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横流之中
1959年11月18日，印尼政府突然颁布“总统10号法令”，禁止华侨在县级以下地区经商，由此发生大规模排华遣侨事件，中国政府派船接运难侨回国，中爪哇各地难侨则由三宝垄分批乘船回国。
1960年2月29日，我国派往印度尼西亚接运归侨的第一批四艘轮船满载着二千一百多名华侨回国。
图为西爪哇的华侨启程回国时，当地居民前来相送，依依不舍。
中侨委主任廖承志亲自在广州迎接被迫回国的印尼难贫侨。
何隆朝作为三宝垄“华总”掌门人，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指导下，以雷厉风行之势，把本市所有华人社团都动员起来为“遣侨”服务。为了把难侨所带的大件物品运出海关，往往会受到海军陆战队的盘查刁难。
因排华而被集中等待遣返的华侨茫然无助，忧心忡忡。
何隆朝亲自出马找当地军政当局交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为保护难侨的利益据理力争。因此在全印尼遣返难侨的四个港口，数三宝垄对难侨的检查最为宽松，其他省的回国的难侨听说了，也想方设法从三宝垄走。
图为当时三宝垄等待回国的印尼难侨。他们在何隆朝领导的三宝垄中华总会的安置下，临时住进了当地华社会所的礼堂，日常生活都由华总派人照顾。
那些携带黄金物品较多的难侨知道过不了海关，都来找何隆朝，眼巴巴地求他帮忙想办法。于是，每逢送难侨上船的时候，何隆朝就特意穿上宽大的西装，衣裤口袋里满满当当，揣的都是金项链、金砖、金条。码头上的华人中，只有他这位中华总会的“遣侨总指挥”上船不受检查，可以大摇大摆经过海关。上船之后，他再按照事先登记好的名单，找到舱里，把这些金货一件一件发还给大家。
在那场历时一年多的“遣侨”风暴中，何隆朝领导三宝垄中华总会以古道热肠之心，向中爪哇省数千名归国难侨伸出援手。
作为整个援助行动的总指挥，何隆朝在此过程中的表现堪称运筹帷幄，智勇双全，为其赢得的声望至今为人传颂。
1960年代的侨领何隆朝，沉着冷静，目光坚毅而睿智。
1965年印尼“9·30事件”爆发后的那几年，是广大华侨遭受白色恐怖最为惨痛的日子，也是何隆朝在沧海横流面前无私无畏，显露英雄本色的岁月。
从1960年到65年，是何隆朝侨领生涯中担任职务最多和最繁忙的时期。他除了担任三宝垄中华总会主席之外，还兼任三宝垄 “玉融公会”主席、新友社副主席、新友中小学董事长、龙华中小学董事长、华英中小学董事部秘书长和中华医院董事。
由三宝垄华侨新友社主办的三宝垄新友中小学。该校成立于1947年，1966年华校被政府封闭后改为国民学校第32中学。何隆朝先生曾任新友社副主席。
三宝垄当年的华侨学校垄华中小学（现为当地政府所属的国民学校），1957年起何隆朝先生曾担任这所华校的董事长。
三宝垄华英中学礼堂。这所由糖王黄仲函等老一辈华商创办的华校成立于1916年，采用英语、华语和印尼语并重的教学，是印尼最早的“三语”学校之一，后被政府封闭。
1965年10月1日晚上，何隆朝正作为中爪哇省政府访华团顾问，陪同默达省长等印尼贵宾在北京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焰火晚会。中国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司长杨公素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一名干部急匆匆找来，神色凝重地告诉他们：“昨天（9月30日）晚上印尼国内发生了政变，陆军开进雅加达，控制了首都，社会上及官方舆论都说正被镇压的“9·30”事件是印尼共产党策划的。苏加诺总统可能已处于无权的地位。”
海军少将出身的默达省长忧心忡忡地对何隆朝说：“何兄弟，你可以晚几天再走，我是省长，不可能不牵扯到政治问题，所以必须马上赶回去。”结果，对中国友好的默达省长一回到印尼，便被苏哈托革职清洗。
几天之后，当何隆朝在深圳罗湖海关准备取道香港返回印尼时，印尼政局进一步恶化，不断掀起反共、反华的高潮，军警到处逮捕共产党人，很多华人社团领导也被抓被杀，全国上下一片血雨腥风。
1965年“9·30”事件之后印尼发生的屠杀共产党和排华暴行，是当代人类社会极其黑暗的一幕。（资料图片）
为了何隆朝的安全，中央特别派广东省侨办的官员劝他留在国内。何隆朝仍然决定回到印尼，他说：“我如果不回去，三宝垄中华总会有很多事情不好办，那里有一些华侨处境更危险。何况我的家人也需要我。”
