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人们因为愤慨而组织了多次抗议活动，但这是否会推动科技公司的持久变革？
原作者 Alex Morris
原出处 Medium
编者按：本文详细介绍了2018年谷歌员工因性骚扰事件在纽约实行罢工的始末。此次罢工的导火索是谷歌对其涉嫌性骚扰的员工鲁宾的宽大处理。虽然鲁宾迫于舆论压力必须离职，但是谷歌赠予鲁宾价值1.5亿美元的股票和9000万美元的赔偿金以及一场盛大的离职派对，丝毫没有体现出公司面对性骚扰这类恶性事件应有的严肃态度。
这一行为，无疑引起了谷歌的许多女性员工，尤其是曾经受到不公正待遇或是性骚扰的员工的强烈抗议。本文详细描述了以YouTube的产品营销经理Claire Stapleton为首的抗议者的行动和诉求。
像许多其他革命一样，这场革命源于很多道德上的愤慨，再加上一点点酒气。10月25日（星期四），YouTube的产品营销经理Claire Stapleton在下午6点左右下班，然后回到位于布鲁克林的家中。在哄完蹒跚学步的儿子上床睡觉后，她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
随后她打开电脑查看当天的进展情况。《纽约时报》在当天早上刊发了一篇名为《谷歌是如何包庇“安卓之父”安德鲁·鲁宾的》（How Google Protected Andy Rubin, the ‘Father of Android）的文章，Stapleton在浏览谷歌妈妈群组（Google moms’ list）上的帖子时看到了这篇文章。她说，“谷歌妈妈群组类似于谷歌员工的公园坡家长（Park Slope Parents）。我当时就看完了那篇文章，它就像一个重磅炸弹。”
这篇文章概述了谷歌的性骚扰模式，并且更可恶的是，当鲁宾因被指控强迫雇员口交而被迫离职时，谷歌竟然向其支付了9,000万美元的赔偿金。该文章指出了其中原因，或许是因为鲁宾开发的Android软件给谷歌带来了数百亿美元的收入。
谷歌在鲁宾的工作电脑上发现不雅视频，在调查鲁宾的性丑闻期间，谷歌竟然向他赠与价值1.5亿美元的股票，并将在他离开谷歌后投资到其初创公司。谷歌的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还为鲁宾举办了一场英雄般的欢送会。
该文章还引述了鲁宾前妻的话，鲁宾向女性支付数十万美元来换取“拥有关系”。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鲁宾曾向一名女性写道，“你会因得到照顾而很开心。”“拥有关系，有点像你就是我的财产，我可以把你借给其他人。”（鲁宾对部分指控提出异议。）
这条消息在午餐时间前已经传遍了整个纽约办事处。由于谷歌的新任首席财务官一直紧缩整个公司的财务，Stapleton说，“我听到过很多这样的故事，‘多年来，我一直在努力争取增加团队人数，或者要求略微提高薪酬，或者晋升到我应有的职位等级。
由于我是黑人女性，我受雇时的职级较低，我正在申诉晋升到我应有的职级，因为我持有MBA学位。我所在团队的每个笨蛋的职级都比我高，你知道吗？”“然后他们竟然向这个家伙支付了9,000万美元？”她的一位同事后来向我明确表示，“这是一笔9,000万美元的性骚扰奖金”。
像许多人一样，Stapleton对这些丑闻“既感到惊讶，又觉得不足为奇”。她从2007年开始入职谷歌，那是她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夏天，她的首份工作是每周组织和起草谷歌山景城（Mountain View）总部的职工大会（Town-hall-meeting）广播稿，并以此宣传谷歌创始人亲近员工。Stapleton已然成为“谷歌文化的忠实信徒”，因为正如她所说，“这完全源于透明度和开放性，让人觉得，你可以要求领导层承担责任。”
