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1日阿里巴巴集团正式宣布成立“达摩院”。
消息一出，整个互联网江湖和相关不相关的媒体眼球都被吸引了，俄罗斯卫星通讯社（sputniknews）记者把电话打到办公室约访谈。显然，阿里这次把事情搞得很大，似乎和互联网不怎么挂边的俄罗斯都在关注“达摩”。
在一片欢腾声中，我们也很欣喜地看到了冷静的不同声音，公众号“价值中国”发文“阿里巴巴‘达摩院’，必是一场闹剧”，认为马云这是在挑战科技规律。“伟大的科学发现，常常出现在不被多数人关注的地方，需要能静下心来的人去研究，而不是那些聚光灯下面的牛人。”
作为政策研究者，笔者认为现在评判达摩院是否会实现其使命，亦或者是一场闹剧，还为时尚早。不可否认，达摩院为中国最红火的互联网行业以及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机器智能(Machine intelligence)等新技术领域又添了一把柴。
笔者并不想就阿里巴巴集团正式宣布成立“达摩院”本身做过多的评论，这是一个成熟商业公司的战略决策。实际上，本次事件有三个亮瞎吃瓜群众眼睛的高亮点，一是阿里巴巴“达摩（Damo）”的命名，二是3年“1000亿”的投资，三是学术咨询委员会宇宙第一的天团阵容。本文就试图从这三个方面谈谈阿里巴巴的达摩可能产生的效应。
阿里巴巴、达摩院及文化
在BAT中，阿里成立研究院最晚。
早在2007年，腾讯就发起成立了第一家由国内互联网企业自主建立的研究机构——腾讯研究院，着眼于研发未来2-5年内互联网实用基础技术，提升下一代互联网创新。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腾讯研究院(Tencent Research Institute)已经成为腾讯公司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主要围绕互联网法律、公共政策、互联网经济、大数据等研究方向。2013年，百度建立历史上第一个深度学习研究院（简称IDL），后来又相继成立了百度营销研究院、百度统计流量研究院等。
显然，百度和腾讯成立研究院都没有像阿里如此轰动，除了公司的公关和营销给力之外，首功归于“达摩”二字。
据载，南印度人达摩祖师，自称佛传禅宗第二十八祖，中国禅宗始祖。南北朝时，达摩从南朝梁国北来，面壁于嵩山少林寺，少林寺达摩院是菩提达摩祖师修禅练武的地方。“少林寺”是金庸武侠小说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宗派，而达摩院似乎成了修炼绝世武功的最佳场所。马云酷爱金庸武侠小说，花名“风清扬”，命名达摩院似乎在情理之中，但是细想又有其深层的文化思量。
首先需要澄清，“达摩（DAMO）”是Discovery（发现）、Adventure（探索）、Momentum（动力）和Outlook（愿景）四个词的词首字母缩写，但是并不是先有这四个词再有DAMO和“达摩”；而是先有“达摩（DAMO）”，再有这四个词的演绎。看似没差别，实则是公司实力的展现和中华文化的自信。
大家知道，阿里巴巴的名字从Alibaba而来，《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是《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谭》）中非常著名且被西方人熟知的故事。从公司创立之初，马云就认为阿里是一个全球化的公司，需要一个被各国人民广泛熟知的概念作为公司的名字，阿里巴巴再合适不过，很容易被接受。时至今日，阿里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市值前5位的互联网公司，西方人在谈论Alibaba的时候，想到的已经是一个中国奇迹的故事，而不是西方的天方夜谭。
阿里巴巴达摩院将会建立全球实验室，包括亚洲达摩院、美洲达摩院及欧洲达摩院三大全球分部，并在北京、杭州、新加坡、以色列、圣马特奥、贝尔维尤、莫斯科等地设立不同研究方向的实验室。这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发达国家会接受达摩的概念吗？他们能够理解Damo的文化内涵吗？很多人有这方面的担忧。
实际上，马云已经做了很好的回答。“我觉得达摩院就很好。她说达摩什么意思，英文怎么翻译，我说就叫Damo，叫着叫着就顺了。Google一开始听着也很奇怪，慢慢就叫出来了；英特尔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叫着叫着就习惯了。就叫达摩院这个名字好了，叫着叫着，养着养着，爱着爱着，就会越来越喜欢。”
从Alibaba到达摩，已经充分展现了公司的本土文化自信，这可能就是达摩的文化效应。也许，是时候让外部世界更多地了解、认识和接受我们的文化了。在国际化的过程中，似乎存在所谓的国际规范和国际标准，而后发国家总是在尝试与国际接轨。世界的历史已经不止一次表明，强者制定规范和标准，强者的文化能够得到宣扬。