当他在三宝垄一下飞机，就被军区谍报处主任跟踪监视起来。他的家也被暴徒捣毁，还差一点被纵火焚烧。印尼各地的中华总会主席没有逃亡的均已坐牢，三宝垄也有不少华侨被军人抓走，种种迹象表明，何隆朝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但他没有躲藏起来，而是冒着巨大风险，天天前往军区司令部，想方设法与之周旋，目的在于营救那些被捕的同胞。
图为被抓捕的印尼华侨在西爪哇尖美士监狱，穿着囚衣被强迫劳动。（资料图片）
在长达一年多的大抓捕、大屠杀的日子里，何隆朝至少营救出上百名身陷囹圄的华侨。那些遭难的同胞，有人在他的担保下被当场从监牢里放出来；也有一些人遭到追捕后逃往国外，何隆朝便和其他热心仗义的华侨一道，尽可能照顾逃难者妻儿老小的生活。
若干年后才知道，何隆朝之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他当年在苏哈托当三宝垄军区司令时与之建立的交情起了作用。
图为当年的三宝垄印尼第四军区司令部，现如今变成一座军事博物馆。
印尼军政强人苏哈托（前左）后来当了总统，铁腕统治印尼三十多年。
这期间，何隆朝还利用他和省长的私人关系，说服当局，暂缓执行军方要在全省统一开展的强行没收华侨财产的命令，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中爪哇华侨同胞的切身利益。
八十年代，何隆朝回乡探望贫困的印尼归侨老人。
回顾过去，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何隆朝先生当时所做的一切，都堪称是一个奇迹。他的睿智，他的铁骨柔肠，他的勇气和应变能力，在纵横捭阖、折冲尊俎之中，已永远定格在当地华人的心里。
邓小平的探望
日子过得飞快，弹指间就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
这时候，印尼与中国翻脸后，双方官方之间早已不过话了，而中国仍处于自顾不暇的文革之中，但政府并没有忘记为祖国做出过贡献的海外儿女。1974年的国庆节即将来临，中央决定再请一批华侨代表回来出席建国25周年的庆祝活动。
本文的主人公自然也在邀请之列。于是，何隆朝携夫人林玉珍一同坐飞机经由香港来到北京。
1974年10月，何隆朝与太太林玉珍（中）带领二女儿何秀玲（左）、女婿许经谅（前右）回国观光。这是他们在当时还在国内工作的妹妹何福梅（前左）陪同下参观上海工业展览馆时，在馆内展出的国产红旗轿车上留影。
这一年，周恩来总理已身患癌症，所以不能像以往那样亲自前往北京饭店欢迎、看望这批华侨代表。但令何隆朝夫妇同样感动并难忘的是，另一位世界级的伟人邓小平，——微笑着走进了他们下榻的房间。
邓小平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他在文革中被毛泽东打倒，后又被毛泽东以“人才难得”为用，于1973年4月将其复出重用。他的传奇在于，后来再次被打倒又再次崛起，最终掌握并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命运。
此时，周总理正在病中，邓小平实际上成为国务院的当家人。那天下午，身穿浅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来到北京饭店，陪同人员问他，要不要请华侨代表们集中到会议室一块接见。邓小平说，不必了，他们人数不多，我们去他们房间里坐一坐，谈一谈也很方便嘛！
在何隆朝夫妇的房间，邓小平与他谈话时没有涉及印尼的政局，而是很有兴趣地问了不少印尼华人企业生产经营方面的问题，何隆朝结合自己针织厂的情况一一作了回答。邓小平听了不住地点头，说，你一个管了几百个工人，不简单呢！临走时，邓小平又对站在一旁的何隆朝夫人林玉珍说了这样一段话：
“你现在是资本家的太太，但是老何是爱国侨领，是红色资本家。所以，你要支持他的工作，要对工人好一点，对家里的仆人也要好一点。这样，生意就会做得好，事业就会发展得更快一些喽！”
1970年代何隆朝与夫人林玉珍。
从祖国回来后不久，与叔叔何炎妹合作开了很多年针织厂的何隆朝，决定转往金融业投资，开办了一家“三宝垄经济发展银行”。
创办宝利集团
1970年代，三宝垄市政府制定市区扩建计划，何隆朝先生涉足地产生意获利颇丰。
