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崇寒
大多数杰出华商的成长过程都是从极贫到富豪，多是典型白手起家的套路，但郭鹤年（祖籍福建省福州市盖山）不一样。1923年，当他在马来西亚柔佛新山出生时，父亲郭钦鉴已在新山打拼十余年，与兄弟共同经营分销大米、大豆、糖等农副产品的东升有限公司，已积累了不少财富，在当地颇具名望。郭钦鉴善交际，与政要名流称兄道弟，时常与巫统（马来民族统一机构，成立于1946年，马来西亚独立后，巫统一直处在执政党的地位）创始人拿督翁惹化（早年担任柔佛州的州务大臣）打麻将，官商通吃。
由于家境殷实，郭鹤年的学生时代都在名校（新山英文学院、新山宽柔中学、新加坡莱佛士学院）度过。他的同学中不乏后来对新马政局产生重大影响者，如拿督翁惹化的儿子马来西亚第三任总理侯赛因·奧恩、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以及马来西亚第二任总理拉扎克等，他们掌权后无一例外对郭鹤年的事业提供了很大帮助。而郭鹤年的高学历，也让“他后来超越国籍、人种及政党的差异，和许多有实力的政治家与财界人士保持密切的关系”。
一方面，郭鹤年在学校接受现代西方教育；另一方面，母亲郑格如（毕业于福州协和大学，受过新式高等教育）给他灌输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讲一些故乡的事，让他知道“既要爱生长的马来西亚，也要爱遥远的故乡”。父亲则教他一些中华传统的商业道德，诸如“诚实”“一言九鼎”之类。耳濡目染下，郭鹤年“从小就想一定要发财”。因为在他看来，“没有钱在这个世界上做不了事情，会被人看轻，事业也不能发展”。所以，在赚钱方面，他一直非常坚决。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郭鹤年被迫中断学业，进入日本三菱公司新山分行的米粮部工作。二战结束，郭钦鉴恢复生意，郭鹤年回到东升工作。几年工作下来，郭鹤年攒下了不少经营管理的经验，1947年小试牛刀，在新加坡创办力克船务公司，从事杂货贸易、船务经纪、租船业等生意。翌年，郭钦鉴病逝，郑格如不愿看到郭氏家族事业就此停滞甚至衰败，建议将各人所得遗产集中起来，组建郭氏兄弟有限公司，继承东升传统业务，26岁的郭鹤年担任董事长。由郭钦鉴主导的“东升”时代宣告结束，一个更具世界性规模的郭氏商业王国即将出现。
马来西亚：亚洲糖王
郭鹤年常说“我所拥有的一切只不过是贸易自然扩展的现象”，看起来像是自谦之词，却颇有几分“时势造英雄”的意味。他曾说过，“要顺应时代潮流。……要使自己保持高度敏锐的警觉，一看到机会，就要抓住。如有十个机会，你抓住了七、八个你就成功了。”毫无疑问，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郭鹤年的家族经营是与马来西亚的国民生产总值同步发展起来的。不少马来西亚巨富都是在这堪称“充满黄金机会的年代”发的家。
郭氏兄弟有限公司刚筹建时，股东8人：郭鹤年、郑格如、郭鹤年大哥郭鹤举、堂兄郭鹤青、郭鹤尧、郭鹤景、郭鹤新及郭鹤瑞。郭鹤年二哥郭鹤龄“一心想搞革命”，不在名单之列。他先是在马来西亚参加抗日斗争，加入马来西亚共产党，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又深入丛林对抗英殖民当局，1953年在英军展开的一次突袭中不幸中弹去世。
郭鹤龄之死，给发展迅速的郭氏兄弟有限公司留下阴影，郭家受到殖民当局监视。在大马商界崭露头角的郭鹤年被迫放下刚起步的事业，赴英处理善后事宜。他在伦敦待了两年多，学习企业管理和国际贸易知识，时常出入伦敦商品交易所，不仅学会了高超的交易技巧，还与商品期货结下了不解之缘。20世纪70年代以前，期货交易以农产品为主，白糖、土豆、咖啡是三个主要品种，郭鹤年对白糖期货最感兴趣，天天泡在交易所分析研究。他发现，一旦出现世界范围的糖荒，糖价将扶摇直上，这对商人来说是致富的绝佳机会，关键在如何把握。
