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新加坡跨部门抗疫小组宣布，由于社区病例已经有所减少，政府将逐步放宽阻断措施。
新加坡将于6月19日起，正式进入解封第二阶段。
从6月19日起，大部分经济活动将恢复，堂食将会恢复，低于5人的聚会也被允许进行。
这对于阻断器在家憋坏了的大部分人来说是个好消息，意味着终于可以进行在外面吃饭，小范围会见亲友，去健身房撸铁等一系列活动了。
然而，对新加坡的孩子们来说，第二阶段的到来，却也是他们新一轮“挣扎”的开始。
第二阶段开始实行后，中小学、初院及高中学生将从6月29日起全面复课，每天回校上课，一改每隔一周上学的安排。补习班和其他增益课程也可恢复，歌唱或声乐培训班除外。
造成孩子们“挣扎”的原因不是学校的正常复课，而是补习机构的恢复营业。
新加坡市场研究公司Milieu Insight于2019年11月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在323名新加坡小学生中，有85%在升上高年级以前就开始上补习班，而在参加补习的孩子里，年龄最小的只有三岁！
对这些孩子来说，补习班的开放，就意味着他们又要开始感受被补习支配的恐惧。
在新加坡这个补习大国，孩子们正被繁重的课外补习压得喘不过气。
听！他们在呼救！
01. 全民补习的亚洲第一
相较于成功背后的故事，人们总是会更多看到成功本身。因此，相对于补习，更多人看到的新加坡教育体系创下的辉煌成就。
一直以来，新加坡的公立教育被国际公认为保持着很高的质量，是“亚洲第一”。
自2000年起，经合组织(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每3年会组织一次针对各个国家15岁学生的能力测试，也就是PISA(The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即 “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 )，该测试被称为“教育界的世界杯”。
测试结果显示，新加坡学生不仅在国际数学和科学评测趋势测试中几乎年年排名前三; 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其在数学能力、阅读能力和科学素养三方面也都常年位居前三甲。
数据来源：OECD
国际数学与科学趋势研究（TIMSS）多次表明，新加坡中小学生的数理能力出色，优秀的教育质量也使得新加坡多次被评为全世界“最适合育儿的地方”。
数据来源：海峡时报
撕开这件光鲜亮丽的外衣，新加坡教育“亚洲第一”的背后，是成熟的教育体系，是优秀的师资力量，更是无数补习堆砌而成的课业高墙。
2012年，调查机构Blackbox针对955名新加坡成年人做了一份调查。高达91%的受访民众承认他们的孩子要么现在在上补习，要么曾经上过，要么打算以后去上。也就是说，补习在新加坡几乎已经成为了一项全民运动，人人都上补习班。
有23%的受访群众认为孩子应该在4-6岁开始课外补习，有37%的回答者认为应该在小学阶段开始课外补习。
数据来源：Blackbox
据《海峡时报》报道，在新加坡介于13岁到19岁的孩子中，高达85%每周至少在课外补习上花4小时。
就这么补，真的没问题吗？
新加坡孩子的健康问题首当其冲。
数据来源：Source
由于补习时间过长，新加坡大约有80%的青年（20岁之前）患有近视眼。根据新加坡卫生部发表的数据，新加坡7岁孩子中有10%患有近视，到小学6年级（12岁）时，该比例上升到60%。
孩子的肥胖问题也不容忽视。花更多的时间补习，就意味着要以牺牲运动锻炼的时间作为代价，肥胖在新加坡成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从2004年到2010年，18-29岁的年轻人肥胖比例从2004年的6.8%上升到了2010年的10.6%。
数据来源：海峡时报
所以，当你在路上看到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拖着胖胖的身躯，戴着一副都快有脸大的眼镜的情况，多半是被补习“摧残”的。
过于繁重的补习行程也使得新加坡的孩子们承受着无法想像的心理压力。