然而到1980年前后，他所经营的私人银行，却因误信他人，监督不当，瞒着他在椰城炒卖黄金发生巨大亏空，导致资金周转不灵，损失惨重，债主上门，经济几乎破产。何隆朝为此经受了巨大打击，但他终于挺住，发誓要把欠债还给客户。一批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朋友、同乡挺身而出，调拨各自企业的资金，无限期借给何隆朝，助其度过难关。一年以后，银行欠账全部还清，他这才将其停业关闭。
上世纪七十年代何隆朝先生的全家福合影。
1982年旱季来临，一批美国援助给印尼的大米，运到了中爪哇首府三宝垄。
不过谁又能想到，这批美国大米的塑胶包装袋，却无意中引起一个人浓厚的兴趣，并由此成就了一番称雄海内的事业。此人正是当时尚未从银行破产阴影中走出的何隆朝。
在此之前，何隆朝只见过装化肥的塑料袋，这种用来装大米的编织袋还是第一次见到。他心里暗自赞叹，美国人生产的塑料袋子倒真不错！美观、轻巧、结实，布面平整，搬运方便，还能防水防潮。他想，要不了多久，印尼当地人装大米用的麻袋就会被淘汰吧！
1978年，何隆朝夫妇在女儿的婚礼上。左一系他们的次公子何平。
凭着自己在商界多年打拼的经验，他马上判断出，这种装大米用的塑料编织袋，作为一种化工产品，工艺不会太复杂，如进入工业化生产，其成本也绝不会比麻袋更高。他接着又想到，印尼的劳动力资源，不知比欧美国家便宜多少倍，如果把这种产品引进到爪哇岛本土生产，一定大有竞争力。
于是，他在亲友的支持下，创办了一家专业生产塑胶编织袋的工厂——宝利塑胶有限公司（POLIPLAS）。工厂位于三宝垄远郊20公里外的翁阿兰（Ungaran）地区，最初只有一座厂房和5条生产线。由于产品畅销，经营有方，宝利公司发展迅猛，短短几年时间，何隆朝便把这种产品推广到整个印尼市场，并出口至日本、中东、澳大利亚等国家。
何隆朝创办的宝利塑胶有限公司（POLIPLAS）工厂外景一角。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宝利公司的塑料圆织机已经增加到750多台，拥有4000多名员工和将近30条国际一流技术水准的拉丝生产线。至此，何隆朝的工厂以年产3万余吨10多亿条塑料编织袋的规模，在亚洲数千家同类产品的生产商中，无论是产量还是销售额，都成为排名第一的业界翘楚。
宝利公司的塑料圆织机。
1992年，何隆朝又新建了一座占地2万多平方米的水泥袋厂，年产数千万条牛皮纸与塑胶布粘合而成的复合式水泥袋。水泥袋厂建成投产后，何隆朝又相继投资创办了塑料玻璃纸厂、包装纸厂和录音带厂。他从英、美、日、德等国引进当代国际最先进的ＢＯＰＰ、激光制版等技术装备，建成了印尼最大的双向拉伸薄膜生产线（见下图）。
宝利集团旗下的企业还包括纺织与针织厂、塑料编织厂、B.O.P.P工厂、水泥袋、牛皮纸袋、塑料化工包装袋厂等。他还在香港设有亚华贸易公司，代理从中国输入机械、化工产品等业务。
宝利公司的女工。
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十余年间，是宝利集团成长的黄金年代，规模不断扩大，订单似雪片一般飞来，机器开足马力，车间昼夜繁忙，财富亦随之像河流发洪水一样滚滚上涨。何隆朝这时虽已60多岁，但身体尚好，精力过人，每天工作10来个小时而毫无倦意。
2004年5月，笔者与曾经在国内报社一起工作的同事好友张文喜（右一，现为印尼国际日报执行社长）前往三宝垄采写何隆朝先生的生平传记。何老当时已过古稀之年，但身体还好，每天都去工厂上班。图为他带人在车间巡视，我在前面拍摄了这张照片。
情怀与信仰
1990年8月8日，中国与印尼恢复了中断长达23年的外交关系。两国捐弃前嫌，重归于好，中国派钱永年先生前往雅加达出任复交后的第一任大使，而何隆朝先生则是第一个前去登门拜访中国大使的印尼华人。
2004年6月，已经退休的钱大使又一次来到印尼，这期间他专程到三宝垄看望老朋友何隆朝先生。笔者当时也在现场，听到何隆朝先生感慨地回忆说：“海外华侨最高兴的事，莫过于祖国亲人的到来，所以我一听说中国派大使来了，就即刻赶去探望。”钱永年也拉着何先生的手说:“我在印尼当了5年大使，能顺利开展工作，完成国家交付的使命，多亏了有何先生他们这些侨领的帮助啊！”
钱大使说：“我一生在好多个国家工作过，印度尼西亚是我非常怀念的地方。为什么呢？主要是与一大批像何隆朝这样的老一辈侨领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对祖籍国的热爱已经成为一种信仰，实在是感人至深。”
