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3月14日，新疆乌鲁木齐大雪纷飞，大地一片洁白。那一天凌晨，我的父亲王洛宾停止了呼吸，享年83岁。
我们将父亲的骨灰送回北京，安葬在金山陵园。
回想父子一场，我们相处的时间非常有限。父亲去世后的这些年，我走访了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还有他的许多老朋友和老同事，渐渐地一个少为人知的王洛宾出现在我的眼前。
途径六盘山，父亲被车马店老板娘动人的歌喉深深打动了。他觉得，最美的歌曲就在大西北，不用再去巴黎学习什么西洋音乐了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她那粉红的笑脸，好像红太阳。她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1939年夏天，电影导演郑君里到青海拍摄一部反映各族人民生活的纪录片《民族万岁》，父亲参加了摄制组，住在藏族千户长同曲乎家的大院里。
郑君里让千户长女儿卓玛扮演牧羊姑娘，让我父亲也穿上藏袍。电影在草原上拍了三天。
等父亲骑着骆驼走在返回西宁的路上，脑海里不时浮现出美丽的卓玛姑娘。伴随着悠扬清脆的驼铃声，一首美丽动人的“草原情歌”——《在那遥远的地方》诞生了。
北平东城牛角湾艺华胡同，是父亲记忆中另一个“遥远的地方”。1913年12月28日，他出生在一个小职员家庭。中学时代，就读通县潞河中学。在学校的唱诗班里，他初次接触到西洋和声，梦想长大后去寻觅音乐世界。
1931年，父亲有幸考入北平师范大学音乐系，他的声乐老师是俄国著名女高音霍洛瓦特·沙多夫伯爵夫人。在大学里，我父亲受到良好的艺术教育，他曾计划毕业后一定要去巴黎音乐学院留学。
然而，1937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攻占了华北，占领了北平。我的父亲不愿做亡国奴，他毅然辞去了音乐老师的工作，从日寇的枪口下逃离了北平城，前往山西抗日前线参加了“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
他们为坚守阵地的抗日将士表演节目，在风陵渡黄河木船上搬运弹药，转运伤员。在这段时间，我父亲创作了《老乡，上战场》《抗战进行曲》《风陵渡的歌声》等抗日歌曲。
1938年春天，我父亲和萧军、塞克等艺术家从古城西安出发，前往新疆宣传抗日。
途径六盘山时，他们住在一个车马店里，老板娘“五朵梅”唱起了西北民歌“眼泪花把心淹了”。父亲被那动人的歌喉和深沉的情感与旋律深深打动了。
他觉得，最美的歌曲就在大西北，不用再去巴黎学习什么西洋音乐了。
掀起红盖头的那一刻，父亲才见到新娘——我的母亲黄玉兰。父亲每次回家，总能看到母亲平和的笑容，吃到端上来的热腾腾饭菜
“太阳下山明早还会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一去不回来……”
父亲改编的《青春舞曲》，是当时他内心失落的真实写照。这意味着他和妻子杜明远的浪漫爱情遇到了波折。
杜明远是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女学生。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们简单举办了婚事，结伴到后方抗日。
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的介绍下，父亲加入了西北抗战剧团，在甘肃、青海宣传抗日。在那期间，父亲收集改编了《康定情歌》《达坂城的姑娘》《半个月亮爬上来》等歌曲。
父亲总在外奔波，而杜明远却不适应抗战剧团的艰苦生活。1941年3月，兰州的报纸刊登了他们的离婚启事。
就在那时，父亲被军统特务抓捕了，罪名是“共党嫌疑分子”，被押往沙沟秘密监狱关押了三年。
在狱中，父亲创作了《我爱我的牢房》《炊烟》《来，我们排成队》等歌曲，还为罗云鹏烈士的女儿罗力立写了一首儿歌《大豆谣》：“蚕豆秆低又低，结出的大豆铁身体，丽丽对囚徒夸大豆，世界上吃的数第一。小丽丽有志气，妈妈的哭声莫忘记，长大冲出铁大门，全世界大豆属于你。”