一项针对300名学生的调查显示，有60%的学生坦言感觉从上学起压力就很大。有很多中小学生表示自己在学校上完课还要去补习班，感觉没有玩的时间，一点都不快乐。
OECD2018年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在调查问卷中新增加了几道问题，来衡量学生的心理素质和学习思维。而新加坡本地学生对失败的恐惧程度，远高于平均水平：超过70%的新加坡学生在面对失败时，不仅担心他人的眼光、怀疑自己的才能，甚至会质疑自己对未来的规划。
数据来源：联合早报
一位受访家长直言：
“我的小女儿才8岁，这边补、那边补，补得孩子压力太大了。”
外国一项调查显示，超额补习将导致孩子心理陷入负面情绪，一些甚至患上抑郁症，心理损伤足以影响一生。
新加坡自杀防治团体SOS提供了一组数据：最近几年求助自杀防治热线的年轻人越来越多，2016至2017年有1883名10至19岁的年轻人拨打SOS热线求助，2017至2018年增加到2059人。这或许也能侧面说明过多的补习给新加坡孩子带来的压力。
要承受压力的不仅是孩子，还有家长。家长们往往要为孩子的补习付出昂贵的费用，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
根据新加坡2019年7月公布的家庭开支调查，新加坡家庭2018年支出的补习费用为14亿新元，这个数据比2004年的6.5亿新元增加超过两倍。
如今，补习费用已经占据了新加坡家庭总开支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补习班的“超级老师”更是贵出天际，按照老师的学历和教育经验分类，最高时薪可达450新元。
家长们为了请补习老师甚至还得自掏车费，甚至因为好老师行程安排较满，有不少家长提前3年为孩子预订学位，甚至愿意预付一整年补课费。
不仅新加坡本地补习风潮盛行，就连外籍学生也纷纷报名补习班。
补习中介公司SmileTutor创办人陈先生指出，2014年，中心有不到50名国际学生寻求补习服务，占总客户群约5％。但从2017年截至10月，通过与私人补习教师进行一对一补习的外籍学生激增，目前已近1000人，占总客户群的约20％。
如此庞大的补习规模，自然催生出了强大的补习产业。
据不完全统计，新加坡目前在教育部登记在册的私教老师超过30,000名，私人补习中心仅目前注册的就超过950家，和2012年700家的数据相比，增加三成。
新加坡的补习，还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02. 是谁“妖魔”了补习？
从上述种种数据来看，新加坡人对于补习的态度可谓是“不疯魔，不成活”。
新加坡的孩子们中，好一点的，还会谈补习色变；已经补习久了的，只会在厚厚的眼镜片背后眨眨麻木的双眼，然后继续埋头学习。
“补习”本来是件好事，所谓取长补短，补习就是要补足短处，让孩子的知识和生活都更加充实。这样一件好事如今却发展到如此地步，到底是谁“妖魔”了补习？
有人说，补习是新加坡的教育机制影响下的产物。
新加坡学校和中国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点就是在校的学习时间。例如小学生是早上7点半开始上课，每一节30分钟，一共上5节课，一直上到10:00共两个半小时；10:00-10:30休息半小时后，再从10:30一直上到13:30放学。而中学生也是差不多这样，只上半天课。
那么下午干什么呢？下午除了留校参加课外活动之外，就是去上补习课。
近几年新加坡教育部提出了一个理念，叫做“少教多学”。这个理念是与短的课堂时间相匹配的。老师尽量减少教学时间，减少填鸭式的教学，而期望学生能够拥有更多自我提高与探索的时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构思，但实际操作起来却很难。
新加坡的双职工家长很多，对有工作的家长来说，这在时间与精力上不太现实，而且即使有心，也未必能够承担起督促、辅导及帮助孩子进一步学习的责任。这种情况下，把孩子送去补习班无疑是最好的学习方式了。因此，补习在新加坡盛行的原因就可以理解了。
还有人说，新加坡的教育分流制度造成的激烈竞争才是补习盛行的根本原因。
