言不讳地吐槽自己碰到的大多数博士和博士后研究人员都经历过新加坡教育的严酷考验。
“他们就读的学校在亚洲久负盛名，我也发现，除了礼貌有加，他们均技术过硬，擅长分析大量数据。
然而，他们所受的训练却让他们在创造性的职业生涯面前止步不前——没有人可以将教授的权威放在一边，开辟自己的道路，
也没有人可以专注于探索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一心一意地向前走。”
瓦格纳承认这些孩子的聪慧与勤奋，但与他们共事开展研究的感觉更像是和机器交流，他很难从那些孩子身上看到创造力的火花，对此他感到十分遗憾。
这就像“好基因”与“坏基因”的关系，在竞争压力下，执行力被增强必然会影响到创造力，但创造力又会产生冒险、冲动等特质，看起来也许不那么有责任心、不够可靠。
那么到底是该选择执行力还是创造力呢？面对这个两难的问题，瓦格纳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每一个物种都在寻找它们面临问题的解决方法，而食草动物寻找的则是怎样靠采集营养并不丰富的叶子活下去。
但是，这种探索或多或少都带有盲目的性质，他将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比作在适合度景观中爬山。
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中，不管生物的基因多么不堪一用，都会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修修补补，每前进一步都只把那些有利于生存的变异保留下来，而将不利的变异淘汰出局。
这就像新加坡的精英教育理念，其本质都是优胜劣汰。
如果适合度景观中只存在一个顶峰，优胜劣汰必然能大行其道，只要一直保持上坡的状态，一定不会错过最高点。
但是，如果适合度景观中存在两座、十几座、数百座，甚至是数不清的山峰，那么优胜劣汰的结果往往是致命的。
当我们发现自己所爬上的山峰特别矮时，如果想去到另一座更高的山峰也许就要向下走、往回走才能找到新的道路。
但我们所奉行的社会逻辑禁止后退，上不了好的小学就上不了好的中学，上不了好的中学就上不了好的大学，于是便将自己卡在了远离更高山峰的位置，进退两难。
也许固守在原点依然能有很不错的风景，但山上的气候变化很快无法预估，而等到“变天”的时候我们又该何去何从？
不管在自然进化还是学业工作中，面对一片高低不平的“群山景观”，没有竞争是不行的，但是只依靠竞争也是万万不行的。
人类的生物多样性
我们都听过一个词——狼性，活鱼逆流而上，死鱼随波逐流；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
可实际上世界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的世界并不只有草原上的狼与羊，还有天空和海洋、沙漠与丛林，还有猫和狗、鱼和鸟。
每一种性格的人都有他所合适的环境，这是基因决定的，也受到环境的影响。
比如当我们遭遇到让自己不适应的环境的时候，通常有三个选择——逃离、适应、改变。
狼性会告诉你要迎难而上、永不屈服，但从生物遗传的本性来讲，最优方案永远是离开当前环境寻找跟自己更加匹配的环境。
为了更好的生存，基因让我们感觉到逃跑比面对更加轻松、容易。
对于其他物种而言，多样性发展总是受环境影响而被迫做出改变，但对于人类而言则是自我主观的选择。
BBC有一部纪录片叫《北鼻异想世界》，其中有2个实验让我特别印象深刻：
第1个实验中，研究人员想知道婴儿是否会像成人一样选择那些在某种意义上，在外形和形式上和他们更接近或相似的人。
他们找来一个白人和一个亚洲人，在实验开始时，两个不同种族的人会给宝宝表演分配玩具的做法，分别暗示自己是一个公平（亚洲人）/不公平（白人）的人。
宝宝看完后，可以选择去其中一人那里拿玩具。
结果所有的白人宝宝都选择了不公平但是和他们长相一样的白人阿姨，虽然他们都曾有过犹豫，但最终依然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研究者之前在美国做过相同的实验，得到的实验结果完全相同。
这说明宝宝或者成年人许多类似相同的偏好，都来自他们早期的发育，婴儿在两岁时就会根据自己对别人的评判来选择自己喜欢的人互动。
第2个实验中，研究人员想知道电子产品到底会对宝宝造成哪些不利的影响。
实验结果再次令人感到意外，他们选了6名儿童，三名是经常使用电子屏幕的幼儿，另三名是不使用的。
然后给他们设置了一系列测试，如抓物体、搭积木、直线行走、画直线等。
测验结果发现，在身体整体运动的实验中，6名儿童没有明显的区别。
而精细运动控制的实验却发现，经常触摸和滑动触摸屏的宝宝在同龄人中有着更好的精细运动技巧。
后来研究人员在分析英国全国各地的715对父母提供的样本数据时，也同样发现在很小年龄就有着更好的精细运动能力的孩子，也是那些会主动使用平板电脑的孩子。
长期使用电子产品的确会有很多不好的影响，但任何事物并不只有好或坏一面。
它能否对孩子产生积极的影响，关键在于父母如何引导，辅助孩子按照自己的主动性，向各个方向发展出自己独特的知识结构和能力兴趣。
优家教育创始人吴臻老师曾说，不同的孩子需要不一样的教养方式：
对于不自信的孩子，他最需要的是在生活点滴中发现他的进步，并用语言说出来，及时给与鼓励和肯定；
对于过于自大的孩子，他最需要的不是打击，而是放大他的梦想，拓宽他的眼界；
对于那些对自己要求过高的孩子，最需要的是让他认识到，生活中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
从而学习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欣赏自己的不完美，甚至可以做到享受自己的不完美。
当孩子拥有找到适合自己环境的能力时，他的潜力才能被最大释放，那么即使他的人生遭受“重创”，也能创造出一个更好的世界。
愿每个孩子都可以得到善意的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