经过多方营救，我父亲出狱了。他回到西宁昆仑中学继续当音乐老师。朋友们见他年过三十，依然孤身一人，就张罗做媒。父亲对于婚事并不热心，淡淡地说：“只要别人愿意，我就同意。我们按旧式，结婚前不见面。”
在掀起红盖头的那一刻，父亲才见到新娘——我的母亲黄玉兰。母亲是一位助产士，家有四姐妹，取名梅兰菊竹，她排行老二，性格柔顺少言。
婚后，父亲发现母亲十分贤惠。他给母亲重起了个名字叫“黄静”。我大哥出生那天，父亲紧张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等到产婆把孩子抱给他，他高高地举起：“我终于有儿子了！”
那段时期，父亲还在忙着青海儿童剧团的工作，给孩子们编写剧本，排练节目，到各地演出。但每次回家，他总能看母亲平和的笑容，吃到她端上来的热腾腾饭菜。
父亲在马灯下把“白雪罩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谱成了一首完整的大合唱，这首歌唱遍了天山南北
1949年9月9日，西宁解放。父亲作为起义人员在军管会登记，准备举家迁回北平。
解放军一兵团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马寒冰在旧政府人员名单上找到父亲的名字，找到家里。他们谈得很热烈。父亲说他用新疆少数民族音乐素材创作了很多歌曲，却没去过新疆。马寒冰就邀请他同赴新疆，并向王震司令员做了报告。
王震在接见父亲时说：“你的歌写得很好，我在延安时就听过你写的歌曲，欢迎你参加我们的队伍。”
从那天起，我父亲穿上了解放军的军装。
离开西宁时，父亲对家人们说：“我到新疆把一切都安排好，就回来接你们。”他和大部队一起徒步翻过祁连山。在张掖，马寒冰拿来王震的一首诗，父亲就在一盏马灯下，把“白雪罩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四句诗谱成了一首完整的大合唱，这首歌随着解放军进军新疆的步伐唱遍了天山南北。
在酒泉，父亲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政治部文艺科副科长。任命书是司令员王震、政委徐立清签发的。在1949年12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的第一号人事通令上，父亲的名字排在第47条。
第二年5月，父亲把一家大小接到兰州，并给新疆军区寄了一封辞职信，欲举家迁往北京。
我外公拿出一笔钱。父亲从一个日本侨民手里买下北京西城区机织卫胡同24号的一个小四合院，又在北京八中找了一份音乐教师的工作。
1951年3月15日，母亲在兰州生我时大出血，一病不起。父亲写信让我外公把全家带到了北京。母亲的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弱，整天卧床不起。
父亲的念头是，无论如何要和妻子孩子告个别。火车开动时，他不顾一切从车窗里跳下来
父亲本以为给军区领导写过辞职信，他就是老百姓了，哪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由于“长期逾假不归”，10月底，新疆军区的保卫干部在派出所的配合下，从北京八中的课堂上把父亲带走，然后押上了返回新疆的火车。
父亲当时的念头是，无论如何要和妻子孩子告个别。就在火车开动时，他不顾一切地从车窗里跳下来。
当他满身满脸是灰，跑进家里，看见母亲躺在床上，脸色像纸一样苍白。
不久，抓他的人也赶来了。父亲被带走时，拼命扭过头看家里人。
母亲病得奄奄一息，一句话都没说出来，就昏了过去。一个多月后，她离开了人世。那年她才二十六岁。三个儿子中，老大六岁，老二四岁，我才八个月。
由于母亲是兰州人，父亲又是被政府抓走的，北京的亲戚都不敢来往了，母亲去世后下葬都成了问题。最后还是涿州老家的一个叔叔听到消息后，赶着马车把母亲的棺木拉回去，埋葬在涿州上念头村他自家的麦地里。
当时正是腊月，只有外公一个人坐着马车去涿州给母亲送葬。
母亲去世后，外公带着我的两个哥哥回了兰州。我才八个月大，外公怕带回去养不活，就把我托付给我的大妈和堂嫂。
后来，大妈和堂嫂被堂哥接去西安。走时，把我寄养到我四叔家。
直到六岁，我都没有再见过父亲。整天跟着四叔家的三个儿子管四叔四婶喊爸爸妈妈。我听说过我的亲生父亲在新疆，也吃过他托人带来的葡萄干，但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
