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鹏
首发：北京语言大学 国别和区域研究院
时间：2021-09-02
君以此始，亦必以终。
——《左传·宣公十二年》
2021年8月31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美军已经全部撤离阿富汗。与此同时，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在美国最终撤军后再次宣布独立，其发言人穆罕默德·纳伊姆向媒体：“最后一名外国军人已经离开阿富汗领土，现在全国所有地区都处于塔利班控制之下，我们的国家已经获得自由和独立。”
这场旷日持久、日费亿金且给阿富汗当地人民造成数十万人员伤亡“20年战争”走向终结。美国能从中学到什么？汲取哪些教训？以后是否还会重蹈覆辙？这些问题不仅拷问着美国当前和未来执政者与选民的良知、智慧，同时也为国际社会所瞩目、关切。
一、“日德迷思”造成的美国的体制自负与战略冒进
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各国相互尊重国家独立与主权、领土完整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国际交往基本准则。理论上，任何踩踏这一红线的国家，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正面案例有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遭到国际社会的军事打击；当然，负面案例也存在，譬如有的大国吞并周边小国锡金，却至今仍未受到国际社会的惩戒。
然而，对美国而言，尊重国家主权这个原则早已受到“日德迷思”的侵蚀。所谓“日德迷思”是指，二战结束后，美军驻扎日本、德国，并对这两个二战策源地国家实施体制改造。总体来说，这一改造是成功的——两国不仅完全接受、内化了美国从外部强压的政治体制，而且成为美国在亚太和欧陆地区的重要盟友。日、德两国无论是否心甘情愿或存在内部分歧，至少客观上都让渡了部分主权，接受外国长期驻军，从而以此换取美国的保护与扶持，并深度融合到以美国为核心的辐辏式等级国际体制。
从更广泛意义上讲，不止日德，应该说所有隶属于北约的欧洲国家，以及其他地区“非北约主要盟国”（Major non-NATO ally），严格来讲都是“半主权国家”，因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美国的军事保护，国内驻扎着数量不等的美军，并由此在国际事务中追随美国，向美国立场靠拢。
上述等级体制，用前牛津大学、现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著名越裔国际关系学者邝云峰（Yuen Foong Khong）的话说，就是一种“美国朝贡体系”（American Tributary System）。正是这个现代版的“朝贡体系”在战后七十年的总体还算成功的运营给了美国当代决策者以“体制自负”的资本，并诱使他们在最近的20年中采取了一系列的“战略冒进”的行为，并最终酿成今日之苦果。
二、美国的20年“大中东战争”：君以此始，必以此终
所谓“20年战争”，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理解。狭义是指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政府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发动战争，一直到2021年8月31日结束。广义的“20年战争”可以被理解为，在2001到2021年的20年中，美国对整个“大中东”地区使用直接军事手段（如直接出兵阿富汗、伊拉克）或间接军事手段（如支持盟国出兵，在叙利亚、利比亚等国）或非军事手段（如使用外交压力、非政府组织渗透、国际舆论宣传等，譬如在埃及、突尼斯等国发动所谓“阿拉伯之春”，以及对伊朗的长期经济制裁与军事封锁等）对目标国实施战略打压或政权颠覆-强制更迭的行为。
20年间，美国及其海外驻军、情报机构，以及情报机构所支持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在“破坏旧世界”的“伟业”上几乎战无不胜。“大中东”地区所有目标国，除了伊朗、叙利亚等少数国家在外界友好国家的支持下挺过来之外，几乎无一幸免。那些被颠覆国家、政府的前元首，有些甚至如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那样长期扮演美国中东地区重要盟友的人，也无法逃脱黯然下台、流放他乡，甚至身死人手的命运。美军在上述破坏性工作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无疑也一步步刺激20年内小布什、奥巴马等历任总统主观上的权力任性与战略冒进。