根据她多年来一直在全公司发送职工大会邮件的表现（在内部Memegen程序上，我的电子邮件中充斥着majillion表情包），她于2012年从旧金山调入纽约办事处的谷歌创意实验室——在此，她发现自己完全沉浸于从未体验过的“兄弟文化”，而她先前工作的部门属于“母权文化”。
一位同时入职的男性自由职业者已经获得多个项目，而她却被告知，“只要继续熟悉我们当前的工作，我们最终会为你安排一些事情。”在等待数月后，她终于联系了一位同事寻求赢得上司青睐的方法。“这位男同事说，他（上司）是典型的男子主义。你知道吗，他非常喜欢下班后一起喝啤酒的员工。”
18个月后，Stapleton以文件形式向人力资源部报告了问题。而就在当天，人力资源部门将她调离了原部门。她知道原上司正在寻求晋升，并自以为她受到的待遇方式会对原上司产生影响。“你猜猜后来怎么样？剧透警告：他被提升为副总裁。”
“有关鲁宾的文章发布后不久，大家才开始意识到，到底有多少人经历过类似的遭遇。妈妈群组的帖子下很快就有一百多条评论，女性员工们分享了许多有关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和骚扰的故事。Stapleton说，“这篇文章是关于高管的行为不端，但结果发现整个系统都是如此——让人觉得，如果有人揭发（谷歌）文化中的不公正事件，他们感觉自己最后都会遭到报复。”
当天下午3点，谷歌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向全公司发送了一封邮件，称纽约时报的故事“难以理解”，在过去两年，谷歌有48人因性骚扰而被解雇，而且“我们支持并尊重那些敢于揭发的人”。然而，大家推断，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被纽约时报点名的高管理查德·德瓦尔（Richard DeVaul）为何还在谷歌任职？
到了晚上，很显然，本周的职工大会不得不应对许多指控。Stapleton现在说道，“处理方式太不合适了，我甚至不好意思告诉你。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以抱歉的语气发表了讲话。但拉里并不想讨论任何细节——仅仅说‘我们会关注，现在就让这件事平息吧。’谢尔盖当时还开了玩笑，试图缓解氛围。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尤其是，谷歌的许多领导层都曾与下属有暧昧关系。布林本人曾与其团队中一名20岁左右的成员存在公开的暧昧关系，而佩奇曾与谷歌当时的雇员玛丽莎·梅耶尔（Marissa Mayer）约会。Stapleton说道，“我可以告诉你，这样的故事数不胜数。”让Stapleton感到非常惊讶的是，创始人们在发表初步意见后，竟然像往常一样继续工作：举办了一场谷歌图片产品展示。
Stapleton继续说道，“所以，你知道，我现在已经喝完了一杯葡萄酒，我的脑袋开始嗡嗡响。”她在妈妈群组里发信息说“我想知道，我们该如何利用我们集体的力量...如果我们联合起来，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在晚上7点58分，她发送了以下消息“联合罢工，集体罢工，给桑达尔发公开信？谷歌的女性员工们（和盟友）现在真是怒火中烧，我想知道，我们该如何迫使谷歌作出一些真正的改变...”
