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国婴儿出生率降到八年来的最低点，加剧人口老化问题。
据移民及关卡局2018年出生死亡统计显示，去年共登记了3万9039名新生儿，比2017年减少了1.5巴仙。
该报告也指出去年的死亡人数增加了1.8巴仙，从2017年的2万零905人增加到2万1282人。
人口老龄化意味着自1998年死亡人数到达1万5657人后，死亡人数一直呈上升趋势。
我国的总生育率也从2017年的1.16，降到去年的1.14，远低于国际上认可的育龄妇女平均生2.1个孩子的生育率。
根据经济学人智库（EIU）发布的2019年全球生活成本指数，新加坡连续5年成为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新加坡居民在租房购房、医药、汽车价格等方面的花销，平均比纽约居民高出约七巴仙。
总理办公室在2016年的婚姻和家庭育子普查，有61巴仙受访者提及，经济能力因素是导致他们不想要、或不想多生孩子的主要原因。然而，过去仍有行动党议员如宏茂桥集选区议员杰乐（Darryl David），在访谈时指“从未有人告诉他，因为生活成本太高而不想要生孩子。”
此前，也有网民形容生养孩子如同“马拉松赛”，要不要生孩子，是很私人的决定，但是决定过程也经过多方面的考量，包括：在高生活水平的新加坡，一个年轻家庭的开销；政府亲外来人才的政策，都可能影响孩子未来就业和前途是否稳定的机会成本。
政策、生活成本等因素影响生育意愿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家陈恩赐副教授表示，出生率的下降趋势将普遍持续，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要确保维持充足的经济活力，并支持老龄化人口，补充人口是必须的。
新加坡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家康顺雄指出，出生率反映了当前的社会经济趋势，如更多的年轻人选择单身、晚婚和高龄产子等。
新加坡国立大学家庭和人口研究中心主任杨李唯君教授指出，由于世界数位破坏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加，全球金融波动和气候变化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力。“（这些因素）可能促使夫妻更仔细考虑，是否要将婴儿带到这个世界来。”
去年首次生产的母亲中位数年龄为30.6岁，而2009年则为29.7岁。杨李唯君认为这个数据本身就很令人担忧，因为生育率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
37岁的助理艺术指导莫哈默法汉（Mohammed Farhan Hassan）及其妻子，一名33岁的老师在去年迎来了一个女儿。“我们在2017年结婚，并且在之前认识了三年，所以我们在年纪稍大时，才迎来了一个孩子。”
这对夫妻想要再有一个孩子。“我们主要担心的是，我们是否能够在家人和工作上取得平衡，但我相信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学（实践）教授Paulin Straughan指出，雇主应该给予更多帮助，以协助员工取得平衡点。“人力资源部应该审查他们的评估框架，确保我们没有过分奖励和鼓励过于投入工作行列。”
她补充说，如果出生率持续下降，我国可能不得不检视其对移民问题的立场，但那应该是最后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