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刘其兵” 这个曾经响亮的名字，时隔两年半后再度被公诸于众时已不再引起慌乱，尽管仍疑窦丛丛。如同许多捅了大篓子的人一样， 他曾经被视为失踪甚或是死亡。如今站在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一审被判7年徒刑的他自然早已不复“明星交易员”的荣耀，但原国储调节中心副主任、法定代表人吕嘉范同时被判刑6年，这个耐人寻味的情节，表明刘也绝非当年被贴上“流氓交易员” 个人行为这个耻辱的标签那么简单。然而，根据法院判决，“刘其兵于 1999 年 12 月至 2005 年10月， 在担任国家物资储备调节中心进出口处副处长、处长及国家发改委物资储备调节中心处长期间，违反国家对国有单位进行期货交易的相关规定，将该中心资金用于境外非套期保值的期货交易，致使发改委物资储备调节中心损失折合人民币 9.2亿元”， 已足以使他牢牢地被拴在国内重大衍生品交易丑闻录的链条上。
天堂里的“明星”
2005年11月14日，《华尔街日报》 网络版刊登的一篇名为“ChinaCopper Trader Missing”(《中国铜交易员失踪》)的文章，使“Liu Qib鄄ing”一夜之间为全球瞩目。 其时，很多 中 国 媒 体 甚 至 都 不 清 楚 “LiuQibing”到底是哪三个字，以至于不少报道写错了名字。人们从身边有限的线索、甚至不惜远赴英伦去探询刘其兵的底细，但这位“说话不多，很多时候，就是你路过他身边，他都不会跟你打招呼”的神秘交易者为人知之甚少，在伦敦金属交易所(LME)的交易员看来，“刘是一个非常自在、随和、财富不外露的家伙”；在他的中国同行看来， 刘的沉默寡言与深居简出，表明了他具有“干大事”的禀赋。“
他可以说是近两年全球最出色的交易员，因为是刘其兵首先发现并最终制造了期铜的这轮超级牛市”，一个来源不明的评论如是说。
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这也许是个无解的命题。 但显然，对于 1994年 3月进入国储局，1995 年即获得难得的机会去伦敦金属交易所实习半年的刘其兵来说，他不仅在仕途上一路平坦，其不算长的交易生涯也可谓堪逢盛世天堂。根据《财经》杂志的报道，1997 年 7 月，国储局同意刘其兵所任职的国储调节中心在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业务，刘被授权为国储调节中心在伦敦金属交易所开立交易账户的交易下达人。 自1998年始， 国储调节中心通过LME进行自营期货业务，并在英国标准银行、AMT 等期货经纪公司开设了多个期货交易账户，具体工作由刘其兵负责实施。 仅仅1年后，铜市开始触底，并慢慢回暖。
据报道，刘其兵在这轮牛市启动之初就开始积极做多， 从铜价 1000多美元到3000美元期间， 他做得非常顺手， 瑞银集团伦敦金属分析师Robin Bhar 向 《财经》 表示，在2002、2003年间，当铜的价格还在每吨1600美元时， 刘其兵曾买入现货运到中国； 在2004年铜价涨到每吨2800美元时，刘将其卖出，获利颇丰。
而刘其兵更擅长的是在上海期交所与 LME之间做反向套利。 尽管上海期铜一直是跟随 LME 走，被称为“影子市场”，但两个市场之间每吨有上千元甚至上万元价差， 因此这种套利行为较为普遍。 由于国储局强大的现货背景， 刘的一举一动更使跟风者众，因此，据称一度“国储调节中心在国内市场获利超过 7亿元人民币”。
末路上的“逃兵”
不过从铜价涨上 3000 美元开始，以熟练的技术分析著称的刘其兵认为大跌在即， 于是不断地在LME开空仓。 据称在2005年末事件爆发之前，2003年下半年，刘曾有过一次爆仓并因此有过第一次出走，但吕嘉范将其劝回。
2004 年中国实施宏观调控后，受国内需求大幅下降的影响，国内铜价于下半年开始下滑，这加深了刘其兵看空铜市的判断。据称，至2005年9月中下旬，刘其兵已累计开出8000手空仓合约，其中致命的是投机性极强、 风险巨大的结构性期权空头头寸。 然而事实上是，铜价由2004年3月初突破3000 美元/吨开始启动，一路狂奔 (到2006 年 5 月中旬达8790 美元/吨)。 与前一年另一起衍生品交易丑闻的主角———“中航油事件”始作甬者陈久霖相类，这样敞口的巨额头寸很快就被国际资本大鳄盯住， 一出壮烈的逼空行情由此上演。 刘其兵的空头开得越多，铜价就涨得越快，2005年9月，LME铜价从3500 美元/吨上攻至 3700 美元/吨。而至合约到期前， 铜价已经突破了4000美元/吨。至此，刘其兵的的确确成为了一轮“铜牛”的制造者。
2005年10月，刘其兵留下一封遗书后失踪，起初伦敦的传言是这位交易员在“度假”，至当年11月14日《华尔街日报》网络版的报道后两天，国储局“有关人员”出面否认了交易员失踪的说法，并指出刘其兵并非国储局工作人员。
但有关方面的说法并非没有依据，因为国储局是国家机关，本身不能进行经营活动，因此1994年，国储局出资成立了国储调节中心，该中心属于经费自理的事业单位。
这个说法引起了多家为刘其兵提供授信的国际经纪商的恐慌，尤其是国储局方面表示刘其兵的交易是个人行为，他提供的授权书是伪造的，这意味着国储局方面可以不必承担任何损失。 据悉，包括英国标准银行、摩根士丹利等在内的 8家经纪商于2005年11月底联袂赴京，与有关部门进行谈判， 时间长达 3 个月之久，最后的结果是，双方各自承担一半的损失。
