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未几
1961年11月27日，新加坡和马来亚各报显要处登载了这么一则消息，“新加坡政府为配合马来亚联合邦政府之施政方针，经于本月中旬，在立法议会通过新加坡大学法案。从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起，马来亚大学将正式分别成为新加坡和马来亚国立大学，而新加坡胶业巨子拿督李光前博士，被聘任为新加坡大学首任校长。”３年前，马来亚大学授予李光前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对“侧身工商界，自愧无甚贡献”的李光前来说，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1903年，10岁的李光前随父移民至英属殖民地新加坡，几十年间，“目睹它从一小商站不断地长大，成为东南亚的一个商业、金融以至教育和文化的重镇”。李光前本人则从小小放牛娃成长为东南亚橡胶、金融业执牛耳者，在教育、慈善等领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选择既非学者，又非政治家的华人出任当地高等学府首任校长，在新加坡文化史上不啻为一件大事，对李光前来说，也是“一个普通公民”所获之极高殊荣。
作为陈嘉庚的女婿，李光前同大多数20世纪初下南洋的华侨一样，目睹了中国高涨的民族主义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乃至战后东南亚各国民族解放运动。从很多方面来讲，他被视为陈嘉庚最合适的继承者，两人在晚年做出的不同选择——陈嘉庚“落叶归根”，归返中国，成为华侨旗帜；李光前“落地生根”，以在地华商的身份终老狮城——也代表了海外华人的两种归途方向。
李光前
一心想当工程师
1893年10月18日，李光前出生于福建省南安县梅山芙蓉村，家中排行第二，幼年随母亲生活，因家境贫寒，李光前每天上完私塾后，还得替人放牛，赚取微薄收入。母亲去世后，10岁的他跟随父亲李国专背井离乡，出洋到新加坡谋生。到新加坡后，李国专干点小本生意，勉强维生，李光前则被送入英印学堂就读，学英文和算术。当时的新加坡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华文学校，李光前只好利用周末的时间去养正学堂学习中文，因天资聪颖加好学不倦，李光前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1908年，15岁的他成功考取南京暨南学堂。暨南学堂由清政府委托两江总督端方在南京主办，专门招收南洋华侨学生就读，免收一切膳宿、学杂费，发给补贴。旧制为五年中学兼高小。在新加坡中华商会的资助下，李光前入暨南学堂就读，被编入中甲班，两年后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升入北京清华高等学堂（二年制大学预科），后转入唐山路矿专门学堂（交通大学前身）进一步深造。
少年李光前曾做过光宗耀祖的“状元梦”，然而晚清政府在“船坚炮利”前的数次失败让他对西方科学十分向往。他本来数理化基础就好，又因当时毕业自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的詹天佑因修建京张铁路名扬天下，社会上兴起一股向“德、赛”二先生学习的风气，李光前因此选择了唐山路矿专门学堂。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唐山路矿专门学堂师生纷纷支持孙中山，李光前剪辫明志。可惜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唐山路矿专门学堂被关，李光前只好回到新加坡，为工程师梦想继续努力。这一年，李光前19岁，父亲李国专早已回归故里不再出洋，偌大新加坡任他只身闯荡。通往新加坡的船上，李光前结识了印度尼西亚棉兰华侨领袖张鸿南之女张福英夫妇，“不好交际但脚踏实地”的李光前给张福英留下了有为青年的深刻印象。