马来西亚独立前，所有白糖买卖都被英国商行垄断，本土企业没有被考虑在内。1957年独立后，随着英国殖民体系的瓦解，传统经济势力的衰退，马来西亚消费品市场出现巨大真空，郭鹤年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极力扩展公司在国内的商品分销网，并说服家族成员将公司大量资金投入炼糖业。
1959年，郭鹤年与当时马来亚政府机构的联邦土地发展局合资，在靠近槟榔屿的北赖创立了国内第一家白糖提炼厂——马来亚糖厂。从糖的销售到制造，郭氏兄弟公司在糖业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他们从泰国购入粗糖，在糖厂加工后运销到各地，并通过设在香港的商品经纪公司销往中国，还从古巴购进蔗糖转卖给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短短几年间，郭鹤年就控制了马来西亚的蔗糖业，被誉为“马来亚糖王”。
马来西亚政府在独立后制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提倡大力发展国内民族工业，对一些新兴工业实行包括免税在内的优惠和鼓励。郭鹤年不仅成功为马来亚糖厂申请到新兴工业证书，快速创办工厂，还利用政治网络，弄到了土地和设备，建立甘蔗种植基地，弥补国内食糖供应之不足。
70年代初，郭鹤年在国际市场大举收购原糖及投资白糖期货，由于1973年发生的糖荒，直接让他得利600多万令吉（马来西亚货币），他控制了马来西亚原糖市场的80%，世界糖市的10%。因为有效地垄断了马来西亚糖的销售，郭鹤年的公司几乎包揽了与糖有关的一切业务：产糖原料的种植、糖的提炼、包装袋的制造、糖的交易、糖的买卖、糖的运输等。“马来亚糖王”成为名副其实的“亚洲糖王”。
新加坡：酒店业巨子
然而，他并不满足于此。如果说1970年以前，郭鹤年的事业大多集中在马来西亚，那么从1971年起到1975年定居香港之前，他开始将投资重点转移至新加坡。期间，马来西亚政府通过“新经济政策”，加紧干预国家经济，设立制度支持和奖励土著马来人积极参与到商业和经济部门。
有人将郭鹤年70年代初进军海外的原因归结为向马来西亚政府申请出口糖的失败，郭鹤年个人也认为，马来西亚规章制度过多，不利于资本的发展。据郭氏集团内部人士透露，“这里（马来西亚）提供许多机会，吸引新兴的土著公司。我们和他们竞争，常常感觉不自在。因此，作为集团，我们采取步骤朝国际发展”。说白了，就是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实现资本多线及多元发展。毕竟糖业发展有局限性，开辟新的领域是经济发展所趋。
有人将郭鹤年的经商法则概括为“快半拍商法”，因为郭鹤年总是能够以高度敏锐的商业嗅觉找到新兴市场的缺口，大举投资，从而捷足先登，占领市场，获得巨额利润。70年代初，郭氏集团进军旅馆酒店业，就是郭鹤年“快人一步”的商业举措。
1969年，郭鹤年被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政府共同委任为新马航空公司主席，加深了他对旅游业的了解。他认为，当世界和平以及稳定的时候，旅游业将会持续繁荣。现代旅游业的三个主要工具是航空班机、旅游业者、酒店，新加坡的旅游业和航空产业都得到了发展，唯独缺少旅馆。刚好郭鹤年从故交洪郭树手中低价购得一块新加坡廉价甲等地。对游客人数将会增加的远见，促使他决定在新加坡兴建高级酒店。