10月26日（星期五）
科技从来不是激进主义的温床，部分原因在于科技行业的自我认知。随着硅谷公司的发展，早期的车库文化变成了一种组织管理严密的文化。即他们与其他公司有所不同，他们的创始人根本不是商人，而是仁慈且富有远见的梦想家，他们将彻底改变世界，让世界更美好。这种文化听起来很好，但并没有推广开来。
谷歌纽约开放研究小组的创始人兼负责人Meredith Whittaker（同时也是人工智能道德专家）说道，“‘不要做坏事’就是源于理想主义，因为他们没有必要赚钱，对吗？”。她还谈论了企业心态与不可思议的人工智能结合会带来的危险。但现在，她继续说道，“现代企业都是由股东主导，为了维持持续增长，企业需要越来越多地跨越各种红线。”
员工们已经注意到这一点。谷歌工程师James Damore在2017年曾发布了一份备忘录，他在该备忘录中指责公司将性别差异归咎于“个性差异”。在特朗普政府挑起的＃MeToo（我也是）运动和抗议的背景下，谷歌发现员工（和潜在员工）变得越来越活跃，他们呼吁将高管的薪酬与公司的多元化相联系，并为合同工提供福利。
今年5月，大约十几名员工因抗议机器之心项目（Project Maven）而辞职，因为谷歌与国防部秘密合作将人工智能运用于无人机。数千名工人签署了内部请愿书，拒绝参与“战争业务”，要求谷歌退出。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谴责该合同；斯坦福大学的学生表示，如果谷歌不退出该合同，他们将不会参加谷歌的面试；
6月份，谷歌宣布不会与五角大楼续签合作合同。（目前也正在采取类似措施抗议“飞龙项目”（Project Dragonfly），该项目正在开发中国版谷歌，以迎合审查制度。）一位员工在谈到支付予鲁宾的赔偿金时说道，“我认为，这9,000万赔偿金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Stapleton说，但到周五结束时，“可能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的愤怒”仍在发酵，但方向似乎并不明确，她意识到“此时需要有人站出来，为大家指明方向。”因此，她让丈夫在家里照顾孩子，自己创建了一个谷歌群组womens-walk@（女性抗议），并在妈妈群组发出邀请。“我认为，当时就描述成“集体行动指导委员会或类似组织，非常模糊。”
10月27日（星期六）
第二天早上，当Stapleton打开电脑时，已有超过200人加入女性抗议群组。上午6点46分（“婴幼儿妈妈的工作时间”），她发送了第一组消息，主题为“你好，朋友：)”，并在开头写道“*卷起袖子*欢迎来到谷歌女性罢工基地/女性们今天集体不上班（名称/旗号待定）。”
然后，她让大家分享加入这个群组的原因，讨论希望集体行动能够实现的目标，以及何时实现该目标（“给我们足够的时间，让这场罢工成为全球性的包容性活动，规模尽可能大，同时利用我们愤怒的力量”）。
人们很快就清楚地意识到，大家都希望罢工，因为这能够引人注目。科技公司通常采用温和的方式——请愿书和公开信，亚马逊和微软曾经就是如此——请愿书和公开信适合特定的要求，但Whittaker说“我们现在并不是争论某项索赔。
它就在我们面前，一堆热气腾腾的垃圾。”正如零工经济进一步推动了岗位的不确定性以及企业的食物链体系，白领阶层开始采用传统的蓝领工会策略，这是有道理的。此外，Stapleton意识到，她在行业中的特权式白领职位让其拥有前瞻性思维，让她敢于承担别人不敢承担的风险。不管谷歌走向何方，大家都会跟随。
第一个回应的人是山景城的一位女士，她提出了一份要求清单。圣布鲁诺办事处的信任与透明度负责人Celie O’Neil-Hart，迅速创建了一份关于该主题的提议内容的文件，并很快就得到数百人赞同。有些人呼吁高层管理层下台；有些人要求谷歌向性侵犯受害者或少数群体员工捐助9,000万美元。至于罢工，他们能够在中期之前达成一致吗？
10月28日（星期日）
圣布鲁诺办事处的信任与安全政策专家兼black@YouTube联合负责人Stephanie Parker说道，“我在周日晚上听说了这件事。我从YouTube营销团队的一位朋友那里收到一条消息，其以非常随意的语气写道，‘女孩们，你还要罢工吗？她以为我已经知道了。”