重返新加坡后，李光前白天在新加坡福建会馆创办的道南学堂和崇正学堂教书，晚上兼任华文报纸的电讯翻译员。为节省费用，李光前直接睡在教室里，用几张桌子拼起来当床用，白天再将它回归原位。当时海外华侨心目中最理想的职业为“三师”：工程师、律师及医师，工程师又排在“三师之首。即使百般辛苦，李光前仍不放弃任何学习的机会，当小学教师不久，他顺利考入新加坡英国殖民地政府主办的测量学校，半工半读（入学前签订合约，议明毕业后必须服务五年，否则赔偿政府损失）。同时以自修的方式攻读美国某大学的土木课程。
如果按照李光前的求学生涯和职业规划来看，从测量学校毕业后，他将以工程师的身份在新加坡谋生甚至终老。然而庄希泉的出现，李光前的人生轨迹开始偏离工程师的轨道，转而投入南洋商海。
陈嘉庚（左）和李光前（右）
陈嘉庚的知遇之恩
庄希泉是福建厦门人，早年参加同盟会，为新成立的民国政府下南洋筹款，后在新加坡经营实业。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货物进入新加坡成了问题，庄希泉见机同陈楚楠（曾任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会长）合伙创办中华国货公司，卖中国货。当时李光前从测量学校毕业，因不堪殖民地政府的歧视政策，在友人介绍下，应聘到中华国货公司担任英文财库，负责处理采办、公关和中英文往来文书等事务。
庄希泉极为赏识李光前的外语及工作能力。根据测量学校的规定，学员毕业后若不履行合约，需赔偿政府损失，求才若渴的庄希泉不仅为李光前偿还了与殖民政府签订五年合约的费用，还为他打开了进入新加坡商界的大门。李光前在商业上的才华开始显现。时值民国初立，商务印书馆（时有一半股份为日资）与中华书局分别出版了新的“共和版”新课本和“中华版”新教科书，而南洋各地华侨学校，仍在采用清末出版的旧课本。李光前洞烛先机，率先跟中华书局联系，购入大批“中华版”新教科书发售，为国货赢得了一笔可观的收入。
李光前生命中的重大转折点发生在1916年。这一年，陈嘉庚为打破英国人垄断的国际橡胶市场，直接与欧美商人进行橡胶买卖，透过与庄希泉的私人交情，力邀李光前加入谦益公司，协助处理中英文信函和负责橡胶出口业务。几乎与此同时，李光前前往印尼棉兰拜会张福英夫妇，张鸿南认为这个年轻人很诚实、好学，既能干又肯干，很有培养前途，打算资助他赴香港深造，继续他未完的工程师之梦。
进退两难间，李光前选择谦益，开始了他跟陈嘉庚以及橡胶业深厚的渊源。在谦益主持橡胶出口期间，李光前工作认真，办事干练，外商乐于与他来往，谦益业务突飞猛进，盈利大增。1918年，李光前被擢升为橡胶部总经理，两年后迎娶陈嘉庚长女，成为陈嘉庚的东床快婿。他在谦益待了11年，对橡胶输出、国内外市场行情、银行界如何对橡胶进行资金融通与信贷等方式了如指掌，从生产、加工、买卖、操作到报价、报关、下船程序，他都熟稔于心，这些为他后来独资经营企业奠定了基础。
每每谈及自己在商业上的成功，总是用一句话总结：“成功一半靠勤劳及健身，一半靠幸运”。他从不讳言陈嘉庚对他的恩惠及运气的重要性。既然决意在商场打拼，创业自然是李光前的奋斗目标。1920年开始，陈嘉庚公司很多员工见橡胶市场一片大好，纷纷离职单干，以至“竞争日益剧烈，各厂绝无毫利可图”。对此，陈嘉庚颇有微词，开始将企业重心转移到橡胶品制造业方面。一心只想经营橡胶贸易的李光前打算“单飞”，碍于道义原因，迟至1927年才与友人合伙在马来亚柔佛州麻坡经营烟房—一利用从橡胶树上割来的橡胶汁，经过粗加工制成半成品的绉片，出售给当地或新加坡的橡胶商。这种业务不但不会与陈嘉庚公司的橡胶业务发生冲突，反倒有辅助的作用，他们可以收购绉片进行深加工。