2004年，何隆朝与中国前驻印尼大使钱永年在三宝垄。
实际上，即使在两国尚未复交之前，何隆朝也在默默地为促进两国贸易往来奔走帮忙。他坚信笼罩于中国和印尼国上空的阴霾终将云开雾散，而双方的友好合作必将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1987年6月，一年一度的雅加达国际博览会隆重开幕。第一天，观众人数即达11万之众，比去年增加6万人。据当时的印尼《雅加达邮报》报道说，观众人数的激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首次参加了博览会。这是两国断交20年之后，中国第一次派出大型展览团到印尼，一共组织了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福建等10个省市的机械和电子产品前来参展，轰动一时。
此次展览大获成功，意义重大。中国以经贸开路的方式，展开与印尼交往的破冰之旅，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对方的敌意，也为三年之后两国顺利复交埋下了伏笔。
何隆朝先生即是这次中国展览团到印尼参展的幕后推手之一。
他的一位在香港的侄儿何伟诚先生，当年亦全程参加这场展览活动的组织与策划。何伟诚回忆说：“由于那时两国还没有复交，活动空间有限，国内来的人要在这里办什么事情非常困难。伯父在印尼上层有很多关系，他也一直利用这些关系热心地帮助我们，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2000年前后的何隆朝与时任中爪哇省长马迪安托。当地政要均对其十分尊重，他平时进出省长官邸从不需要事先通报。何先生颇为自豪地对我说，我的汽车和我本人这张面孔就是通行证。
中国和印尼复交之后，何隆朝兴奋之中马上想到要为祖籍国表表心意。他决定把从中国进口一批塑胶机械产品，把买设备的钱花在祖国他心里舒服。厂里有技术人员认为中国机器不如日本、德国的好用，何隆朝坚持要买，便从杭州的一家塑料机械厂连续订购了好几批设备。后来，他又在此投资开办了一家企业——杭州宝利华塑胶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何隆朝儿时在故国家园仅仅生活了9年，但他却用一生的情感热爱着曾经养育过自己的祖国。几十年来，他也像很多热衷回报桑梓的华侨那样，以不断为家乡和国家公益事业捐款捐物的方式，表达一颗赤子之心。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何隆朝就自己带头，并发动海外的亲友长辈，为家乡捐建了一所很漂亮的小学。
后来，他又和其他华侨一道，先后捐建了家乡的华侨影剧院、卫生院、老年活动中心以及村委会的办公楼等公共设施。
1980年代，何隆朝先生回国参加福清华侨罐头厂投产剪彩典礼。
上世纪80年代，何隆朝曾领导过的三宝垄福清同乡会的诸位侨贤，共同募捐数百万元港币，为家乡捐建了一所在福清数一数二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龙华职专。1987年建校时，正值何隆朝银行倒闭后进行二次创业的艰难时期，但他仍毫不犹豫地从多方筹措的办厂资金中，抽出7万元港币捐给学校。十年后，当他再度创业成功，又拿出30万港币捐献给该校。
90年代，福清市政府为彻底解决本市工农业用水问题，发动海内外全体福清人共同捐资，并在国家支持下建起了全国县级辖区规模最大的水利设施——闽江调水工程。何隆朝也慷慨解囊捐资40.5万元人民币。
福清闽江调水纪念碑。
除此之外，他还向北京燕京华侨大学捐资上百万元，在该校建起了现代化的“何隆朝教学室”。
何隆朝几十年为公益事业捐出的钱物，当然不止以上记录的这些项目。当他健在时，笔者曾就这个问题采访过他，他笑笑，很认真地回答说：“我也没记住，真是忘了，捐过了，就忘记了。”
应当承认，一个人爱国思乡的信仰，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丹心终不改，白发为谁新”，到了晚年，何隆朝的这种信仰历久弥坚，愈发痴迷。
何隆朝晚年回国时与家乡领导亲切座谈。
半个多世纪以来，何隆朝先后数十次回到中国，即使在两国政府断绝来往的年代，他也想尽一切办法回国参观考察。
