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澳洲打工第一天，妈妈确诊癌症
去年12月5日，我来到澳大利亚开始为期一年的Work and Holiday Visa，翻译过来就是打工度假签证，也称作背包客签证。
2019年12月5日，长沙黄花机场，托运行李之后，前往登机口。
12月初，国内还没有任何疫情的消息，媒体公开报道疫情的新闻是12月底，但当时大家都还没重视，我也没意识到自己出国正好避开了国内疫情。到了今年1月份，武汉疫情的新闻开始铺天盖地而来，1月20日，钟南山院士站出来宣布疫情人传人的消息，大家都开始紧张起来。
我此时正在澳大利亚最南端的塔斯马尼亚岛工作。我寄宿在塔岛北部城市德文港一个当地白人的家里，同住的还有两位大陆人和一位台湾同胞。
2020年1月17日，德文港，背包客在澳洲大型农场Costa办公室等候入职。
我在当地的一家大型农场工作，每天早晨5点多出门，下午两三点回家。我们虽然身处南半球，但此时的心思也几乎都在国内的疫情上，下班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关注国内疫情新闻，室友们聚一起交流自己家人朋友在国内的情况。
2020年1月28日，德文港，背包客和农场工人在采摘红莓。
我和其中一位男生是湖南同乡，另外一位女生家在上海。当时武汉封城之前，500万人离开了武汉。湖南邻近湖北，涌进了不少武汉人，上海北京深圳等大城市则通过航空路线进入了较多武汉人。疫情也从武汉向全国扩散开来，全国各省的确诊数字都不断上升，我每天都在为家人朋友担忧。
我母亲在我抵达澳大利亚那一天检查出患有宫颈癌ⅠB1期。癌症，这是我最担心的事情。母亲也从未遭受过如此打击，情绪低落，常常自责，一方面怪自己没有尽早去医院检查；另一方面又担忧自己拖累了家庭，给我们增加了负担。我安慰母亲，ⅠB1期是癌症的早期阶段，现在发现还不迟，是可以治愈的。我咨询了学医的朋友和一些患者家属之后，建议家人把母亲从地方医院赶紧转移到省会的肿瘤专科医院并及时做手术。
12月12日，母亲在湖南省肿瘤医院全麻下行腹腔镜下广泛子宫切除、肠粘连松解和双输尿管周围松解等手术，当天手术顺利完成。我在墨尔本默默替母亲祈祷和祝福。
春节前，母亲在医院完成了术后的第一次化疗，剩下三次化疗要等到春节后做。但国内疫情的爆发打乱了原来的正常秩序，春节后人们出门都有巨大的风险，更别说去医院这种人流量集中和高感染风险的地方。母亲感叹自己连生病都没赶上时间，还偏偏碰上了疫情，也因此忧心忡忡。
化疗后的病人身体抵抗力特别差，被病毒感染的几率很高，化疗延期对母亲的身体恢复也有影响。我特别担心母亲的状况，一直招呼家人不要出门，春节期间不要拜年和走亲戚，如果有必要出门也一定要戴口罩。当时国内口罩一个难求，很多城市要摇号预约才能领取口罩。我通过朋友给家人寄送了两批来自日本、新加坡的口罩和护目镜等防护用品。
2019年12月12日，湖南长沙，母亲在医院住院治疗。
母亲遵守秩序，除了少数几次超市购买必要食物之外，再没出门。但是原本定于初八的第二次化疗时间，为了疫情防控需求，医院进行了人流量管控一直在往后推延。疫情期间，国内各方面都受到影响，但癌症患者的治疗时间耽搁不起。非新冠病毒的其他重症患者治疗问题受到过少数媒体的关注，有条件的医院也在努力调整方案。最终母亲的第二次化疗在延期半个月之后做了，化疗还算顺利。
在疫情和癌症的双重威胁下，每次看病过程都比以往要麻烦和充满风险，母亲在家人的陪伴下，调整心态，正确、积极做好防护措施，谨慎面对一切困难。目前，母亲已经完成了四次化疗，身体恢复得还不错。
这段时间，我远在地球的另一半，没能陪在母亲旁边，但经常和母亲视频聊天，在精神和心理上不断给母亲鼓励，和母亲一起渡过难关。