Parker在谷歌素来都是积极维权人士。在Damore丑闻之后，她是首批签署员工请愿书的员工之一，谴责同事骚扰少数群体。她对公司内部的种族不公正问题非常敏感，部分是因为她觉得自己应聘时受到了种族歧视。
尽管Parker持有斯坦福大学的本科和硕士学位，她被问到：“你对招聘团队提供的为期6个月的初级职位有什么看法？”在其他人的帮助下，Parker最终在YouTube上找到了全职职位，但在她开始入职后，最初的招聘人员邀请她参加“我曾帮助过的所有女孩”聚会。当Parker抵达时，一位白人女士正坐在一张长桌子的一端，两边清一色的黑人女性——她们都是人力资源部门成员或招聘人员，其中很多是合同职位。Parker说，“她们都对这些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感到忧虑。”
Parker毫不犹豫地加入了罢工群组，并邀请旧金山的软件工程师Amr Gaber加入。Amr Gaber曾参加谷歌外部的维权活动，同时也被谷歌“降低职级”，他被告知，其受雇的职位并非初级职位，但结果却只比实习生和兼职钟点工高一点。Gaber告诉Parker“爆发罢工的可能性有50％。”
10月29日（星期一）
星期一早上，Stapleton一觉醒来，穿上“未来属于女性”的衬衫，“有点像圣女贞德之类的东西。”当她坐到办公桌前工作时，罢工群组已有超过1,000名成员。
但实际罢工的目的、时间和地点当前仍然不明确。那天，BuzzFeed透露了一个消息，200名谷歌工程师正在计划抗议，“预计将在星期四举行”。罢工群组的许多人对这一日期感到惊讶，但大家感觉，现在已经确定了挑战事项。
各办事处的罢工时间为11点10分，仅仅因为这个时间能够产生诗意共鸣，因为没有哪个时间能够适合所有办事处。Stapleton建议将这次罢工称为＃MeGoo（我也是），她笑着说，“没人喜欢这个名字。”
事实上，这个名字甚至不一定准确。在男性和女性愤怒的情绪中，很明显，大家认为性侵犯和性骚扰只是各种更大的结构性歧视问题的缩影，如果不解决所有问题，解决这一项问题也毫无意义。
Parker是最早提出临时工、合同工和承包人（合称“TVC”）问题的人之一，这个影子团体占谷歌员工人数的一半以上，其中多为有色人种，无权享受谷歌雇员的福利，从健康保险和带薪休假到谷歌的活动邀请，以及在简历上列出谷歌工作经历的权利。去年在YouTube社区发布视频时，临时工、合同工和承包人甚至没有收到安全更新。
他们也无法访问谷歌的内部群组（例如罢工群组）。Parker解释说，“他们不能仅仅点击加入而已，所以我开始收集临时工、合同工和承包人的电子邮箱，并试图直接添加他们。”
在创建这个“子类”时，组织者发现，管理层不仅打压员工，还将他们彼此分开。很快，罢工就采取了无产阶级的立场。Gaber解释说，“这是一场开放式的权力斗争，而不是讨论或辩论。”“我们并不试图改变[高管们]的想法。不论他们是好人或坏人，这都无关紧要。他们掌握权力，肯定会自保。”
但是，罢工究竟如何纠正权力不平衡的问题？Gaber、Whittaker和O’Neil-Hart开始从越来越多的需求清单中挑选。Parker开始联系国际办事处的熟人，并很快收到有关抗议合法性的电子邮件。“我当时在想，‘哦，这升级也太快了。’”
组织者并没有忘记，事情的进展之所以如此之快，主要归功于谷歌创建的工具：文档、群组、视频群聊、日历和谷歌内部网站。大家也没有幻想不会有人通知管理层。Stapleton告诉我说，“[我们知道这无法避免，我们的谷歌群组对所有人完全开放，在第一个周末，通信和人力资源部门的一群人就加入了我们，所以我们计划的任何事情都自然会被上报。”
大多数组织者都不在意这一点，并相信谷歌直言不讳的办公室文化和重视建设性反馈的文化——以及负面报道的威胁——能够保护她们免受任何严厉报复。但O’Neil-Hart不太肯定。她说，“我压力有些大，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就像“天啊，这件事真得要发生了’”
10月30日（星期二）
星期二早上，谷歌纽约新闻实验室的新闻生态系统负责人Erica Anderson收到了一封罢工邀请邮件，这封邮件来自纽约项目经理Tanuja Gupta。Anderson的受雇级别被压制，尽管她在晋升评估中获得了“极好”的评价，但她的晋升并不顺利。
