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美国女孩玫瑰（Roseann Lake）在北京一家电视台工作。过完春节开工的那天，她发现身边的女同事们不太开心。因为，她们在节日里经历了“被逼婚”。
在玫瑰眼中，这些女同事们风华正茂、事业有成，最大年龄还不到27岁，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被看作剩下的“处理品”。但现实是，她们的父母们却认为，如果女儿再不找到对象，就会变质发霉，嫁不出去。
听说这样的女性在中国被称为“剩女”，玫瑰觉得不可思议，“真是太不像话了。”
此后的五年间，玫瑰有意结识了100多位单身女性，陪她们聊天，听她们争论。为了理解上一代人，她甚至去了公园的相亲角，听大爷大妈们如何“推销”自己的孩子。
玫瑰把捕捉到的故事写成了书，取名《单身时代》，主人公有来自哈尔滨的小镇女孩、耶鲁归来的北京姑娘、做情妇的长腿女孩、接父母来京的公关公司女老板。
时间到了2019年，四位女性中的三位依然未婚，玫瑰对于中国和“剩女”的好奇心也还未熄灭。
以下为玫瑰自述：
骑电动摩托认识中国
我第一次来中国旅行是在2008年，那时候北京正举办奥运会。奥运会后，所有国家的报纸上有关中国的新闻都特别有意思。我想更多地了解它。
2009年，我修完新闻硕士学位，决定来中国好好待上一段时间。最初的计划是边学中文边做记者，时间最多不超过一年。后来一待就是5年。
到北京没多久，我就在五道口花1200元人民币买了辆橙色的电动摩托。我给它取名“芬达”，没事的时候，就骑着它在北京到处逛，去胡同，去二环、三环，看各种各样的人。
在逛的过程中，第一次让我感到震惊的，是那种跨越不同时代的差距感。比如，我在自行车道上骑着电动摩托，旁边有一个很大的车，上面装满了要卖掉的白菜，再旁边是充满未来感的三里屯。
你可能不会在别的地方发现如此大的差别：农村卖白菜的（场景）和现代的楼在一起。作为一个外国人，又是记者，我觉得这是件非常新奇的事情，想要了解它们是如何并存的。
我在北京一家电视台做主持人，做过一个关于“外国人在中国是什么体验”的节目，邀请很多外国人来分享他们在中国的经历；也做过旅行节目，去拍摄中国不同的地区；还记录过一些快要消失的传统制作工艺，比如空竹、竹风筝。
我也曾写过很多社会观察的文章，其中一篇是关于中国的“剩男”，同时关注“剩女”现象。
上个月，我去了一趟天坛公园。十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中国的相亲角就是在那里。
我发现，和十年前一样，人们还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拿着小纸片走来走去，互相问“你的是女孩还是男孩？”“我的是87年的”“你的是做什么工作的？”
玫瑰在北京的公园里和人们交谈。受访者供图
仅有的变化可能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他们互相加QQ，这一次他们加的是微信。
会有人问我“你是来找对象的吗？”也有人想让我当她儿媳妇。有一位女士就相当坚持，问了我很多问题，我说我已经有对象了，她只得问我还有没有其他单身朋友。
美国没有这种相亲角。我一想到我妈妈到公园试图把我“卖”出去的情景，就会忍不住大笑，想象着她会怎么描述我。
第一次看到这种场景，我感觉这些父母很辛苦。他们去相亲角，一方面是因为没有事情做，还有一方面是真的担心，觉得自己的孩子忙于工作，条件虽然很好，但就是没有时间认识异性。
他们认为，如果不帮忙给孩子找对象，时间错过了，自己的女儿就会嫁不出去，儿子就娶不到媳妇。
我问过一些父母，“你的孩子知道你在这里吗？”他们说不知道。
别人一直在说他们的孩子没有结婚，他们觉得没面子，想快点让孩子结婚。看起来这似乎有点自私，但后来我意识到，这其实源于爱。他们并不只是想让周围人闭嘴，而是觉得“如果我们不在了，谁来照顾你？”
但他们并不理解孩子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对象。我总觉得，在公园里找对象的成功率可能会非常低。
“‘剩女’的定义是看她有多尊重自我”
我在《单身时代》里提出过一个问题：为什么突然有那么多人单身？
我当时还不能理解，但之后很快明白了这点。因为年轻人和他们父母之间的断层，就跟白菜和高楼的差距一样。
父母那一辈年轻的时候没有很多机会和选择。如果他们在单位工作，想要得到单位分房，就得尽快结婚。在这种情况下，单位领导或许会帮忙选择配偶。但现在不一样了，中国发展得超级快，一切都变了。
在电视台的时候，我身边很多同事都是单身女性。我和她们一起出差，一起相处了很长时间，但始终没有发现结婚对于她们来说是个问题。
直到一次春节过后，女同事们从老家回到办公室，便开始讨论婚姻话题，她们称自己是“剩女”。
玫瑰和读者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我问女同事们为什么不结婚，她们会说“我应该结婚，但我不想结，因为在理想中我想和我爱的人结婚”。我问，“那为什么不去和爱的人结婚？”她们就会看着我，说“浪漫不是一个能够结婚的理由”。
我很惊讶地问，“为什么不能？”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老外来说，这实在太奇怪了。
我的女同事们同样对美国感到好奇：“美国是《欲望都市》里的那样吗？ 27岁还没有结婚，会有问题吗？”我说：“NO，当然不！”
后来，我得到了不同人的故事，它们不断地累积成一个整体。
在中国，我听过一个很好玩的说法——“学得好不如嫁得好”。其他国家的语境下也有类似调侃。从书中艾薇和琼两个人的关系来看，这句话似乎很有说服力。
书中的琼，她可能是最符合刻板印象的：出国留学，获得耶鲁学位，有一个很棒的工作；张梅，来自哈尔滨，工资没有那么高，但她成为“剩女”的原因和琼一模一样。她的性格很坚强，尽管没有挣那么多钱、没有那么国际化。