二、疫情传到澳洲时，我已买不到口罩
由于自己的华人身份，在澳大利亚经常有人问我，what’s happening in China? 我一般会简单说一下国内的情况。我当时已经来到澳大利亚一个多月，没遇到歧视的态度。我的房东是一位白人老太太，她经常说你们很幸运来到了澳大利亚，这里很安全，留下来，暂时不要回去。
1月25日，澳大利亚墨尔本发现首例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当天晚些时候，塔斯马尼亚出现首例疑似病例。
霍巴特的朋友给我打电话，提醒我要买口罩，霍巴特那边已经购买不到口罩了。我第二天去药店找了一下，结果连德文港也买不到口罩了。这并不是因为塔州发现疑似案例，大家开始抢购，而是早在国内疫情爆发的时候，澳大利亚华人就已经抢购了绝大部分口罩，一部分寄回国，一部分自己备用。华人在疫情面前很警惕，但是当地白人却很少重视。
2020年1月24日，德文港，市民在海边的公园遛狗。
没有买到口罩，我自己也没有放在心上。毕竟我工作的城市还没有案例，尽量先安心上班。自己也基本上是农场、住所和超市三点一线的生活，相对简单。
2月17日，由于工作的原因，我需要离开塔斯马尼亚州去到维多利亚州。彼时，澳洲的确诊人数15人。身在塔州的一些朋友都尽量取消了去本岛的行程。
出发前，我在霍巴特的药房寻购口罩，大部分药店没有，最后找到一家有货，价格已经翻了几倍，3澳元一个，我想着就坐飞机当天戴口罩就行了，就买了一个。室友听了之后，觉得出行有风险，一个口罩哪够，拿出他的囤货，分了10个口罩给我。
坐上飞机那一刻，我心里也很紧张。结果隔壁座位也是一个亚裔面孔女生，同样戴着口罩，我们心照不宣，全程没有摘下口罩。纵观整个飞机上，除了几名亚裔戴口罩，其余人均未佩戴口罩。
维多利亚州是澳大利亚疫情第二严重的地方，维州首府墨尔本也是澳洲确诊案例第二多的城市。但在墨尔本的街头，除了少数亚裔，几乎见不到白人戴口罩。
2020年3月9日，维州东部小镇，超市的厕纸被抢购一空。
2020年3月11日，墨尔本最繁忙的南十字星火车站街头，几乎看不到市民戴口罩外出。
疫情的影响却在别的地方发酵。
我原本计划工作的肉厂，受疫情的影响，出口额大幅减少，工厂关闭了一个小的羊肉屠宰场，裁减了部分临时员工。我在肉厂等待了三周之后，都没有等到正式开工的通知。
三、疫情蔓延，澳大利亚 “封国”
疫情打破了我的计划。
离开肉厂之后，我又重新开始找工作。最后选择了一家维州北部的农场。这次，我需要穿越大半个维州，途中又需要到墨尔本转车，我继续选择了戴上口罩出行。
经过7个小时的辗转之后，我抵达了维州北部山区的一个小镇，在一家农场从事采摘工作。在这个时候，我和同行的朋友感叹，做什么工作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找到一个偏僻的地方，有一份工作让自己留下来，躲避疫情，一切以安全为重。
看着宿舍外面的蓝天、绿树、小河，阳光晒在脸上，我因为四处奔波而悬着的心终于安定下来。
农场宿舍营地景致。
我又恢复了农场简单而规律的生活，每天早上7点出门，4点下班。但现在下班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关注澳大利亚本土的疫情新闻了。
3月11日，我在墨尔本转车的时候，澳大利亚的确诊案例刚刚破百，128例。
3月12日，维州发现首例人传人确诊病例，澳大利亚确诊病例总人数达到157人。接下来确诊数字开始蹭蹭的往上涨，澳大利亚的确诊人数从短短的100人到1000人只用了11天。
很快，农场的各项防控措施也出来了。