她说，“我是女同性恋者，我不赞同男性俱乐部。”她自愿帮助制定新闻策略，包括开发资源让员工了解（如果被采访）如何与新闻媒体交谈。截至上午中段时间，Gupta正在创建内部罢工网站，其中包括一份指引世界各地的员工展示自己立场的指南。
与此同时，罢工已经引起了员工资源事业组负责人的注意——由公司支持的委员会主张在公司内部建立的不同分部——例如Black Googlers Network（谷歌黑人网络）、 Women@ network（女性网络）及Hispanic Googlers Network（谷歌西班牙人网络）。
罢工现在如火如荼，这些负责人想要谈判。例如，Gaber就获得了席位。是的，倾听少数群体的观点至关重要，但她解释说，这些群组本身就是“公司机构”。“他们定期与其中一位高管会面。高管会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也会听取高管的意见，因此他们非常犹豫是否公开挑战高管。”
他们似乎并未取得多少成果。女性仍然只占谷歌全职员工的31％。在美国，谷歌的黑人和西班牙裔人分别占2.5％和3.6％，并且流失率最高。根据谷歌的2018年多元化报告，女性、黑人和拉丁美洲员工的比例同比仅增长0.1％。谷歌通过非公开途径表示，谷歌坚持认为，薪酬不公平的问题微乎其微，尽管劳工部调查发现公司内部的性别薪酬存在巨大差异。
有关少数群体代表性的数据非常糟糕，Maxine Waters等立法者威胁要进行干预。Whittaker说，“关于多样性的讨论非常多，公关部门宣传了许多承诺，也非常重视失败的渠道模式。我希望看到一份列明资助多元化计划所用资金的电子表格。我想说，可能就像那9,000万美元赔偿金一样。”
尽管如此，正如Gaber所说，从企业策略上看，即使雇员资源群组（ERG）本质上会将大家的愤怒和能量汇集到官僚主义的死胡同中，但同时会彰显包容性，听取公司内部长期思考此类问题的人士的意见也是有用的——尤其是在在扩大需求范围方面。
在与组织者的会面中，Black Googlers Network（谷歌黑人网络）的联合负责人提出了最具争议性的要求：首席多元化专员直接向首席执行官报告，而不是向人力资源部报告。对有些人而言，这似乎是在争取权力；而对其他人而言，这是实现真正多样性的必要步骤。
与此同时，Anderson说，管理层“知道大家不高兴。所以那天下午，多名副总裁前往倾听大家的意见，因为公司鼓励他们与员工团体交流。’你认为谷歌一直严肃对待性骚扰问题吗？你们觉得这是一种安全的文化吗？”“在Anderson团队的会议上，一位营销副总裁表示，我们对工作场所的性骚扰行为采取零容忍政策，要求大家遵守极为严格的标准。
Anderson回答说，“我说，我保证我们可以找到有资格在谷歌工作并且不会对同事进行性骚扰的人。“当她得知Richard DeVaul当天已经从谷歌辞职，并且没有获得解雇费用时，她觉得正义有所彰显。
那天晚上，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在公司邮件中说道，“我非常清楚，大家并没有接受我的道歉，我做得还不够。”最后，他承诺“计划于周四开展活动”，并向员工保证，人力资源部主管Eileen Naughton将确保“你们得到所需的支持”。Naughton随后向管理人员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告知他们如何与员工讨论罢工问题。Stapleton说，“我认为他们准备直面这次罢工。”“如果你无法打败他们，就加入他们。”
10月31日（星期三）
但罢工组织者并不一定希望他们加入。女性雇员资源群组（Women@ERG）的领导层于周三与她们取得联系，安排与部分女性高管会面，大家对这次邀请持怀疑态度。组织者决定推迟会面。正如Whittaker后来所说，“这不是你们的聚会，而是你们的问题。”
正午时分，Anderson已经在谷歌创意实验室招募女员工开始制作标语——妇女权利也是工人权利（WORKERS’ RIGHTS ARE WOMEN’S RIGHTS）；技术行业的觉醒时刻（TIME’S UP TECH）——而Whittaker和O’Neil-Hart已经开始起草演讲稿，她们将在从蒙特利尔到马尼拉的每次集会上发表这些演讲。