与此同时，国储局的“自救”也在展开。 2005 年 10 月，国储部门开始在上海期货交易所增加铜库存；10 月 26 日，国家发改委发文《抑制铜冶炼行业盲目投资， 促进铜工业健康发展》；11 月 11 日，国储局官员一反常态地公开声称国储局目前手上共掌握了 130 万吨铜；11 月 16日～31 日，国储局先后三次通过公开拍卖，向国内现货市场抛售铜。 然而前两次还带来了铜价的回调， 最后一次拍卖时， 结果却是 LME铜价再次创出 4255 美元/吨的新高，上海期铜的两大主力合约亦均创出历史高点。 至此，国储局惟有长叹“尽人事，知天命”！
据一些熟悉刘其兵的人士认为，“以刘的为人， 他不会不请示上级领导就私自进行交易”； 刘在大学时的班主任叶老师亦表示：“如果是我了解的刘其兵，他做出这种事情很难让人理解。 ”
刘其兵1968年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刘集乡， 幼年丧父， 家境贫寒。“又刻苦，成绩又好”的他 17 岁考入武汉大学世界经济系。 在叶老师眼里，刘其兵的“思考很独立。 ”
毕业那年，成绩优秀的刘其兵本是可以继续攻读研究生的，但出于早日自立使母亲能安享晚年的想法，他受到叶老师的推荐，选择了去应聘国储局的招考，并成为那年在武汉大学惟一一个被国储局聘用的人。
对于一个贫寒的乡下孩子来说，这样的命运改变无异于一步登天，然而造化弄人。
2005 年12 月21 日， 刘其兵留下的合约到期交割日，LME铜价波澜不惊，一场大战硝烟似已散去，只留下静静的战场。
2006 年6 月21 日，“逃兵”刘其兵在云南昆明书林街富邦花园的一套住房内被捕。
刘其兵的“红”与“黑”
“明星交易员”刘其兵近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被判处7年徒刑，事隔国储铜在伦敦金属交易所期货期权巨亏两年后再度引人注目，作为关注这一领域的相关各方，确有许多值得思考和借鉴之处。
从事件的发展和披露的资料判断，刘其兵即便上诉至高院也难逃囹圄之灾，争论的焦点无外乎集中在交易决策是个人行为还是政府意志上面，亏损是按一个什么标准来核算的，以及事发之后刘是否存在故意逃避？
刘其兵的故事，与我们已经熟知的中外交易丑闻相比并没有多少离奇之处，手法上也不存在多少“创新”，损失金额虽近10亿，若是与中投入股黑石的浮动亏损相较，恐怕也令当事人多少有些心潮难平。
但如果我们把这一事件放在中国不可阻挡的消费需求和大国崛起背景下，放在国人参与国际金融商品市场和国内相关市场起步较晚、时间较短上来考察，就会清醒明白许多。中国人做生意看的是世故人情，比的是谁后台硬，商业原则和契约精神远未深入人心，而潜规则无处不在，身边每天那些热热闹闹的招投标会背后，谁知内幕几许？
偏偏期货市场被称为贸易的最高形式，交易规则相当透明，盈亏每天都计算到小数点后两位，就单一账户而言，能够自欺，却无法欺人。 国储局作为国家行政部门，理应起到物资紧张时供应市场放储平抑价格，物资充足时收购入库以备今后不时之需。 当伦敦铜折算进口价小于上海期货市场铜价时，买伦铜卖沪铜，再加上国内现货市场是最终需求方，国储局的套利行为当立于不败之地———即使套利最终无利可图，也能在国内现货市场迅速卖出。
而自2004年起， 这一天平倾斜了，伦敦铜折算进口价明显高于沪铜，国储局最终丧失了应有的立场，开始从事所谓的反向套利———卖伦铜买沪铜，这相当于把国内的铜卖到国外，而中国由于电力行业的急剧扩张正张着大口需求精铜！
我们不清楚这一关键决策是如何做出的，从刘其兵的顶头上司吕嘉范同案获刑来推断，至少不是他一人拍的脑袋，这很可能是让刘最终觉得委屈之处。 乡下孩子刘其兵的成长经历，有着现代中国从草根到庙堂的典型奋斗缩影，考入名牌大学进而获取一官半职是他们曾经悬梁刺骨、曾经饱受基层官僚欺压后对权力的莫名崇拜和渴望，而一旦真的获得上司赏识出任要职时又十分害怕失去。
笔者之所以在本文开头“明星交易员”五个字上打引号，是窃以为刘其兵既非“明星”，也非传统意义上的“交易员”，他充其量是位顶着“红帽子”的颤颤兢兢的政府官员，“听话” 是他呆在那个位置上的前提，即便他在求学期间被老师认定为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但最后就职的环境却未必给他独立思考和果断决策的条件。 躬逢其盛时，当然也有呼风唤雨的派头；而当事情败露后，他也理应承担更大的责任———国储局曾经否认他是属下工作人员，并因此而获得与国外经纪公司磋商时的主动，从而让后者平分了相应的损失。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这是值得庆幸的，但若将“手法”拔高到所谓东方智慧的话，那么很可能在弹冠相庆之际又一次错过了检讨自己的机会。
政府究竟应该在经济中扮演什么角色？制度设立后为什么形同虚设？在交易市场中，越是大的机构，越容不得半点差池，最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一步走错，满盘皆墨，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刘其兵与另一位有类似境遇的陈久霖将分别在中国和新加坡的铁窗下切身体会这一点；而从更大的层面来说，又将如何体味？
为了这篇评论，笔者费尽心机地寻找刘其兵的影像，但在互联网时代，如此响亮的一个名字竟然找不出一张照片，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