在新加坡，一个由上而下全民推行的价值观就是“任人唯贤”（meritocracy）。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行为体系包括独立（independence）、自立（self-sufficiency）、努力工作以及对于教育是实现向上流动和自我实现的最主要途径的坚定信念。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在任时就提倡任人唯贤，因此学历和受教育程度成为平民跻身上流阶层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新加坡社会的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公平。一个公平的社会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就需要一个量化的标准，那么考试成绩作为一个硬指标来进行衡量也是大众普遍都接受的。家长们看准了新加坡公平的选拔制度，就想要用教育撬开孩子美好未来的大门。
新加坡现任财政部长兼副总理王瑞杰，就出身平民阶层，依靠少年的努力，凭借优异的成绩赢得政府奖学金去读了剑桥大学，慢慢走上从政的道路，为自己在新加坡政坛博得一席之位，成为受人敬仰的部长。王瑞杰的经历就是新加坡“任人唯贤”的典型。
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下，新加坡的公立教育系统也身体力行地通过各种具体规则来激励孩子们在持续不断的压力下力求上游的决心。
新加坡式基础教育的一个核心理念，是通过不同年龄段的筛选，来实现“因材施教”的目的，以实现教育资源的最大利用，这也就是所谓的“精英教育”。
直到去年年底，新加坡的公立学校，甚至公立小学，都还实行着每年大考，并在考试结果基础上进行重新排名、分班的惯例。
在小学三年级，新加坡全国上下的家长们更是全神贯注于全国范围进行的“高才教育计划”（Gifted Education Programme，简称为GEP）选拔考试。基于这项考试，成绩前1%的学生可以进入设立于几所最好名校的高才班，就此由政府资助、进行全程重点培养。而即使没有进入前1%的学生，如果在这项考试中成绩优秀，也可以凭借此次成绩转入更好的学校或者进入更好的班级。
小升初的考试（Primary School Leaving Examination，简称为PSLE）也对孩子们的命运具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基于PSLE考试的成绩，学生将被分成快捷（express）和普通（normal）两个源流，两者各占50%，快捷源流的学生会享有更好的教学资源和质量。而普通源流又会被进一步分为学术（academic 40%）和技术（technical 10%）两种，技术源流的学生将较少进行文化教育，而更多地进行职业性的技术培训。
基于这样的分流制度，基本上孩子在小学的成绩表现就可以决定他未来一生的走向，“一考定终身”。在这样层层分流的巨大压力下，新加坡的家长们个个草木皆兵。毕竟没有一个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被分流到差班，所以他们早早就送孩子踏上了补习之路。
从幼儿时期开始，新加坡的孩子们就开始加入各种课外班的大军。进入小学后，还有专门的辅导班针对GEP选拔考试进行辅导和准备。小四之后和即将开始备考PSLE的孩子，更是补习的重度“受害者”。
“Kiasu”（怕输）的新加坡国民精神也是补习盛行于新加坡的原因之一。
建国初期的新加坡一个自然资源贫乏、连淡水都要马来西亚供应的弹丸之地。极端地说，几颗导弹整个国家就消失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生活安逸，世界和平，对于新加坡来说也是危机四伏。
在新加坡人的思维里，危机是无时不刻存在的。危机可以是一次金融海啸，危机也可以是别人家的孩子。在这个精英执政的国家，一切都要比，一切都要当第一。因为第二，就是输。
这种“Kiasu”的情绪在新加坡家长中自然也是常态。在新加坡，还有一个家长论坛，名字就是“Kiasu Parents”，新加坡的家长们有多怕输，从这个论坛的名字就可以窥见一二。
14亿新元的年度补习支出和91%的补习率其实已经能对新加坡家长的“Kiasu”做出很好的说明。