我觉得对“剩女”的定义不是看一个女性的工资、年龄或受教育程度，而是看她有多尊重自我；为了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她愿意忍受多少；她知道为什么要努力工作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并且不打算仅仅因为结婚而改变它。总之，她尊重自己变得快乐和独立的权利。
在四个主人公中，张梅可能是最有勇气的一个，她的压力更大，因为父母在哈尔滨，想法会更加传统，她村里的每个同龄人都结婚了。
但张梅不想妥协，尽管她的条件不是一个完美的“剩女”，她没有那么多机会，但她们一样尊重自我，不愿妥协。
现在，我依然和书里的四位女主人公保持联系。琼生活挺好，我前几周还在纽约看到她，她没有结婚，正在和别人约会；克里斯蒂也是；张梅最近压力特别大，她现在离开了北京，回了老家；唯一结了婚的是艾薇。
除了这四个人之外，我的大部分“剩女”朋友也都还没有结婚。
一本不被看好的书
在研究“剩女”问题期间，我采访过一百多位单身女性，书里还有很多教授的观点，他们是来自人口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
从2010年开始动笔，我一直写了7年才写完。直到2019年，才推出了中文版。
当时写完书后，我给60多家代理发了邮件，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回应。也有些人回应了，说写得很有意思，“但这太中国了，美国读者或美国出版商不会关心在中国发生的这些事情。”
玫瑰为读者写下寄语。受访者供图
我并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中国的女性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而且世界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事也在中国发生，这难道不是吗？
有很多国家的女性都会晚婚、不婚、少生孩子，这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也是完全正常的事情。怎么能因为它发生在中国，就说它不值得关注？我认为这是一个国际议题，全球的读者都会感兴趣。但他们直接告诉我，“你的书卖不出去。”
我进行了很多次这样的对话，最终找到一位代理人，又找到了认可这本书的出版社。
我一开始设想会有很多二三十岁的年轻女性对这本书感兴趣，但没想到最有意思的回应来自那些40至70岁的中老年读者。她们知道中国的社会体制，知道中国的生育政策，但没有想到事情还有另一面。那些领养了中国女婴的美国父母，也很想知道如果他们的女儿生活在中国会是怎么样的。
观察这些读者的反应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记得有一位70多岁的美国女性说她没有像许多同龄女性一样大学毕业就结婚，而是到55岁才结婚。她是一个保险公司的CEO，认为晚婚是自己做出的最明智的决定。她非常支持并理解中国女性，也很高兴她们有现在的发展机会。
在英国，人们并没有给这些大龄不婚的人贴标签，但他们会问这些人为什么没结婚。这些压力是存在的。那些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和埃及的女性则感慨，“这些和我们国家是一样的！”
我把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做了对比。像日本、韩国、新加坡，就不会有那么多父母干预孩子的婚姻问题。但在中国，结婚是两个家庭而不是两个人的事。很多认识的人会对此提意见，施加压力。
至于其他问题，中国可能没有其他国家那么复杂。中国女性结婚生孩子以后，还可以出去工作。老人们会帮忙带孩子，尽管这中间有很多问题，她们的压力还是会小一点。比起韩国和日本，中国社会对母亲继续工作的接受度是很高的。
她们不需要标签
我刚来中国的时候，“剩女”的年龄标准可能是27岁，到了25岁的时候就比较紧张了。但这个标准一直在变，现在我感觉大城市应该是30岁以上才算“剩女”。
在美国，学历高的女性会比学历低的女性晚一点结婚。她们离婚的可能也会比学历低的女性小一点，这是最近的变化。我觉得在中国也一样，女性希望好好选择，这就需要时间。
玫瑰在上海的签售活动上和读者交流。受访者供图
我第一次听到“Leftover Women”（剩女）这个词是在工作的时候，它在美国也并不是一个很普遍的词，很多人会理解为“Left behind Women”（留守女性）。
为什么一定要给单身女性一个称呼？她们难道不可以只是正常的女性吗？我觉得她们不需要标签。
在中国有些地方，女性的地位似乎是提高了的，人们总说“妇女能顶半边天”。但这就说明女性在中国有同等的权利了吗？但当你注视真实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其实是非常不同的。
机会并不是盛在盘子里端给女性的，而是她们争取来并努力维护的。她们能够获得的每一个机会，都不是理所当然存在的，而是中国发展的大环境的“副产品”。
建设国家需要尽可能多的工作者参与其中，女性也要成为其中一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女性在高考中非常努力，女性的升学率很高，她们非常努力地去维护她们的权利和社会地位。
中国目前在一个十字路口上，从世界的制造业工厂向一个更成熟的经济体转变，不再是工厂和工人，而是服务、技术、绿色能源和其他更复杂的东西。很显然，在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需要更新人才储备，从制造iPad的工人转变成发展最新科技的人才。而中国大量受教育的男性、女性，会促进过渡的过程。
我想要外国读者理解，这些受教育的女性和工作的女性，会是中国向前发展的重要部分。就像我在这本书封面的副标题写的那样：女性塑造着世界下一个超级力量（The women shaping the world’s next superpower）。
新京报记者 祖一飞 实习生 付蕾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