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劲/文 市场里有供给和需求，是买卖双永无休止讨价还价的地方。价格过低，买的多卖的少，就会涨价；价格过高，卖的多买的少，就会跌价。如果价格正好，不涨也不跌，我们就说供需平衡。这是“看不见的手”在调节市场的供需关系。
为什么说市场非常奇妙？是因为它找到平衡并不需要外力干预，而是在无序状态自然形成的秩序。这种秩序下，只要能付得起市场价格，买方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卖方可以依赖市场价格组织生产，在赚钱的同时保障供给充足。无论买方还是卖方，为的都是私利，但解决的却是社会中最核心的问题。从中国传统哲学看，市场这种自然平衡属“道法自然”“无为而治”。
为什么市场能够做到无为而治？市场重要的特性是自由、透明和法制。透明和法制是为维持市场的公平正义、童叟无欺。价格面前人人平等。自由则保障了每个人的私域信息能够得到充分表达。
市场里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是集合的概念，单体的需求和供给只有每个市场参与者自己和上帝知道。为获得总供给和总需求的信息以期达到市场平衡，就必须让每个参与者进入讨价还价的过程，私域信息就获得了表达。市场的效率在于所有经济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我们没有办法在不损害其他人利益的基础上，让市场中的某个人获得更大利益。
市场和行政手段的不同功效
和市场平衡相对立的办法是行政管理，一般的形式是对供给和价格进行直接控制。为什么要同时对供给和价格进行控制？因为需求来自人心，人心无常且无法直接控制。行政管理只能针对供给和价格。
但问题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如果每个中国人每天有10件需求，14亿人就有140亿件；每天有一件需求产生变化，就得改变14亿件；如果每位行政官员可以管理10件需求，至少需要1.4亿官员。大家都当官，谁来做生产和服务？
所以，行政管理一定都有拍脑袋、一刀切的成分。如果对某种商品供给过多，价格太低没有利润，会造成浪费和损失。社会总资源是有限的，对一种商品过多供给，对其它商品的供给一定存在不足。反之则价格过高，百姓承受不了，又不得不限价。
但限价并不能减少需求，需求便大于供给，产生短缺，不得不进行凭票供应。此时，黑市便应声而起，腐败大行其道，代表行政权力的“供应券”，往往直接变成硬通货和印钞机。正是由于行政管理无法解决供需中的信息问题，浪费、短缺、黑市、腐败都是行政管理市场最常见的副产品。
我们用世界上大城市对交通拥堵的治理，来看市场和行政手段的不同功效。私家车太多造成交通堵塞是很多大城市的通病，治理办法一般有三种。
一是像纽约完全靠市场的城市。很多人买得起车却养不起，停车成本极其高昂。如果法令不健全，大家可以免费乱停车，自然会引起极其严重的拥堵。如果法律健全，非法乱停车面临高昂罚款，汽车真实的使用成本就会远高于购置成本。另一方面，如果地铁、公交、出租车极其方便，大部分人出行就会选择公共交通。市场本身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严格的法令。
二是像新加坡、上海这样积极管理的城市。政府控制私家车总量，以拍卖的方式将购车许可卖给购车者。私家车用户除了面临高昂的停车费，还增加一笔购车许可费用。这也是利用市场诱导市民放弃私家车，而去使用公共交通。
三是像北京等城市，引入汽车购买许可的同时，分配方式是摇号。实际上，摇号就是行政干预，把稀缺资源（购车许可）零成本分配出去，控制价格。但根据新加坡和上海的经验，北京购车证的实际市场价格在10万元左右，每年10万个配额的总成本是100亿元。这就相当于政府每年发100亿元的红包，抢红包的人自然多，旦中签率不足1%。
这是一种好方法吗？首先，政府失去了100亿元的财政收入。其次，不到1%的中签率，说明中签的人大概率不是最需要买车的人，也不是最能买得起车的人，而是最幸运的人。最幸运的人拿到这个资产，不见得自己使用（北京养车成本也很高），而是想方设法让资产变现，用灰色方法把购车证出租给最需要车的人或是最有支付能力的人。因此，违规的租赁合同、假结婚成为市场里的乱象，这些人也被指责不守规矩。岂不知，罪魁祸首是没有利用市场的基本规律。
