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前后，欧洲移民从文化猎奇角度，拍下的一张华工在澳摆拍照。（图片来自澳洲书籍资料）
央视四套《华人世界》栏目对此事做了连续报道 。（视频截图）
台海网4月16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清明节前，在遥远的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圣乔治，一座专门为300个“厦门牧羊人”而立的纪念碑落成。这批向海而生的先行者故事，经本报独家揭秘后受到广泛关注，央视四套《华人世界》栏目对此做出连续报道。170年前，300个“厦门牧羊人”经历了什么？他们又是如何生活与工作的？……随着故事的传播，一段尘封已久的澳洲华工历史被一点点揭开。
在遥远的澳洲，一群华人也在积极挖掘“厦门牧羊人”的故事。“我们将在昆士兰州的圣乔治市设立奖学金，让更多人知道华工的血泪史，以及华人对澳洲多元文化的贡献。”圣乔治华人纪念委员会主席孙健还期待，纪念碑的落成，能够带动厦门乃至福建等地的中国游客加入到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圣乔治市的“厦门牧羊人”寻访之旅，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提升华人在当地的影响力，增进中澳两国交流。
这段神奇的故事能够漂洋过海来到厦门，还需要感谢热心市民曾先生。3月31日晚，他从澳大利亚澳华商会会长杨大卫的朋友圈得知“厦门牧羊人”纪念碑的故事，兴奋得不能入睡。次日，他就将线索告诉本报。
“太震惊了！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事。”曾先生期待，今后有更多厦门甚至闽南地区故事被挖掘。
来自哪里？
“任”姓墓主可能来自厦门周边
当年漂洋过海的“厦门牧羊人”来自哪里？鲜有人知晓。仅存的一块石头墓碑的墓主任财福是何人？也无从考证。记者在厦门市姓氏源流研究会没能找到当时厦门任姓分布的记载。“任姓，据2000年时统计，在厦门有850人，多是新中国成立后迁入。”研究会负责人介绍。
本报报道后，多位热心专家、市民纷纷表达自己的看法。有市民提出，“任”以闽南话口音判断可能是“林”的音译，而林姓在当时的同安浔尾村（墓碑上“东邑金美村”的音译）一带，比较常见，“很可能是现在的集美人士。”厦门文史专家龚洁则推测，这位“任”姓墓主可能来自厦门周边。“当时契约华工主要来自闽南，特别是厦门岛周边，如诏安、龙溪、海澄、平和、漳浦、长泰等。”
如何前往？
乘宁波号出海 颠簸88天到悉尼
1848年-1853年，300个“厦门牧羊人”漂洋过海到澳洲。“这在澳大利亚是史无前例的。”厦门市文博研究员何丙仲告诉记者，根据《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作者张秋生的考辨，1848年是首批契约华工进入澳洲的时间。
《1848-1888年的中国移民机构》一书中写道:“通过驻厦门的中国劳工代理商英国人德滴之手，120名中国劳工乘宁波号于1848年7月7号从厦门出发，于同年10月2日抵达悉尼港。”宁波号吨位为234吨，于1848年11月16日又载56名中国劳工到达今昆士兰州的莫尔顿湾。1859年以前，有着富饶牧场的昆士兰州还未建立殖民区，属于新南威尔士州的一部分。
据1848年10月3日《悉尼先驱晨报》记载:这艘宁波号帆船1848年6月6日从香港出发至厦门，从厦门出发后，只在阿森松岛一地停靠。“宁波号在海上颠簸了88天，接近三个月才到达悉尼。”何丙仲介绍，契约华工像牲畜一样被钉入不透风的船底内，船主为节省费用，中途极少停靠港口。“途中华工只能靠极有限的粮水为生。”
生活状况如何？
异常劳累 生活苦不堪言
据《契约华工史》（吴凤斌著）一书介绍，当时，一个牧场要招10至20名工人。1851年，契约华工买来的价格仅是8元（当时澳洲当地的货币），转手就能卖100多元——这些契约华工能在一年内生产高过拐运费用以及生产投资费用三倍以上价格的农业生产品。
然而，早期进入牧场的华工都订有明文契约——按照新南威尔士契约规定，华工从到达之日起“担任牧羊、农田及一般仆役和劳工之劳动，以五年为期”，服从管理人员的命令，每月给付工银若干，每月按定量配给“面粉8磅或大米10磅（1磅约495克，接近1斤），任其选择，肉食9磅，茶叶二盎司”。《契约华工史》书中写道:1851年，一名叫亚海的契约华工为辛浦逊场主雇佣工人时，每周所得食物与此规定相同。“另，工资每月3元，同意将最初4个月的工资12元作为清还雇主先行垫付的6元债务。”这是因为后期的华工大多是赊单制。“在债务未清之前，要听从债权人的控制和驱使，不能自由行动。”
“他们的生活苦不堪言。”何丙仲介绍，根据记载，牧场华工被当作流放犯一样使用。“待遇恶劣，工资微薄，与雇主纠纷屡起。十个牧羊人要看管几千头羊。牧人和畜牧工人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都在无休止地移动，住在满地蝇屎、跳蚤成群的单间茅棚。”
据C·W·蔡著《中国人在澳大利亚的移殖和定居》记载，这批来自厦门的契约华工，有的年纪较大，有的尚年少，大都在劳累中死亡，有的逃到矿区，到19世纪末，“来自厦门的契约工人早已绝迹”。
据史料记载，后来的华工除了淘金，有的还在澳洲养羊站当帮工、侍仆等，有的从事种水果蔬菜或捕鱼的农副业，亦有一些从事家具制造、洗衣、当小贩等，还有一些被殖民政府雇佣去修建公路、铁路等。
【背景】
厦门曾是苦力贸易中心
早在1783年，欧洲人詹姆斯·马特拉就提出从中国输入苦力开发澳大利亚的主张。何丙仲介绍，19世纪30年代，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英国本土纺织业发展迅速，世界市场上羊毛价格上涨，澳洲殖民地的罪犯劳动力已不适应养羊业的发展。1834年4月19日《悉尼先驱晨报》撰文提出:“有必要着手把中国华南地区的居民有组织地输送到新南威尔士。”1837年，该报刊登了贩卖中国苦力的广告。但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大门并未完全打开，澳洲只能从英国殖民地新加坡零星、间接地招进华工。
到了1842年，中国被迫开放了5个通商口岸，华工才得以成批输入澳洲。外国商人选中海港优良的厦门（与日本、东南亚贸易繁荣，且清政府的管控相对薄弱）作为从事非法苦力贸易的中心，相继设立了6家外国苦力代理机构，其中上文提到英国商人德滴开设的德记洋行最有权势。“鸦片战争后，闽南社会经济进一步衰落，失业者增多。”何丙仲说，厦门的非法苦力贸易在1847年-1853年达到高峰。华工大批输入澳大利亚由此发端。1849年起，在当地政府允许下，运载华工的船只一艘接一艘地从厦门到达新南威尔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