Blackbox的调研结果显示，当被问及送孩子去上补习班的动机时，43%的受家长提到希望孩子在教育竞赛中胜出，46%的家长提到“怕输”，即害怕自己的孩子在和别的孩子竞争中处于下风。
数据来源：Blackbox
8视界新加坡于2018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超过70%的受访家长认为即使孩子成绩不错，还是得补习，不能被落下。家长认为补习能有效提高孩子的考试成绩，而且别人家孩子都在补习，自己的孩子也不能输。
图片来源：8视界新加坡
有些家长则是更早就开始准备，孩子还没上小学，就安排他们上补习班，为好几年后的小六会考做准备。
据《亚洲新闻台》报道，本地补习中心PSLEMath为幼儿园到小六的学生提供补习，最终目标就是为小六会考的数学考试做准备。补习中心创办人Jason Hiak受访时说，幼儿园所教的简单概念，会逐渐延伸为小六会考中出现的难题。他认为，如果孩子从学前就开始补习，就会占优势。
尽管幼儿园就为小六会考做准备看起来有点极端，但也有人认为，这就是市场机制运行的结果，因为有需求必然就会有供应。
由于害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一些父母也重新回到课桌前，去参加学校和私立辅导中心组织的补习班，只为了能更理解孩子接受的教育，也给孩子更好的辅导。
图片来源：BBC
03. 别再让补习班背黑锅
2018年9月28日，新加坡教育部宣布计划废除小二年底考试，以及部分小学和中学的年中考，以此降低对学业成绩的过度偏重，减少学校计分测验与评估考试次数，好让校方得以腾出更多时间，更全面地栽培学生。
然而“减负令”颁布后，很多家长却认为诸如“PSLE、O Level、A Level”这样的考试门槛依旧存在的情况下，减压举措过后，反而加重了学生课外补课的压力。
2019年3月，新加坡教育部又公布了三个重磅消息：
- 延续了近40年的中学分流制度（快慢班）将被取消；
- 举办了近50年的剑桥O水准（中考）将要停考；
- 从2024年起，在中学全面推行科目编班（Full Subject-Based Banding）。数学、英语、母语、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历史、文学等每门课的难度从低到高一共有三个级别，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自由选课，进行走班制学习。
但改革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新加坡学生还是补习，小六离校会考还是决定孩子能上哪一所中学的压力来源。
这种情况下，补习在新加坡已经不是一个褒义词，甚至不是一个中性词。
补习教师林韦亦曾于2019年11月在《联合早报》发表言论，他说：
补习在新加坡是个“负面”的词汇。“补习”代表了怕输、施加压力给孩子、邪恶的诞生。补习教师也是学校教师的“下等亲戚”。
据8视界新加坡报道，有一些学校的校长认为，大部分学生其实不需要补习，但许多家长可能因为没时间陪孩子温习，所以在能力范围内帮孩子找补习老师，但这反而给这些学生多一层负担。
南洋女子中学校校长黄君颖表示：
“我们也在学校里看到一些例子就是因为上完课之后，要去这个练习、那个补习班，那回到家还要做功课，那很多孩子第二天来到学校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累。在整个教育过程中，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学生能够自我学习。”
教育部副教育总司长（课程）孙桭炜表示：
“我们觉得孩子们如果太过习惯去依赖外面的辅助来克服学习上的一些挑战，这对他们来说，长远下来来说可能没有办法让他们能够在自立、自律、自觉方面得到一些培养。”
似乎一切的恶果都是补习班造成的？
对此，新加坡教育部王乙康部长曾在公开场合明确表示过，政府无意禁止补习。
王乙康部长说没有打算听从禁止补习班的呼吁，是因为：
“家长出于对孩子的关心，才让他们参加补习，但家长仍有后退的余地，给予孩子更多空间去探索和玩乐。”
不过部长也谈到了一些负面的“补习故事”，当中就包括来自学生的反馈，称参加补习让他们倍感压力，并深感疲惫：
“最糟糕的是，学生会因此认定学习没有乐趣，生活也被各种课程所填满。”
但恰恰这一点，正是新加坡很多孩子面临的“补习困境”。