当晚深夜，她们最终确定了要求清单，并于第二天清晨发送给新闻媒体发布：受骚扰或歧视的受害者有权起诉公司；薪酬平等及真实的各员工薪酬数据报告；处理性骚扰事件的明确政策；任命一名员工代表加入董事会，晋升为首席文化官（CDO），这就是所需的最终人事改组。
美国东部时间晚上9点10分，日本办事处开始罢工，组织者看到亚洲的图片后开始聚集。Gupta说，“新加坡的做法有点像静坐，我认为那是首张照片。”Gupta自愿制作一份文件，汇总大家希望在集会上公布的故事。每当她认为已经完成时，就会有更多的故事提交过来。很明显，参与人群非常多。
11月1日（星期四）
Anderson在6点30分醒来时，她与其他组织者利用加密信号进行了交谈“已经开始了。”她吃完早餐，并“尝试度过一个平常的早晨”，然后带着一包苹果汁甜甜圈走进办公室，她女朋友祝她好运。上午10点，她来到第15街和第十大道交界处的第14街公园，组织者们已选择这个靠近谷歌办事处的地方作为抗议地点。
在发布要求清单后，“我们开始收到无数全球媒体的信息。”Anderson放下甜甜圈和新闻媒体的电话。“我就像，‘Meredith，你能帮忙接一下美联社（AP）的电话吗？’，然后将电话交给她，后来就像‘Claire，你能帮忙接一下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的电话吗？。”
早上11点过后，谷歌员工开始进入公园。然后有更多人前来。然后人越来越多。最终，公园已经爆满，大家不得不扩散到第十大道。总体而言，纽约办事处有3,000多人参加罢工。
那天下午，纽约的组织者在办事处附近的Dos Caminos建立了“指挥控制站”。他们喝着玛格丽塔酒，看着全国各地的罢工：芝加哥和奥斯汀；科罗拉多州；然后是西雅图和山景城，在此，Nancy Zheng在谷歌被下药的故事让大家潸然泪下。
截至当天，已有50个城市的谷歌办事处约20,000名员工参加罢工。她们正在等待谷歌如何开始回应。
11月7日（星期三）
差不多一个星期后，公司内部发送的一封邮件写道，在第二天太平洋标准时间上午9点30分，将会举行职工大会解决罢工问题。迟来的通知似乎经过精心计算，格式也是如此。临时工、合同工和承包人没有收到邀请，尽管她们特别要求不能排除临时工、合同工和承包人。Gupta说，“知道这一点后，我就像，‘好吧，他们此时也不会给出多少让步。“我想我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
第二天早上，在职工大会上，谷歌发布了一份名为“我们的承诺和行动”的文件。其中，管理层概述了公司表面上满足这些要求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尤其是与性骚扰有关的措施，大概就是：这些事件最终将采用强制仲裁，我们将改进流程，每年公布事件的数量及处理结果，员工在报告骚扰事件或参与调查时可由一名同事陪同。管理人员的任务还包括限制工作活动的饮酒量，所有员工（包括管理层）均需要完成性骚扰相关的培训。
但明显缺乏是关于歧视、薪酬平等、职级受阻以及排除临时工、合同工和承包人的变革——谷歌少数群体涉及的具体问题。仅仅是作出了口头承诺而已：谷歌将“再次承诺…营造更具包容性的文化。”
距离前往职工大会前几分钟，Gupta、Gaber和Whittaker开始询问谷歌群组清单上的员工是否受到邀请。职工大会所在地——山景城的当地罢工组织者早早地进入了会议室，并坐在前两排，高管们在宣布计划时坐在对面的两排高脚椅上。
在接下来的问答环节中，大家开始提问。歧视事件为什么还需要强制仲裁？公司过去为何在没有开展性骚扰培训的情况下宣传进行了相关培训？一位工程师说，“我非常肯定，安德鲁·鲁宾参加了相关培训。”
Stapleton说，“大家现在正在谈论离开会议室。”“大家都在起哄。”