虽然中国消费者可能更容易理解小米和华为，而觉得百度和达摩更有传统文化底蕴。实际上，对于英语世界而言，除了西方文化中的概念和词汇例如Alibaba，小米（Xiaomi）并没有比华为（Huawei），百度（Baidu）和达摩（Damo）更容易读和理解，而他们展现的都是中华文化。显然，现在小米、百度和华为也都很国际化，能够被接受，达摩自然不会成为问题。
本土企业已经意识到公司名称对于传达本土文化的重要意义，并且有自信通过公司实力提升让国际社会接受我们的文化。希望达摩的出现，让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经营实力提升文化自信，我们拥有越来越多像百度、华为、小米这样具有本土文化基因的品牌，而不是像诺贝尔瓷砖和乔丹体育这样的假洋品牌和傍名牌。
研发经费、基础研究及企业投入
阿里巴巴达摩院横空出世的前一天，10月10日，国家统计局、科技部和财政部对外发布《2016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基础研究的投入比例再次成为关注热点。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比重多年徘徊在5％，清华大学刘立教授称这是中国特色的规律。
实际上，随着我国R&D经费总量的增长，基础研究经费一直在快速增长，只是比重没有发生较大增长。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司长叶玉江指出，“我国的基础研究投入结构单一，几乎由中央财政独力支撑。”中国基础研究投入的饼图呈现中央财政“一头独大”的局面，占比91％，地方财政和企业只占了非常细的一个“小饼角”，分别是7％和2％。阿里巴巴达摩院的3年1000亿是否会引致企业基础研究经费“看涨”的效应呢？
3年1000亿人民币，每年约50亿美元，到底是什么概念？2016年我国研发经费支出1.5万亿，其中基础研究822.9亿元，也就是说如果每年投入300多亿用于基础研究，相当于我们基础研究经费的40%，确实很豪气。如果换个角度，可能就会不一样了。
纵向比较，根据阿里年报，2013，2014和2015三个财年分别支付了37.53亿人民币，50.93亿人民币和106.58亿人民币用于产品开发。2016年研发支出22亿美元，约为150亿人民币。如果1000亿的承诺能够实现，每年研发经费将会比现在增加一倍多。如果从增速来看，基本上符合目前阿里的发展态势，并没有十分夸张。
横向比较，根据2016年全球研发1000强的数据，百度研发支出16亿美元，腾讯14亿美元；非互联网企业中，华为超过100亿美元，中兴19亿美元，联想15亿美元。
全球比较，根据2016年全球研发1000强的数据，亚马逊研发支出125亿美元，Google 123亿美元，Facebook 48亿美元；非互联网企业中，苹果81亿美元，三星127亿美元，微软120亿美元，Intel 121亿美元，IBM 52亿美元。
如果1000亿能够兑现，在全球互联网企业中阿里基本上达到了Facebook现在的水平，但是距离亚马逊和Google等还有一定的差距；在国内ICT企业中，距离华为仍然还有一半的差距。所以，即使1000亿也不会有太大的响声。
从之前阿里的年报来看，研发经费主要用于产品开发而不是科学研究，达摩院也不会例外。在发布会上马云已经给出了回答，“我们这个实验室定位是什么？我觉得不应该是Research for fun(为快乐研究)，也不应该Researchfor profit(为利润研究)，而是Research for solving the problem with profit and fun(为解决问题研究并带来利润和快乐)。二十一世纪的公司，只有解决社会问题才能活下来，不解决问题是活不下来的。”如果不把达摩院定位在产品开发，那也应该是应用研究以及以应用为导向的基础研究，而不是纯基础研究。
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而言，希望基础研究投入结构多元化，有更多地方政府和私营企业投入基础研究。但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真正达到做基础研究阶段、并有基础研究需求的企业并不多。实际上，像阿里巴巴这样的世界级企业才开始正式宣布成立研究院，我们就知道中国大多数企业的研发处于什么阶段。至少，阿里开始做了，承诺投入1000亿了，这对中国科技创新而言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们也期待达摩院具有示范效应，越来越多的本土企业投入研发和创新。
应该看到，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央政府仍然是基础研究的主要支撑，同时像华为这样逐步进入无人区的企业已经开始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正在建设的大科学装置如贵州的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天文望远镜（FAST）、广东的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等得到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支持。
学术咨询、产学合作和人才回流