3月14日，农场的工作群里开始发布公告，如果任何人出现了发热、咳嗽、呼吸困难或者任何类似流感的症状都应立即上报，以及在过去14天有过海外旅行史的人都将被单独隔离。
3月16日，星期一，维州宣布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州内各项防控政策开始落地执行。
从当天起，农场要求每个人佩戴口罩，以及使用手消洗手；任何人禁止去大城市；农场的营地lock down，实行封闭式管理，任何不在此工作和住宿的人禁止进入；外场和内场两个组别的员工开始分区域居住和生活，禁止共用食堂、洗漱间等，禁止跨组别的社交活动；宿舍从四人间变成每个房间最多只能住两人。同时，在周末抵达农场的6名新员工，则被要求住在外面隔离14天，才能搬进营地宿舍。
农场厨房发放的洗手消毒液和口罩。
确诊数字的飙升，以及政府各项管控措施升级都在表明，澳洲的疫情有爆发的趋势。
3月19日，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突然“封国”，针对全球所有国家实施旅行禁令，所有非公民和永久居民不得进入澳大利亚，可以入境的人也必须进行14天隔离，禁令将于3月20日晚上9点生效。
继联邦政府“封国”之后，各州政府也陆续“封州”“封城”。所有酒吧、俱乐部和宗教礼拜堂等室内场所将关门歇业，餐馆和咖啡馆也将停止进店用餐的堂食服务。总理莫里森宣布更严格的保持社交安全距离规定，他要求澳人取消所有非必要的旅行，尤其是国内的跨州旅行。
3月23日，我所在的镇区报告了两例确诊案例，我也开始紧张起来。
农场防疫措施进一步升级，下发了防疫宣传通知，主要是针对两个方面，良好的卫生习惯和保持社交距离。在工作的每一个站点增设了洗手消毒点；避免朋友之间的握手；保持1.5-2米的社交距离或者每平米最多只容纳1一个人；减少去超市采购的次数；限制周末的各项活动；
2020年3月29日，我和同事去超市采购的食物，囤积了一些鸡蛋、意大利面和面粉等。
2020年3月26日，农场厨房，按照疫情新规定，一张桌子只能坐两人。
营地的食堂和洗漱间都贴满了COVID-19的防疫宣传，食堂的餐厅开始划分座位，每张桌子最多只能坐两人。
尽管如此，工作还得继续。
农场的员工基本上是来自世界各国的打工度假和临时工作签持有者，大家说着不一样的语言，各自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俗也不同。根据澳大利亚移民局的统计，目前澳大利亚有11.8万外国人持打工度假签证。中国大陆每年分三批共发放5000个签证名额，我拿到的是2019-2020财年的名额之一。
农场亚洲和欧洲的背包客差不多各占半数。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方的亚裔人群对疫情普遍较为谨慎认真，大家在工作时候基本都带了口罩。但对于来自意大利、英国等欧洲地区以及澳大利亚的白人来说，接受戴口罩的行为并没那么容易。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只有等到自己生病了，才需要佩戴口罩。而且不管是政府还是媒体的宣传，更多的是强调多洗手和保持社交距离，而非强制要求戴口罩。事实上，市场上的口罩本身就够供应紧张，强调人人戴口罩，势必造成恐慌情绪和口罩供应的进一步短缺，而使得更需口罩的医护人员和病患等人群没法获得足够的防护，这也是政府考虑的现实因素之一。
农场里有6个意大利同事，他们来自意大利北部的都灵、威尼斯、特伦特等地区，还有三个英国同事。意大利北部是意大利疫情的重灾区，英国境内的情况也在变得很糟糕。他们其中有的家人也被感染了，他们也很担心自己的家人朋友。我看到他们下班之后经常和家人视频通话，关注自己国家的疫情。