有人说摇号是为了公平正义，如果拍卖，岂不是只有有钱人才能开车？但如果仔细思考，在国际化大都市，廉价方便的公共交通是民生，私家车都是奢侈品。政府完全可以把拍卖得来的收入，投入到增加公共交通的服务中。最需要开车的人可以合法买到车；最有支付能力的人可以在得到方便的同时，为改善公共交通买单；不开车不增加城市拥堵的市民可以得到更好的公共交通服务，岂不是两全其美？摇号却是让三方俱损。
进一步推广市场思维，政府还可以通过竞拍向存量车主收购汽车名额。回购名额或许可以以更高的价格拍卖出去，这样既不增加私家车存量，还能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亦或者可以把低价买回来的名额直接销毁，在降低私家车存量的同时也降低了交通的拥堵性。
两种阻力
市场既然如此玄妙，为何人们常常不愿意用市场手段？背后的原因有二。
一是认知问题。比如，建国以后的计划经济是理论驱动的尝试，并非来自实践经验。结果是经济停滞、全民贫穷。改革开放中的“改革”主要是利用市场机制替代行政指令，结果是让中国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走入中高收入行列。为什么要经过犯错误、再犯错误到最后改正的迂回过程？这是认知问题。
显然在建国初，我们并不理解市场的机制和功能，而是迷信计划经济这种理论上的推断。要打破这种认知局限就要对思想进行彻底解放。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初期对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就很难回到现实，打破旧思维，从而走上市场经济的正确道路。
真正获得“市场思维”并不是一件易事。因为行政管制逻辑关系清晰，效果立竿见影。没有经过市场思维训练的人，很容易走上行政管制的道路。长期在等级森严的机构里工作的人，解决问题的办法基本都是依靠行政控制。手握榔头，看所有问题都像钉子。
同时由于行政管制的致命缺点，往往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管死是因为行政管制解决不了复杂的信息问题。一放就乱是由于“放”等同于“不管”，放的同时并没有引入市场机制让秩序重新建立。
哪怕是在市场摸爬滚打多年的企业家，往往也不能完全掌握市场思维。企业从小到大再到强，离不开企业家一辈子的兢兢业业。很多成功的企业家是所谓的“工作狂”，管理企业事无巨细。岂不知一个人的时间有限，企业小时可以做到事必躬亲；企业做大继续这样，一定是“按下葫芦浮起瓢”，顾此必然失彼。
要跨越这个瓶颈，企业家需要对管理进行分工，对手下进行赋能，增强管理的透明度，用激励机制来替代行政指令，让组织的能力替代个人的能力。这种无为而治的方法，和市场思维一脉相承，核心都是避免对直接控制的病态依赖。如果企业家在认知上不能有这样的转变，企业大到一定程度增长必然失速，企业家也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人们热衷于行政指令而弱化市场方法的第二个原因是利益的固化。任何行政管制的前提是有“官”来管事。如果方法是市场规则，官员就失去了权力。市场规则的核心是自由、透明、法制，官员的作用只能是维持市场的核心特性，并不能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
这就像足球比赛，上场队员是市场参与者，裁判是官员。裁判只能维持比赛的公正公平，但无法影响比赛的胜负。如果官员本身很有“理想”，希望直接影响比赛结果，自然要放弃市场的方法而采取行政手段。
但正如前文所述，用行政手段管理市场，必然带来浪费或短缺以及由此产生的黑市和腐败。从经济的角度看，寻租、腐败是对行政权力的变现，黑市是变现的市场，而产生黑市的条件往往是行政管制。
因此，如果我们把行政管制和市场机制相比较，懂得前者的人很多，懂得后者的人很少。社会或企业要让管理上一个台阶，获得更好的结果或更高效率，就必须学会少用一些行政管理，多用一些市场机制。
（作者系长江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