烟房属小本生意，盈利有限。想要确保胶汁来源，取得更高的利润，就得有自己的橡胶园。碰巧有一英国商人准备回国，想把麻坡的1000英亩胶园以10万元（除注明外，下文所述货币均为新加坡币）低价出售，李光前听说后进行了实地调查，发现园内经常有猛虎伤人，工人不敢去割胶胶园便被荒废下来。尽管陈嘉庚极力反对，李光前仍冒险在老虎滋生的种植园中买下了他的第一块地产，曰“芙蓉园”。因为他曾在英文报刊上看到政府打算在那附近修路的消息，公路开，车来车往，老虎自然绝迹。果如李光前所料，买下胶园后不久，政府在“芙蓉园”附近兴建公路，1年后，他将“芙蓉园”以40万元的价格转手，拿着净赚的30万，创办南益橡胶厂，专营橡胶买卖。
橡胶大王、金融巨子
创业初始，李光前小心谨慎、步步为营。鉴于当时很多胶商因把资金用来购置胶园与烟房致使资金周转不灵而倒闭的教训，他不急于扩大规模不向银行作额外借贷扩建厂房，也不做市场投机，另辟蹊径从小户着手向当地的小园主收购橡胶，以现金支付，坚持实买实卖。这种经营方式虽然利润较低，但流动资金充裕，可随时调动，不至于造成过重的债务负担。
1929年，全球爆发经济危机，胶价暴跌，当陈嘉庚、林义顺（与陈嘉庚同期被称为“橡胶大王”）等大企业家纷纷倒闭时，稳扎稳打，量力而行的“南益”损失轻微。“南益”不仅通过重组生存下来，李光前趁机利用危机带来的混乱，收购了许多破产企业。1930年代早期，“南益”的业务领域开始多样化，除经营橡胶园、橡胶厂及将胶片、胶液运往欧美、日本等国外，还扩张至菠萝及饼干行业。1934年陈嘉庚公司收盘之际，李光前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南亚橡胶大王和菠萝大王。到二战爆发前夕，李光前商业帝国版图包含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拥有约3万公顷的橡胶和黄梨（菠萝）种植园，约２千名经营人员和三四万工人。
银行业是李光前的第二大投资重点，他在银行业方面的投资占其企业投资总额的1/4。他自1937年到1964年担任华侨银行的董事主席一职，长达27年，堪称金融业巨子。根据日本1941年编写的《三十年代南洋华侨领袖调查报告书》载，李光前的资产高达600万美元。
1941年12月，李光前赴美国参加国际橡胶会议，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李光前被追滞留美国直至战争结束。留美期间，他应邀在哥伦比亚大学为盟军军事人员讲解东南亚政治、经济、地理等概况，积极发动侨胞捐款救济中国抗日伤员及难民。因响应陈嘉庚支援抗日的各种活动，李光前在东南亚的大部分资产都被日军列为“敌产”没收和破坏。
待他1945年重返新加坡复兴“南益”旧业，恰好赶上国内外经济复苏的好势头。李光前曾说过：“凡是在工商业上最成功的人，就是最会利用银行信用的人。”因他此前不轻易向银行借贷，信用良好，故在重建时能轻松向汇丰银行申请融资3000万元，用以恢复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地的橡胶厂生产。短短两三年，“南益”橡胶园和菠萝园已恢复元气。朝鲜战争期间“南益”利用战略物资橡胶适时发了笔大财，获利2700万美元，一跃而为世界最大的橡胶贸易商。“南益”机构亦不断扩大，“南益”员工曾将这一时期李氏橡胶业形容为印钞业，企业利润极其丰厚，每个员工都可以得到超常的高额花红。到李光前1954年9月功成身退，将南益集团的业务与管理权交给长子李成义时，外国人估计南益集团的资金已超逾1亿美元。
取诸社会，用诸社会
受陈嘉庚影响，李光前也“倾资助学”。1929年的经济危机让陈嘉庚损失极为严重，要继续维持集美和厦门大学，很困难。从1933年起，李光前每月捐助新加坡币7200元，作为集美学校的基金，1940年增至每月5万元。1934年，李光前和黄奕住、林文庆、新加坡群进公司曾捐10万元给集美、厦大做经费，两年后，又捐5万元，陈嘉庚以此做厦大基金。“可以这么说，陈嘉庚的生意失败后，他继续资助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钱，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他的女婿李光前捐助的。