1971年，郭鹤年与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合资建成第一家酒店，因为自幼熟读詹姆斯·希尔顿《消失的地平线》，对书中所述香格里拉之美，一个安躺在西藏群山峻岭间的仙境，让栖身其中的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安宁，印象深刻，郭鹤年希望自己的酒店也如香格里拉一般，成为所有人的世外桃源，便以“香格里拉”命名。香格里拉”酒店初建时，客房520间后经过扩建，增至816间，成为名闻遐迩的五星级酒店。
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的成功，增加了郭鹤年对酒店业的信心，郭氏集团趁热打铁，相继在吉隆坡、曼谷、香港、斐济、首尔、马尼拉、北京等地兴建了29家酒店，“香格里拉”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酒店集团之一。不得不说，香格里拉这个极富浪漫色彩的名字为郭鹤年的酒店业增色不少，他创办的酒店中，只有最高档次的五星级宾馆才能命名为“香格里拉”，亚洲式“殷勤好客之道”在香格里拉酒店得到完美展现，成为其纵横全球的法宝。郭鹤年“香格里拉之父”“酒店业巨子”的美誉一度盖过其“亚洲糖王”的称号。
香港：神秘大亨
郭鹤年晚年接受采访，谈及将投资重点从马来西亚转移到新加坡时说，“因为我们那时候觉得，开始我是在马来西亚的小城市，只有15万人口，距离新加坡大约25公里，从一个只有15万人口的小城市跑到有100万人口的新加坡，我觉得是从一条小溪流跑到大江里面了。从大江一看香港呢又像流到大海里了……”
70年代末，香港日益成为远东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那里法律健全、税率低、政府干预少，尤其是作为与中国大陆发展经贸联系的前沿窗口，对郭鹤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认为，作为华人生意闯场，全世界就没有第二个地方可以跟香港比”，毫不犹疑将集团总部迁往香港。
郭氏集团在香港经营范围相当多样化，涉及电子、出版业、媒体、房地产开发、制造业和贸易等领域。1974年，郭氏集团在香港投资4000万港元，成立嘉里贸易有限公司，从事期货买卖。1977年，在香港成立克利船务公司，该公司拥有5艘新船，每艘价值800万美元，总吨数达25万吨。同年又兴建了拥有720个房间的香港香格里拉酒店。1988年，又斥资13.7亿港元向奔达国际购得半山区兰心阁、世纪大厦、梅苑等物业，同年动用4.9亿多港元购得香港广播电视有限公司的3成股权……郭氏集团成为东南亚在港投资最多的财团之一。
自1978年定居香港后,郭鹤年鲜少抛头露面,被称为“神秘大亨”。很多港人都是通过其儿子郭孔丞与邓丽君交往的娱乐新闻才得知超级巨富郭鹤年的存在。亚洲金融危机时，郭鹤年以8000万港币的低价在香港深水湾道买了一所豪宅，他试着住进去，但据家人反映，他认为即便对于一个亿万富翁，住进豪宅也太奢侈了。于是他拆掉了那所房子，在原房子的地基上建造了5座普通住宅，一座他自己住，两座让他的家人住，另外两座租出去，“神秘大亨”节俭的一面展露无遗。
内地：“CBD”之父
看好香港，看好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是郭鹤年晚年的不移信念。他是第一批来华投资，吃螃蟹的外商。当其他投资者对中国的局势估摸不定、犹豫不决时，郭鹤年以其敏锐的商业眼光发现了另一个潜在的大市场，果断在中国进行了大量投资，抢先一步在中国建立起广阔的商业网。
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郭鹤年就与中国进行生意往来。1962年大批中国白糖以低廉的价格进入马来西亚市场，郭鹤年依靠价格更低的印度糖夺回阵地，赢得“糖王”桂冠，中国方面对他另眼相看，甚至透过在香港的事业单位与郭氏合作经营食糖生意，并委任郭氏集团为中国相机、颜料、电冰箱的马来西亚总代理。