2000年10月，何隆朝与夫人林玉珍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此时，夫人的身体已十分衰弱，次年6月2日病逝于三宝垄。
2004年5月，中国政府又特别邀请一批海外侨领回国检查身体，并在北京、上海、广东进行为期10天的观光。邀请函分别发往印尼、俄罗斯、意大利、英国、西班牙、法国、比利时、加拿大、新加坡、菲律宾等10个国家，每个国家只邀请一人。
何隆朝先生作为印尼唯一的代表，也应邀参加了这项活动。上述安排，对于应邀回国的海外华人华侨来说，显然带有宣示殊荣与褒奖慰问的双重色彩。被邀请者，当然是对祖国有过重大贡献以及各国华人领袖中的代表人物。
这一年九月，国务院侨办再次邀请何隆朝等海外华人、华侨代表来北京欢度建国55周年庆典。他的大女儿何巧玲与长子何林陪同父亲一道回来，他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了国宴，并受到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的亲切接见。
离开北京，何先生一行前往上海、杭州，并打电话给笔者，让我从福建赶来与他们会合。记得到达杭州市那天，何先生又提出来要请大家陪他去宋城观赏仿古歌舞。结果开车到那儿一看，人挤的水泄不通，票也早已售完。何先生执意要看，一再央求其宝利集团杭州公司的经理张亦明，“你跟门卫说说，我们愿意多花几倍的钱进去看看行吗？没有座位，站站也好啊！”但那天晚上，人实在太多，门卫也爱莫能助。张亦明告诉我：“何先生每回来都要看，我已经陪他已经看过4次了。”
他为什么看不够呢？
得知今晚无论如何进不去了，何先生非常失望。他坐在汽车里喃喃自语道：“仿古歌舞，我喜欢啊！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呢，我们在印尼看不到呀！”
返回酒店时，汽车开得很慢。明天就要回印尼了，何先生一路上目不转睛地注视车窗外缓缓后移的街景，解馋似得看着路边店铺的招牌，那都是汉字写的，这使何隆朝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车子一边走，何先生一边不停地大声念出招牌上写的店铺名字：兴隆南货店，——西湖丽人彩妆店，唔！——如月茶楼。
路过西湖，何先生的大女儿何巧玲也不由想起了小时候背过的白居易写西湖的诗：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车上，每个人的心里都涌起一种温暖的感觉。这时候，我对众多海外华人割舍不断的故国情怀，似乎有了更深的理解和体会。
2004年10月，何隆朝在长女何巧玲、长子何林以及《千岛之国阅沧海——侨领何隆朝传》的作者丁剑（右一）陪同下，在浙江海宁观看钱塘江潮。
2008年10月，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后，为祖籍国倍感自豪的何隆朝先生不顾年事已高，再次应邀回国观光，坐着轮椅来到天安门广场，兴奋的一直唱歌，他还参观了奥运场馆，并最后一次登上长城。
游遍千山万水，去过多个国家，何隆朝先生一生最爱的还是几十年魂牵梦绕的祖籍国——中国。这是2008年10月他最后一次前往北京观光，并请他的印尼司机用轮椅把他推上长城，面对镜头深情地竖起了大拇指。
何隆朝先生每次回到祖国，不管去任何地方，总是那么心情愉快，兴致勃勃，他当然知道自己的祖国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他却用一种极端包容的心态看待这一切，不喜欢人家说中国半个“不”字。对此，何隆朝先生的妹妹何福梅女士解释说：“我大哥是在旧中国生活过的人，他深知那个时代的腐朽与黑暗。对比新中国发生的巨变，他是从内心感激和拥护这个政府的。”
2003年，何隆朝先生与三宝垄同乡好友许孙雄（左三、曾任三宝垄福清同乡会主席）先生，在家乡福清和龙华学校几位老师在一起。
这是一种执著的爱国情怀，始终在何隆朝先生内心深处占据着最重的份量。与其说是情怀，不如说是信仰，而信仰一旦形成是很难改变的。他带着这一盏光亮，在沧桑的岁月里行走，无论身在何方，都足以印证了人生的辉煌。
何隆朝先生与世长辞已整整十年了，印尼华社一颗具有那个时代象征意义的将星殒落，几成绝响。
但是，他将长久地活在我们心中，他的精神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