王乙康部长说，在教育部方面，尚有空间去审视教育工作者是如何同父母互动接触的，或许有助于缓解家长的焦虑情绪。
部长的发言中这里提到了“焦虑”。新加坡补习盛行也好，政府教育改革也罢，究其根本，都是因为“焦虑”给闹的。
OECD的调研结果表明：新加坡的教育焦虑度不仅比中国高，还比日本、韩国等以焦虑闻名的东亚国家都高。和新加坡学生面临的压力比，很多国家都是小巫见大巫。
除了上文提到的对孩子成绩和升学的焦虑，新加坡家长对孩子的未来发展往往有着更多的焦虑。科技公司惠普于2018年年底对3000多名东南亚、印度和中国的年轻家长进行了调查，包括将近500名新加坡人。结果显示，59%的本地年轻家长担心孩子可能跟不上变化的步伐，也无法维持竞争力。所以，课外补习（比如各种才艺班）其实也占新加坡补习的很大一部分。
在这样焦虑的背景下，家长的经济情况极大地影响着他们缓解焦虑的能力。尽管一些收入较低的家庭也会送孩子参加课外辅导班，但这种花费对于这些家庭其他方面的影响和压力是更加显著和迫切的。而且，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除了参加与学业相关的课外辅导班，额外再送孩子进行乐器、艺术等方面的培训更是难以负担。
分流也使很多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还没来得及充分理解教育系统和调整自己的状态，就已经被划到了“慢生”的行列。尽管家长们都不愿输在起跑线上，但从一开始，经济情况的优劣就注定了有些孩子“必输无疑”。
小六会考结束的王国威一周的补习课程安排是这样的：
“星期一数学、星期二中文、星期三也是中文、星期四高尔夫球、星期五钢琴、星期六早上高尔夫球、然后就是英文补习……星期天清晨还有体能训练。”
细数自己每天的行程表，王国威好几次抓头停顿，尝试记起自己每一天下课后需出席的补习课程。
而母亲梁丽暄补充：
“已经尽量减少了，之前还有游泳、网球、心算，都已经取消了，让他专注在学校功课和高尔夫球。”
这乍听之下令人头大的满满当当的学习行程，从妈妈和12岁的国威的口中说出，好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王国威，只是万千新加坡补习孩子中的最普通的一个。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补习班并不是罪魁祸首。
归根结底，蔓延在新加坡家长中的“焦虑”才是补习盛行的最大原因。对分流焦虑，所以送孩子补习学校课程；对未来焦虑，所以送孩子学习各种技能，甚至“揠苗助长”，给孩子安排了远远超过他们承受能力的补习课。
王乙康在出席新加坡经济学会晚宴时指出，学生如今不只是应付学校课程，还得应付上补习班与额外作业带来的压力，形成激烈的竞争。他将这种补习竞赛称为“努力的通胀”(effort inflation)，即注入越来越多精力，但学到的知识大致相同甚至更少。
他指出，日新月异的科技已改变工作性质，在新环境下，人们的观念必须从“把书读好就有好工作”转向终身学习。此外，来到关键交叉路口的教育制度也必须随着新环境从多方面重新平衡取舍，过去重文凭而轻技能的观念也必须改变。
王乙康说，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奉行多年的任人唯贤原则依然重要，但社会必须对“才”有更宽的理解。
“这个概念和这方面的努力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演变成型，而我们已经启航。我们要加紧应对贫富之间的机会差距，但解决方案不是限制那些跑在前头的，而是帮助落后的人赶上，我们将在这方面做出更多。”
孩子们本应快乐的童年时光充斥着无尽的补习班，不仅会滋长厌学情绪，而且会扼杀孩子们的想像力、创造力、自主学习能力和解决困难的能力，这样一来反而不利于其长远发展。
新加坡教育体系在为此做出调整，也希望新加坡家长能够意识到过分的“焦虑”只会得不偿失。望子成龙并没有错，但更应该给孩子留一点空间，别以“为你好”作为理由，让孩子们连最后的呼救声都发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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