在职工大会结束后，组织者立即召开会议，试图做出回应。Anderson觉得，他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已经满足我们的部分要求。“然后我就去参加了这次会议，Tanuja和其他一些有色种族女性已经在那了，她们就像‘他们抹去系统性种族主义有关的一切事情。而我只是坐在那，就像‘我靠！还没有结束。这是刚刚开始的节奏啊。’”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组织者起草了一份新闻稿，指出公司“粉饰”对她们要求的回应，并将这种情况称为“现代黑人阶级制度”。这份新闻稿仅引述了有色种族女性。Gupta说，“我们希望确保，最终结果不会只是“谷歌回应了所有要求，并英雄般地向员工做出承诺。我们想指出的是，这是只第1步。这只是第1步的第1项。”
但随着罢工大幅缓解，大型企业是否仅对其员工的原则性问题做出口头承诺而已，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也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即使最有特权的员工又到底拥有多少权力呢？到目前为止，技术革命的进程一直缓慢且没有发生流血暴力事件，如果不是毫无反抗的话。Facebook在11月9日终止了针对性骚扰事件的强制仲裁，而谷歌前一天刚这样做。
Airbnb、eBay和Square在几天后也紧随其后。这证明谷歌可能是变革的推动者，而这次胜利也只是一次小胜而已。
Gaber指出，“取消性骚扰事件的强制仲裁只是与优步（Uber）采取了同样的措施。谷歌并非解决性骚扰事件的领军者。同时，这是他们能够做到的成本最低且最微小的事情。”他继续说道，“我没有期望他们可能在看了这些要求后，突然改变对所有事情的看法。不，我知道，他们会竭尽所能让大家相信所有事情均已经解决，但他们只会采用所需工作最少、资金最少、实际行动最少的方式。”
这并不意味着组织者已经放弃。谷歌罢工群组仍然非常活跃，核心组织者有时会现场会面，但通常是远程会面。在1月份，谷歌股东就谷歌违反诚信义务向被指控性骚扰的人士支付大量解雇费用而向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提起诉讼，新成立的“取消谷歌强制仲裁”（Googlers for Ending Forced Arbitration）群组仅在诉讼五天之后就发起了一场社交媒体宣传活动——如果公共舆论审判无法引起谷歌的重视，也许真正的法庭可以。
尽管如此，正如Stapleton在1月下旬向我说道，“离我们的罢工结束差不多有三个月了，但我们的五项要求中没有一项得到满足。我们都知道，罢工所提出的问题是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实际上，很难对这些问题采取行动，但令人沮丧的是，谷歌已经表现出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完全缺乏想象力。”
由于对此不满，有些员工高调离职，包括工程师和跨性别主义者Liz Fong-Jones以及Memegen创始人Colin McMillen。Erica Anderson也在1月份离开谷歌。她叹了口气解释道，“有一个科技术语叫“最小可行产品”“就像，‘在此情况下，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最少行动来降低我们所需要承担的风险？’我认为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这可能就是他们作出的全部努力。谷歌拒绝就本故事发表评论，但一位代表向我保证，谷歌正在幕后采取措施，改善谷歌的工作场所，并全力支持员工维权。但她没有提到，罢工后仅仅三个星期，谷歌就向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提交了限制员工使用工作邮箱组织活动的提议，从而从根本上减少各种组织活动。
Stapleton在最后一次交谈时问道，“这是多么恶劣的行为啊！罢工夹带了一些理想主义，试图推动行业向前发展。其他公司向前发展了，但谷歌的报复行为却试图让全球各地的员工更难以组织罢工？这让人细思极恐。”目前非常明确，技术工具肯定会引发一场革命，或者阻止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