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
当年美式快餐店最初准备打入亚洲市场时，曾经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了这么一个问题：
东亚地区的消费者更倾向于传统饮食文化，以快速提供餐食为特色的美式快餐店似乎难以在此立足，
于是后来，这些餐饮巨头在亚洲实施了有别于欧美市场的运作模式，主动把快餐店打造为供顾客休闲的空间，
在当时新兴的这种空间消费策略下，美式快餐店如愿地迅速占领了亚洲市场...
作为这类快餐店其中之一的麦当劳在后来又发现：亚洲人在其店里消费的不仅是食物，更重视的是消费干净整洁又舒适的空间，因此亚洲消费者在店里的逗留时间普遍比欧美的长，
当时，得知这一现象的麦当劳选择借此创造出良好的公众形象，他们采取的策略是：
不仅不会驱赶那些店内消费很少（甚至是没有消费）而且占用时间很长的人士，还尽量为这些顾客提供私人空间，
长此以往，东亚的一些露宿者们开始把24小时营业还不会赶人的麦当劳当作长期的寄宿地，于是便慢慢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人群，也就是媒体所称的——“McRefugees”（麦难民）...
所谓的麦难民，他们一般在凌晨时分左右陆续进入麦当劳，
他们有的会随身带上一些可以盖在身上防寒的衣物，以及能放在桌上趴靠的“枕头”，
有的则直接靠在座椅上，
或者以双手为枕，趴在桌上休息，
由于太过疲倦，就连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可能也毫不设防，
这样的人群逐渐出现在日本，韩国以及新加坡等地方，而且人数越来越多，
但要论“麦难民”现象泛滥的地区，香港地区绝对是排在前列中的一个，
根据国际青少年商会（JCI）的调查显示：在今年6月至7月期间共有334名“麦难民”在香港各家麦当劳中寄宿，相较于2013年的57名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无家可归者的数量在短短五年时间内增加了如此之多，主要还是得归责于香港的经济适用房过少、租金过高以及不够完善的社会福利系统，
其中失业及就业不足是影响人们支付租金能力的两大因素：就业岗位的不稳定性导致了他们无法获得稳定的薪资，这就意味着他们难以承诺按时支付租金，
一名香港“麦难民”Kong Ho-man表示：“有时候是因为我无法提供地址证明，所以无法获得稳定的工作。”
没有稳定的工作便几乎无法支付房租，没有住址证明又难以获得稳定的工作，这就变成了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
香港一位60岁的“麦难民”梁炳泉表示：“我现在每月赚到的钱只够吃饭，甚至有时候不够钱我每天只能吃一顿，房子根本想都不敢想，
不是我不想有更稳定更好的工作，而是我在年龄和健康方面已经没那个条件了。”
根据政府数据透露，香港的贫穷率直到去年11月时已经达到19.9％，创下了自2009年来的新高...
一些“麦难民”在申请社会救助福利房屋，经过面临漫长的等待后却仍然无果，
香港深水埗的Sam就是其中一位：“政府说我们需要等待三年，但到现在我已经等了四五年了。”
无家可归者们可以获得的最佳帮助是申请全面的社会保障援助（CSSA），但这也至少需要309天的时间进行处理...
曾在2015年10月时，一名50-60岁的女性“麦难民”被发现死于九龙湾坪石村的麦当劳内，
由于麦当劳的员工不会轻易打扰顾客们的休息，周围的顾客也不会太过注意陌生人的情况，
所以直到24小时后她才被发现死亡，由麦当劳员工报警通知警方过来处理...
对此麦当劳方面在事后发表了声明：“我们欢迎各界人士随时访问我们的餐厅，之后也会更加关注店里顾客的状况。”
这位“麦难民”的死亡也引起了政府及救助机构的重视，但无奈香港的社会经济适用房分配现状依然难以改变...
要说的是，
这些“麦难民”里，有很大一部分是有着全职或兼职工作的，甚至有一部分还是租住着房子的，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难民”，
但他们之所以会寄宿于麦当劳，是因为除了房租之外，他们还要考虑电费及交通费用等支出...
根据对香港“麦难民”的采访及调查发现，有一位男性是因为他的公共住房没有能让空气对流的窗口，到了夏天过于闷热却又负担不起昂贵的电费，因此寄宿在了麦当劳，
还有一位“麦难民”吴先生则表示自己是因为噪音而寄宿于麦当劳：
“我的家就在马路对面，但由于我的邻居非常吵，过去五年我都无法安然入睡，
在被折磨了这么多年后，即使我现在睡五个小时左右也会被头疼疼醒。
最开始的时候我试过用耳塞来阻挡噪音，但后来因为把它们推进耳道太深导致感染发炎了，
现在终于找到了麦当劳这个暂时的寄宿点，真的是谢天谢地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民众成为“麦难民”的理由更为让人心疼，
一位年轻的建筑工人由于和家里人关系不好，寄宿于麦当劳，
另一名55岁的女性则是因为害怕家中经常虐待她的丈夫，所以选择了对于她来说更加“安全”的麦当劳，
还有一位没有孩子的老年妇女是因为在丈夫去世后孤独难耐，选择在麦当劳与其他“麦难民”一起度过漫漫长夜...
一位调查“麦难民”的人员表示：“我们发现这些人们不仅是因为没有钱，而且他们的灵魂与生命更为空虚。”
其实在新加坡，也有着类似的“麦难民”现象，
当地一位50岁的“麦难民”Raymond Tan是一名保安，他每月能赚取1000新币（折合5008元人民币）的薪资，而且还能收取他租出去的一套两个房间的房子租金1000新币，
但他需要用这些钱照顾远在菲律宾的老婆孩子，而且他之前因为高血压而入院，几天的住院费就让他的医疗费用达到了6000新币（折合30050元人民币）！
如此高昂的费用让他根本不敢轻易使用薪资租房，但又租出去的房屋租金以供养妻子与孩子的生活，因此他只得成为了“麦难民”...
Raymond Tan感叹道：“新加坡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国家。
我们可以死，但千万不能生病。”
在五光十色的不夜城市下，
还有很多人在为最基本的生存和睡眠作斗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