意大利人性情开朗热情，热爱艺术和体育。就如大家在新闻里看到的那样，封城之后，意大利民众纷纷在阳台唱歌，就连警察也会有时候在大街小巷弹奏音乐慰藉民众。
农场的意大利同事同样有着乐观积极的心态，他们经常开玩笑说，我们天天生活在一起，没办法完全隔离，戴口罩有什么用，要感染一定会感染。这也代表了大部分欧洲白人的观点。但对于自己身处的澳大利亚，他们觉得是安全的，至少暂时是这样的。
3月31日，农场营地，意大利同事和家人视频通话。
3月30日，澳大利亚确诊人数突破4000，达4250例。
农场再一次下发防疫宣传单，警告了营地周末有人聚会的行为。
农场发放的防疫宣传单，更新疫情防控措施和卫生指南。
农场表示根据政府发布的信息，只有四个理由可以出门：购买食物和用品，医疗，运动以及工作或教育，如果有人违法这些指示，他们将被当场处以个人罚款1652澳元和企业9913澳元的罚款。农场也声明，如果有任何人不遵守社交距离以及参加社交聚会的人，将会被终止合同。
严厉的防控措施之下，欧洲背包客们在去超市采购时开始带上口罩，而澳洲本地白人也越来越多的人戴口罩出门，尽管这个比例还很小，但这是一个好现象。
3月29日，维州北部小镇，部分当地白人佩戴口罩在超市门口排队等待购物。
四、回国还是留守？打工者的艰难抉择
澳大利亚疫情升级之下，回国还是留守，成了海外华人的一个重要选择。
之前，我每天替国内家人、朋友担忧，帮他们筹集物质，叮嘱他们不要出门。现在，轮到家人和朋友担忧我，他们问我口罩够不够用，要不要从国内寄送。我母亲在2月的时候还认为我今年出国选择对了，躲过了国内的疫情。现在她马上改口，称我就不应该出国，国外太危险了，最好早点买机票回国，现在国内最安全。
在全球疫情大流行的大背景下，澳大利亚疫情最新确诊人数已经超过5000。回国难，留下来也难，这是当下大多数打工度假者的真实写照。有人把今年的打工度假者称作最惨的一届。
2020年3月30日，维州北部农场，我佩戴口罩在农场采摘苹果。
此前和我在肉厂等工的三位台湾朋友，四处辗转找工不顺利，在其家人的催促下，选择了仓惶回台，在澳洲购买的越野车还留在当地的朋友家中待处置；
我在农场的一个广州同事原本计划3月底回国，在澳大利亚锁国和中国缩减航班之后，机票被取消和延期了三次，回国成为未知数；
我此前在塔州的一位朋友，甚至遭到了白人房东的种族主义歧视。房东要求所有亚洲住客搬离他的房子，而且只留了一天的缓冲时间。警察上门协商，但却因房东和房客之间没有签订住房协议，没法保障租房者的权益；
受疫情影响，澳大利亚的大量企业关门闭店，数十万人失去工作。澳洲政府虽然出台了各项财政支持措施，补贴企业和职工。但这些福利只覆盖了本地居民和永居居民，持有临时签证者无法享受。对很多打工度假签的人来说，目前面临着十分艰难的处境，没有工作，遭遇歧视，但却面临着同样的房租和生活开支。
2020年3月30日，维州北部农场，意大利背包客在休息时间聚在一起聊天。
2020年1月26日，德文港，农场工人下班回家。
隔壁的邻居新西兰已经出台了针对临时打工签证的延长政策，但澳大利亚的相关政策却还没完善，补贴也没有覆盖。因此澳大利亚的全球打工度假者正在网上发起了两个请愿，一，请求政府退税、减税；二、请求政府延长打工度假签的有效期。
我也支持这种请愿，希望为群体一起发声，争取自己的利益。
农场采摘季节将于5月结束，在目前的大环境下，我很难找到下一份工作，而且澳大利亚各州都实行了旅行禁令，我只能待在维州境内。目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疫情尽快控制下来，一切回到正常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