在家乡南安芙蓉村，李光前独资创办“国专小学”“国光中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光前继续捐资设立了“国专学村”（后更名为光前学村），其中包括学校、医院、图书馆、美术馆（后更名为光前学村）等配套设施。
1952年，李光前在纪念其父亲“李国专助学金”的基础上，进一步设立“李氏基金”，将南益公司的部分资产捐为基金，由委员会保管，把每年股票投资赚到的股息，拨出作为捐献慈善公益事业之用。关于“李氏基金”成立的背景，李光前大儿子李成义表示，其历史要追溯到他外祖父陈嘉庚的事迹，“从中国南来的先辈，大都家境贫穷需要人帮助。当时，谁发达了，谁就有责任帮助穷人”。受老子“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影响至深的李光前，坚信“钱财不要积下，要施用到有用的地方去”，基于此，1964年底，他将个人名下的股权（占南益总股份的48％）悉数捐给“李氏基金”。
据“南益”元老李成枫1993年统计，“李氏基金”捐出的3亿元，75％用于兴办学校的教育事业。“李氏基金”曾捐款予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各大专学院，独中及华小。对学术研究、科技书刊的出版以及文化艺术等，李氏基金也热心支持、乐于赞助。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东南亚研究所热带经济作物研究社编著《殖产橡胶拓荒人》，以及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举办的一些美术展览会、音乐会等，都得到“李氏基金”的资助。
此外，“李氏基金”对学业优良而家境清寒贫苦学生的协助，不分种族、宗教信仰、籍贯，姓氏和帮派，也从不附带任何条件，只要该学生的学业表现优异，条件符合“李氏基金”创立的宗旨和标准，即有资格获得奖学金。在推动新马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乃至世界文化教育方面，“李氏基金”至今仍发挥着重大影响。
落地生根，投身本地教育
根据新加坡史学家崔贵强的研究，在新马地区，从华侨时代到华人时代的转变期可分为三个阶段：1945-1949年多数人还眷恋祖国，怀抱华侨情结；1950-1955年是过渡期，华人的政治观念逐渐发生变化；1956-1969年多数华人取得了公民权，思想上也逐步认同于当地国家。他发现，在第一阶段即战后初期，“当华人社会领袖还在中国政治的泥沼中打转时，李光前已毅然摆脱了中国的政治圈，投身于本地政治斗争的洪流中，他的归属感很快地已从中国转移到本地来”。
1945年6月，李光前在英国的《泰晤士报》发表了《未来的马来亚》一文，提倡新马华人和马来亚人共同努力创建马来亚联邦国。他说，“他在马来亚长期与马来人生活，喜欢而且赞美马来人。华人很早就在吉兰丹与马六甲居住，是华人的血和汗，劳苦和生命把马来亚开发起来。华人在这里没有政治野心，马来亚的经济仍大有发展的余地，华人在这方面的扩张决不致危害到其他民族的利益。”
被推选为新加坡华侨总商会会长后，李光前一再向华人社会呼吁：“希望侨居在南洋的华侨，一心一意地参加当地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建设工作，谋求地方事业之发展，增进人类福利”。他为新加坡的教育乃至社会公益事业付出了无数心血与财力。在他看来，教育不但是启发人类的智慧，同时也在求个人与社会的生存、传播与发扬人类的文化。无论是来自华文系统的南洋大学，还是有着英文源流的新加坡大学，他都倾力相助。