父亲经常演出和下连队体验生活，一年见面的日子很有限。但到冬天，他再忙也会抽空为我们亲手织一双毛线袜子
1957年底的一天下午，家里来了一个陌生人，穿军装，戴眼镜，腰板挺得直直的。四叔告诉我，那人就是我的父亲。
三个哥哥都叫那人“二大爷”，我也跟着喊“二大爷”。
那人愣了一下，但没纠正我。回新疆时，他带我一起走。临走前，父亲还带我到老家涿州为母亲扫墓。
在回新疆的火车上，同车的军区文工团演员听我一路上叫父亲“二大爷”，就说：你再叫，就把你扔在火车站上。我很害怕，才慢慢改过口来。
到了乌鲁木齐，我在文工团是唯一的小孩。两个哥哥都在八一子弟学校住校。那年夏天，我被父亲送到军区政治部托儿所，是全托，星期六下午才能回家。
秋季，我也上了八一子弟学校，读一年级。学校是军事化管理，早晨起床被子要叠的四四方方，脸盆要放在床下。低年级的生活都有阿姨管着。
父亲在军区文工团经常参加演出，还要下连队体验生活，我和父亲见面的日子很有限。但到了冬天，他再忙也会抽空为我们亲手织一双毛线袜子。
1960年4月的一天，我被班主任叫到校长办公室。一位军官严肃地说：你父亲是“历史反革命”，你们做儿子的都要与他划清界限。
父亲被抓的消息在学校传开，父亲又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
到了1963年寒假。我正在学校里玩，突然听到有人叫我。我回头看到父亲，他穿了一身新军装，但没有领章帽徽。这次回来是因为军区文工团创作极需人才，他被定为戴罪服务，获准假释。
这样，我们又有家了。其实就是一间房子，一张桌子，一架钢琴，父亲的床还有我和哥哥的架子床。我们在家里没有开过伙，都是在大食堂打饭吃。到了星期天，父亲也带我们下馆子改善生活。
我回城给父亲报告好消息时，他喜气洋洋地说，“我也有个好消息告诉你”，他从贴身衣袋里掏出一份文件，“我平反了”
1964年下半年，父亲又失去了自由。文工团不许他参加创作，也不许他给学生上课。他们让他去打扫厕所，包括文工团八个男女厕所，并且不能私自走出文工团的大门。父亲开始变得沉默寡言。
1969年，我不满17岁，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在新疆新湖农场二分场五队插队落户。那里距离乌鲁木齐二百多公里。
我没法经常去新疆第一监狱看望父亲。每次探监，我和父亲见面都是站在监狱的大门外面，旁边有警察看着，只能互相问一下对方的生存状况，每次探望时间是十分钟。我看到父亲已经老了，并且他的胡子越留越长。
时间一晃到了1974年，我在新湖农场已经生活了五年，一起下乡的同学都招工回城了。夏天麦收以后，父亲从监狱里寄信说，他已经刑满释放了，暂住在监狱新生队里。
正好农场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我会拉小提琴，就被录用了。宣传队在准备汇演的剧本，却没人谱曲。我立刻想到可以请父亲帮忙。这样，我可以公私兼顾，抽空去乌鲁木齐看望父亲。
那天，我在监狱新生队里找到父亲，拿出农场宣传队的剧本说明来意。父亲显得特别高兴，立刻答应下来：今天就开始谱曲，后天中午你过来取吧。
父亲果然是谱曲高手，才用了两天时间，就把十几个节目都谱好了。第二次见面时，父亲拿着改编好的剧本先唱了一遍，再一边教我唱，一边讲解。后来我们宣传队获得了节目创作一等奖。
1978年9月，我在新湖农场再教育的第九年，终于有了回城的当工人的机会。后来我才知道，还是父亲托人说的情。
我赶忙去给父亲报告好消息。刚一见面，父亲也开心地对我说，“我也有个好消息告诉你。”
他从贴身衣袋里掏出一份文件，“你看，我也平反了。”
在新疆军区政治部召开的平反大会上，父亲被宣布恢复军籍，担任新疆军区歌舞团艺术顾问，定文艺六级（和以前一样）。他刮掉留了多年的山羊胡，穿上了三点红新军装。
1991年1月5日，我吃早饭时听到一条令人震惊的广播，说三毛自缢身亡。那天，父亲喝醉了。他为三毛写了一首歌《寄给死者的恋歌》
父亲的晚年无疑是幸福的。他常对我说，很知足。幸福路32号军区第五干休所建好后，他搬过去单独居住。
1990年4月16日午后，台湾女作家三毛第一次走进父亲的寓所。三毛来过两次新疆。我称她“陈老师”，给她和我父亲拍了很多照片。
