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解宏乾
20世纪50年代，位于上海市宝山区西南部的大场老镇，曾被辟为全市的佛教公墓区。但由于世事变迁，原佛教公墓区早已不复存在，这里建起了工厂及居民区。2008年8月，原工厂进行改造，围墙被拆除后，被厂房的围墙圈起来的圆瑛大师纪念塔重见天日，让人们再次回忆起这位曾经浴血奋战，在战场率领众僧侣救护抗日战士的高僧。
由于身处乱世，圆瑛大师一生都在为争取和平保卫和平而奋斗。身为中国佛教会会长的他，代表中国佛教会致书日本佛教界，“我佛慈悲平等救世为主义，贵国号称信奉佛教，则对国际间，应实施慈悲平等主义，而造成东亚和世界之和平。”他希望日本佛教徒，本着释迦牟尼的慈悲救世主义，“各出广长舌相，共奋无畏之精神，唤醒全国民众，条陈贵国政府，制止在华军阀之暴行，遵守国联之议案，即日撤退。免丧两国之邦交，免遭各国之公愤，免坏东亚及世界之和平”。1932年2月，圆瑛又通告全国各寺庙、各佛教团体启建护国法会，旨在唤起全国佛教徒奋起抗日。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圆瑛立刻主持召开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由他亲任团长，并紧急通知京（南京）沪地区各寺庙派出200多名年轻僧众，往上海玉佛寺报到，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第一京沪僧侣救护队，由弟子宏明任队长，在该寺集训。随后，第二汉口僧侣救护队、第三宁波僧侣救护队相继成立。淞沪战争持续三月，僧侣救护队深入前线，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救死扶伤，护送难民。本为不染血腥的清静之地的寺庙，也辟为收容战地伤兵的佛教医院和接纳难民的佛教收容所。
圆瑛大师在上海沦陷后，又与弟子明旸先后两次赶赴南洋各地筹募经费、支援抗战和救济事业。他们先后在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怡保、马六甲等地，劝导华侨筹组“华侨筹款救国委员会”。同时利用讲经说法的机会，作抗日救国的宣传，发动海外同胞踊跃捐献，提出“一元钱救国难运动”，募捐到十余万元，所得之款全部汇交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以作救国救难之用。
1939年夏，圆瑛从南洋回到上海。却不料他募款抗日的事情被日军得知，同时日本人劝他出任所谓的中日佛教会会长，圆瑛大师严词拒绝。日本人恼羞成怒，1939年农历九月初一，正在圆明讲堂主持法事活动的圆瑛和弟子明旸法师，以抗日的“罪名”遭日本淞沪宪兵队逮捕，并押解往南京日本宪兵总部。
1937年12月圆瑛法师前往南洋赈灾募款
在狱中，圆瑛受到严刑审讯和利诱，乃从容陈辩，义正词严。明旸法师回忆道：“宪兵们面目狰狞，虎视眈眈……夜阑人静，万籁俱寂时刻，日本宪兵就对先师进行严刑审讯，态度野蛮，几濒于危。师以从容陈辩，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坚持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民族气节。”圆瑛大师威武不屈，在严刑审讯面前仍做道场，连打三个“净七”，并以绝食与日寇做斗争。
圆瑛大师被捕的消息引起了民众的公愤。1939年11月，日寇释放了圆瑛师徒二人。圆瑛大师出狱后，致函福州鼓山涌泉寺辞去方丈之职，走上了更为坚毅的抗日之路。
圆瑛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1942年，在圆明讲堂举办了圆明楞严专宗学院、上海圆明佛学院、圆明法施会，刊印圆瑛法师所著《楞严经讲义》等20余种经书，并设莲池念佛会，培植僧才，使圆明讲堂盛极一时。他在给北平中国佛教学院师生赠言中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亡，教徒有责。”
曹王禅寺内的圆瑛大师纪念塔
1953年，圆瑛大师圆寂后，其肉身安葬于宁波天童寺。同年，由赵朴初等人提议，中国佛教协会在大场公墓修建了圆瑛大师的纪念塔。圆瑛大师纪念塔，是一座八面形的指发塔，系用水泥浇铸而成。由于长年嵌于水泥墙内，加上风雨侵蚀，现已残破不堪。塔高约2.5米，底座为莲花座，上面分为三层，上层为塔顶（已残），中、下层分别用钢筋固定，形成分隔的八个平面。在下层八个平面中，正面刻有“圆瑛大师纪念塔”七个大字。其余从左到右七个平面，镌刻着大师弟子明旸撰写的《圆公师尊略传》。
这座纪念塔，现在已被请到嘉定区徐行镇曹王禅寺内，准备修复之后，奉安于此，供人们凭吊与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