然而，在“建设新世界”层面，无论是对这些“被更迭”、“被民主”的国家及其人民而言，还是对美国与美国人民自身而言，都是一个双输的结果。以阿富汗为例，其政府的末代总统加尼本人就是美国教育体系一手培养出的专门研究“国家建设”、曾撰写学术专著《修复失败国家》的专家。然而最后的结果是，美国一手扶持的阿富汗政权在他的统治下土崩瓦解，他没有选择和自己的政权与人民站在一起，而是卷走数亿美元的巨款逃离了自己的祖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反讽。
阿富汗并非孤例，类似的甚至更加惨痛的悲剧仍在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突尼斯不断上演。而最让美国战略家无言以对的是，那些原本尚与美国保持密切军事、战略合作的所谓“威权主义国家”，在经过美国“大中东战略”所发起的一波波打击后和“民主化改造”后纷纷变色，可新建立起来的政权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向了美国的反面，持比原政权还要激进的反美立场。对此，美国未来的决策者值得深思。
三、8·31宣言标志着美国20年“大中东战争”落下帷幕？
塔利班政权的重建和8·31宣言是否标志着美国全球霸权从此走向衰落，尚有待进一步观察。但说它标志着美国发起于本世纪初、带有浓重小布什新保守主义色彩的“大中东战略”与“大中东战争”宣告失败、走向终结，则似乎是可以立得住脚的。其原因大体有四：
第一，实力对比层面，美国内部经济结构难以逆转的衰败趋势造成美国国势的相对衰落。此处，自变量“美国内部经济结构难以逆转的衰败趋势”主要指1971年之后，美国经济过度金融化、实体经济与制造业衰败等事实。“相对衰落”指在上述趋势下，美国与其他世界性强国在国势消长上的趋势。20年前的阿富汗战争与“大中东战略”出台的大背景是美国“一超独霸”，并试图以楔入中东及内亚腹地的战争来进一步巩固、强化其战略优势。如今，这种“一超独霸”的超然优势地位已不复存在。
第二，战略关系层面，美国能够获得的国际支持远不如20年前。9·11事件后，全世界对美国报以普遍的同情。包括中、俄在内各大国都不同程度地给予小布什政府以实质性帮助。那时的美俄关系也大体上延续了冷战结束之后的“蜜月期”，普京甚至亲自飞抵中亚国家，为美国“化缘”机场和军事基地提供支持。但今天的美国早已无法获得这样程度的支持。美国与中、俄等大国的关系持续走低，与欧盟等传统盟友的关系尚处在“后特朗普时代”的修复期。
第三，美国全球地缘战略的重心正在实现从“大中东”到“大印太”的转型。所谓“大印太”即以印太区域内美日印澳四国为核心，通过G7 Plus、D10等机制实现“软扩容”，拉拢区域内的特定东北亚国家、东南亚国家、环孟加拉湾国家；同时又借助北约等机制，将欧盟、英、德、法、荷兰等印太区域外的地缘政治力量引入印太，实现对中国的战略围堵。在“大印太”战略时代，加之美国因页岩革命而对中东石油能源需求的急剧下降，（大）中东作为一个地缘板块在华府的战略重要性亦随之下降。
第四，“战争类比”（Analogies at War）的可能教益。决策者基于上一次战争结果的类比式思考是普遍存在。有时候，这种类比能让决策者过度紧张，譬如认为不支持某个傀儡政权的抵抗就会重蹈“慕尼黑绥靖政策”的覆辙，从而在该地区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于是推动决策者更深地卷入一场堪称史诗级悲剧的海外战争。但有时候，这种类比也能够警醒决策者，牢记上次战略冒进、草率进兵的教训，从而在决定下一场战争时保持冷静。具体到此次美军“硬脱阿”（Hard Afghanexit），合乎逻辑的战略教义很可能是后者。当然，这并不是说，未来美国的战略决策者们就不会再发动新的战争。而是说，无论是美国决策圈，还是国会议员，抑或是选民，在决定下一次海外军事介入时，可能大概率上都会变得更加冷静，至少比20年前受9·11事件刺激所激发出的爱国热忱与民主传教士情节更加务实。
君以此始，亦必以终。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华盛顿能否真正汲取教训？寰球拭目以待。
来源：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简报
2021年8月 总第二十六期
排版 | 杨小琴
编辑 | 李秀兰 党琼玉 杨小琴
高鑫 王欣欣 刘金鹏
执行主编 | 寿慧生
主编 | 黄靖 罗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