我和三毛也有合影，她答应把照片洗好寄给我。可惜，我再没机会见到她。她给父亲的最后一封信里提到“代问海成一家好”，并说“在海成家吃的几顿饭是在新疆吃的最舒服的”。
1991年1月5日，我吃早饭时听到一条令人震惊的广播，说三毛自缢身亡。我去父亲家里，他微闭着眼坐在沙发里，见我进去，就说“三毛死了”。
那天，父亲喝醉了。他为三毛写了一首歌《献给死者的恋歌》：你曾在橄榄树下等待再等待，我却在遥远的地方徘徊再徘徊……每当月圆时，对着那橄榄树独自膜拜，你永远不再来。我永远在等待……
三毛离世七个月后，我父亲年近80岁，皈依了佛门，戒了酒。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应邀到处讲学。1994年6月，他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中国著名音乐家——王洛宾作品音乐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他颁发了“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特殊贡献奖”，他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人。
11月，父亲体检时发现胆管处有一个肿瘤。过完春节，他做了手术。到1996年1月，他的胆囊腺癌发展到晚期。他在病床上的日子，是我们一家人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
他从来没有勉强我们兄弟一定要走音乐的道路，他只要求我们有个健康的身体，凭自己的本事吃饭，做一个对社会和人民有用的人。
临终前，父亲希望我们好好地活下去，不要为他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情纠结。
父亲一辈子受尽磨难，他并不想做什么“王”、什么“家”，只想做一个真正的“人”，一个把中国西部民歌传遍全中国继而传播到世界上的人
从记事开始，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十年。
从1994年开始，我尝试着记录父亲的故事。父亲去世后，我到北京、上海、南京、开封、许昌、西安、成都、兰州、西宁等地，走访与父亲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和一些历史事件的知情人。
2001年冬天，我开始学着用电脑打字。我把打印出来厚厚一沓稿纸用线绳缝好，交到出版社编辑的手里，他们惊讶地说，一个没有读过大学的人，能写出这样厚一本书，真是了不起！
2003年8月，在父亲逝世七周年，《我的父亲王洛宾》出版了。接着，我写了关于父亲的第二本书《往事如歌：王洛宾的歌子、案子、车子、儿子》，又和别人合著了《歌者王洛宾》。
父亲生前有好多称号，他最喜欢的是“传歌人”。那是访问新加坡时，一个观众送给他的。他一辈子受尽磨难，并不想做什么“王”、什么“家”，只想做一个真正的“人”，一个把中国西部民歌传遍全中国继而传播到世界上的人。
父亲在晚年制订过一个“500年艺术生命计划”。别人问他：人生不过百年，你怎么会订500年计划？他回答：我要写出最好的歌，让大家传唱500年。
直到现在，每年3月14日全国各地都有为父亲举办的各种纪念活动，年复一年。
以前我是音乐殿堂的门外汉，慢慢发现自己还是遗传了些父亲的音乐细胞，自学了吉他、小提琴，也想学作词谱曲。原来，父亲为之奋斗一生的音乐竟有这么大的魅力。
父亲的歌曲里，最打动我的是《你的热泪把我的手臂烫伤》。这首歌是为新疆维吾尔族舞蹈家康巴尔汗写的。上世纪40年代，他们就相识、相知。1975年我父亲出狱后，我陪着他在乌鲁木齐团结路一条小巷子偶然遇到康巴尔汗，当时两位老人站在路上相互拥抱，老泪纵横。晚上康巴尔汗设宴，在吃饭时，我父亲说：“为了我们还活着干杯！”当晚，他就创作出了忧伤而激昂的《你的热泪把我的手臂烫伤》。
“假如全世界的人民都参加合唱团，那么这个世界上就不会再有战争了。”这是我父亲遗言中的一句话。
年过七旬的我希望把父亲的音乐继续传播开去，让父亲的“500年艺术生命计划”和他的音乐理想能够实现。
口述 王海成 整理 叶小果
（摘自《杭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