“据信他自1983年以来就一直通过他的香格里拉连锁酒店和总部设在香港的嘉里贸易公司（Kerry Trading）对中国进行投资，该公司与中国中央政府建立了合资企业”。杭州的香格里拉酒店是郭鹤年在中国投资的第一个大项目，而后郭氏又在北京、深圳等地先后兴建或收购了7家大酒店。1984年，郭鹤年听说建国门外一块土地可能会被外国人买走，马上拿出5亿美元对那块地进行投资，这是外资在当时中国产业界推行的最大投资计划。工程于1985年9月动工，1990年8月竣工，由国际展览中心、国际会议中心、豪华饭店、各种办公用房组成，它有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名字……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如今已成为北京的地标性建筑。
国贸的落成，奠定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首个中央商务区的核心区域”，“从郭氏这个冒险的杰作大获成功开始，中国各地掀起了经久不衰的CBD扩建风潮，改变了近百个一二三线城市的轮廓线和基础规划。”
20世纪80年代，已届耳顺之年的郭鹤年早已辞去很多重要职务，但对于投资中国却表现出异常的热情，据说凡与中国有关的项目，他都执着地要亲自完成。他曾说过，“我的心可以说是分成两瓣，一瓣是爱我生长的国家，一瓣是爱我父母亲的老家乡”，“到祖国大陆投资，是希望真正对中国有些贡献，把她尽快推进到现代世界，帮助祖国使之经济繁荣，一天天变得更好、更进步”。
“成功也是失败之母”
刚开始进入内地，郭鹤年的事业并不是那么顺利。谈起那段经历，郭鹤年颇为感慨，他说当时的做法就是“冲”、“一直冲”。“1983年进入大陆时，谈合同是最困难的，我们的做法是一直冲，一直冲！我们找合作对象比较慎重，研究他们的背景，觉得可以合作的时候，就一直冲。”“刚开始在大陆办酒店，国内也没有条件，只给我们很短的合作期限，但我们也不计较这点，还是把它建成一家五星级酒店。”
郭鹤年不急于获得回报，是因为他心中清楚，在内地投资，不如在香港、东南亚投资那么快收回本钱。他说：“在中国内地投资，今天签了合同，等于种一棵榴莲树，你要等六七年，才第一次看到水果，这中间的六七年，饭从哪里来？我们在香港的企业、生意，东南亚的饭店、砂糖工业和面粉厂，这些的利润，不止养我一家，还有我们公司下面的好几百人、好几千人，大家都可以过日子。”
正是基于上述判断，郭鹤年除在中国投资房地产业和酒店业，参与北京火车站东街，上海虹口区、闸北不夜城等旧区改造重建工程外，还陆续建立了植物油炼油厂、可口可乐装瓶厂，投资饲料、速食面行业，发展物流业务等。我们熟知的金龙鱼食用油品牌，就是出自郭氏集团之手。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郭鹤年常年霸占马来西亚乃至东南亚华裔首富宝座，《福布斯》杂志所列亚洲十大富豪榜单中，他几乎年年在榜。2012年12月，因“一直秉承实业报国理念”，郭鹤年荣获2012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终身成就奖，年近90岁的他走上颁奖台，精神矍铄。他根据自己多年从商经验，对年轻人提出了三个建议，“一个，将来无论做什么事业，要专注，不要东想西想，找到好的项目，要抓紧，推动力要大。要把它干到成功。第二，必须有耐心，叫作不倒翁，打倒了站起来，打倒了又站起来，做生意一定要这样。第三，成功以后，赚多钱以后，要特别小心。几十年前讲失败是成功之母，我本人的经验，成功也是失败之母。”末了，他还不忘鼓励大家，“赚到的钱也最好回归给社会一部分，越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