达摩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可以称为该领域宇宙第一的天团阵容，我们不需要提及名字，提了外行也不认识，我们只需要头衔——人工智能领域世界级泰斗、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等等，未来可能还会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所以价值中国说“伟大的科学发现……需要能静下心来的人去研究，而不是那些聚光灯下面的牛人。”
笔者认为，阿里至少开启了一个新的校企合作模式。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可以请知名企业家和创业者，当然阿里巴巴达摩院学术咨询委员会也可以请很多知名学者、教授和院士。
实际上达摩院除了全球实验室之外，另外两部分都涉及到校企合作。一是联合实验室。阿里巴巴建立了包括浙江大学-阿里巴巴前沿技术联合研究中心、RISELab（UC 伯克利）、中国科学院-阿里巴巴量子计算实验室、清华大学-蚂蚁金服数字金融科技联合实验室在内的多家高校联合研究所；二是阿里巴巴创新研究计划，联合 13 个国家，99 所高校科研机构 234 支科研团队，达成产学研开放协作，构建全球学术合作网络。
产学合作的一个重要纽带就是人才相互流动，达摩院学术咨询委员会会不会成为模板，让越来越多的高校教授和专家走进企业呢？
实际上，中国互联网企业早就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从国内外高校挖了大量高端优秀人才。曾经任教长江商学院的战略学教授曾鸣，2006年加入阿里巴巴集团任集团参谋部资深副总裁。曾经任教长江商学院的金融学教授陈龙，2014年入职蚂蚁金融服务集团，担任新成立的集团战略部门负责人。百度2014年从斯坦福大学挖来了吴恩达，担任百度公司首席科学家，负责研究院的领导工作。
显然，企业和高校的双向流动有利于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也有利于企业利用最前沿的知识。当越来越多的企业需要开展研发活动，特别是开展基础研究的时候，就越需要紧密地校企合作关系和人才流动。
由于国内互联网行业发展迅猛和创业环境日益完善，越来越多的海外留学人员选择回国工作或者创业。达摩院+1000亿又为高端人才海归提供了一个新机会和平台，越来越多高端人才回国工作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
跟跑、并跑还是领跑
阿里达摩院如此大的阵仗。马云放出豪言“阿里巴巴未来二十年的目标是打造世界第五大经济体，为世界解决一亿就业机会，服务跨国界的二十亿人，为一千万家企业创造盈利的平台。”很多人不禁会想，阿里巴巴1000亿下去，能不能和亚马逊、Google和Facebook等世界互联网巨头抗衡一下，从并跑到领跑下一个互联网行业的发展潮流。
正如我们文章开头说言，现在说1000亿会怎么样还为时过早。虽然我们说没有钱万万不行，什么做不成，但是并不意味着有钱就能行、能做成。笔者以为，技术发展是一个长期学习和积累的过程，并不能够通过计划实现，但是大规模的投入是一个好的开始。
马云说，“在公司刚刚成立七八年的时候，我是不允许公司内部任何人跟我谈成立研究院的，特别是研发部门。因为当时我们是一个初创公司。尽管我们很强调技术，但是公司在还没有立足之前就考虑研发是大灾难。”显然，阿里深深地认识到技术的意义和价值在于解决问题并实现商业价值，而不是停留在实验室。
互联网行业与传统制造业在技术本身的形态和应用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无论是电子商务还是社交网络都是典型的消费者导向型创新，而不是技术驱动型创新。这并不意味着技术不重要，但是技术优势并不一定带来商业上的成功。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成功不仅得益于，政府政策和庞大市场提供的肥沃土壤，还得益于本土企业的快速学习能力。
实际上，中国互联网企业与国际巨头的竞争主要发生在大陆市场，显然无论是社交还是电商亦或者是搜索，本土企业已经完胜。目前的基本格局是，本土企业用本土市场与国际企业用国际市场进行间接较量，下一步本土企业试图通过国际化进入国际市场，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虽然中国多数互联网公司都从美国公司的模式演变而来，但是有些中国公司已经将其发扬光大，并返销发达国家市场。例如，共享经济模式是由罗宾·蔡斯通过汽车共享公司Zipcar开始。共享经济模式进入中国之后，自行车共享公司摩拜单车（mobike）、ofo等应运而生，目前已经进入新加坡、曼彻斯特等海外城市。
我们的市场做的很大，我们的营收做的很高，但是现在谈领跑技术潮流可能还有点为时过早，就像阿里巴巴前十八年都不谈研究院，华为内部都不谈创新一样。无论是基础科学和颠覆式技术创新的研究，还是探索人类科技未来的黑科技都不是以盈利或者解决问题为出发点，就是Research for 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