1953年，陈六使提议创办历史上第一所海外华人大学——南洋大学，尽管建校观点与理事会成员意见相异，李光前依然认捐了全部捐款的十分之一，一次交付100万元，后来又多次捐资设立奖学金和购置教学设备。早年的学习经历与成为工程师的志向让李光前呈现出与同时代主张兴学办教者们的不同，“除了建校和热衷传统文化之余，尚大力提倡与西方文化作交流，并且注重图书馆的建设，尤不遗余力倡导对工程、科学的研究”。1949年马来亚大学创办时，曾获李光前捐赠25万元。1951年复再捐25万元建立图书馆，随函嘱咐宜优先购置东方文化书籍和增进科学之研究，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李光前倡导多元文化，认为在多民族的国家里应该使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融合为一个整体。新加坡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他说：“世界上许多国家许多民族常因互相猜忌和恐惧而生冲突，如能致力于学术的探讨，以现代科学的卓越成就而善意合作，就不难去除障碍，解决纷争，其他难题亦可迎刃而解。”于他而言，“大学不是使人引以为荣的工具，也不能限于传授技能，而应该使青年提高精神，树立责任，发挥自由意志与上进精神，追求真理、获得智慧、豁然贯通。”
从1962年担任新加坡大学首任校长到1965年因病申请辞职，李光前“全力克尽职责，不久就受到全校人士的爱戴。上至副校长，下至学生，无不觉得他和善可亲。每一个人都可以向他倾诉困难，并问他寻求解决办法。”1965年11月，新加坡大学教授林国安代表新加坡大学授予李光前文学博士学位典礼上说，“管理大学对他（李光前）是轻而易举的事。他能够在同他一起工作者中选用最好人才，而他的丰富社会经验，供给予我们智慧的宝库，以备我们在必要时去取用”。林国安认为，“有些人的个人成功史，亦即我国历史的一部分，李光前就是这种人物之一”。
过去新加坡有很多“亚答”屋（茅草屋），很稠密，一旦发生火灾，经常连着烧数十上百间，1958年，新加坡成立福利协会，主管各种救灾工作，由李光前担任主席，每逢灾情发生，便立即赶赴灾区，视察慰问，除呼吁各界慷慨义捐外，李光前和“李氏基金”经常带头捐款，以便迅速展开救灾工作。
简朴的丧事，隆重的葬礼
1965年，李光前被检查出肝癌，辞去工作职务，静心休养，做身体检查时，医生惊讶地发现这位富甲一方的大亨竟有严重的营养不良。这恐怕与他平时粗茶淡饭的饮食习惯有关，同陈嘉庚一样，李光前平时爱吃地瓜稀饭，配点花生米、豆腐、盐菜即可。即便是工作中的午餐宴客，也是坚持四菜一汤标准，辅以水果及饮料。
他从不抽烟喝酒，也不为自己和妻子儿女做寿。他一般会在早上五六点间给各公司负责人打电话，除了能尽快传达信息外，还可以节省1/3的话费。出门在外，李光前很少坐车，乘有轨电车时，同工薪阶层一样买三等车厢的票。70岁生日那天，李光前拒绝在家中举办任何庆祝活动，跑去新加坡中央医院献血，这是他第18次也是最后一次献血。
为了治病，李光前先后前往上海、香港等地，病情曾一度有所好转，但1967年又复发，急剧恶化。临终前，李光前嘱咐家属，丧事一切从简：不搞遗体告别仪式，来宾只在遗像前站定用注目礼就行；遗体火化时不必做新衣服穿平时的衣服即可；骨灰盒不必比别人大，编号时按顺序，不许特殊超越。
出殡当日，新加坡政府许多首要、各国驻新加坡使节，以及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国立新加坡大学、南洋大学、南洋华侨中学还有马来西亚的各社会团体负责人都来为李光前送行，人数5000人，送殡队伍长达2公里，哀荣备至，新加坡华人社会称之为“简朴的丧事，隆重的葬礼”。
对李光前的一生，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致给其夫人陈爱礼电报中，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李光前先生是我们的社会中受人尊重的一员，这不仅是因为他集聚的财富，更由于他对我们的社会的进展所做的贡献，尤其是在教育方面。”他深信，李光前所做的良好工作，“将通过他生前所创立的基金，继续帮助我们这个国家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