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信息报（本报记者 朱淳兵 本报江西信息采集中心 余振华 摄影报道）近日，江西九江喜欢收藏文物的翟晶晶女士，收藏了一册《永乐大典》。6月14日，记者在九江火车站前广场的古玩市场看到了这本用牛皮袋原封精装的《永乐大典》。
据翟晶晶女士介绍，自己从小就喜欢历史，喜欢收藏，包括邮票、瓷器、紫砂、古书等，还收购了不少明清时期的钱币。成年后，她曾经在新加坡从事劳务，发现市场上有许多回流瓷器，只要一发工资，立即就收购几件瓷器。回国后，她一直在九江火车站前广场的古玩市场从事古玩生意。前不久，她通过朋友的介绍，在瑞昌市乐园乡一名70多岁的农妇手中收购这本《永乐大典》。
记者注意到，这一册《永乐大典》的牛皮封面有“天下至上圣品，古物钦定入库”字样，边上用线封装，四方还盖有“御书房鑑藏宝”等字样的印章形墨多枚。这册《永乐大典》由木质制成，成折叠式，共有十折，封面上还有“一万一千一百三十六册”字样。
据了解，《永乐大典》成书于明永乐六年（1408年），共11095册、22877卷、3.7亿字，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类书。它载录了我国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约8000种古代典籍，其中许多典籍今已失传，多赖此书才得以流传。明嘉靖年间，曾摹录一套副本。如今，永乐年间写录的《永乐大典》正本早已杳无踪迹，副本也在兵燹火厄中陆续散失，全球仅存400余册。
根据史料考证，1403年，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役”，从建文帝手中夺取了政权，改元“永乐”。也许是因为皇位来得不那么名正言顺，朱棣就想用别的方式证明自己。他命翰林院学士解缙、太子少保姚广孝为监修，编纂一部大型类书，系统地收集天下古今书籍。
永乐五年（即1407）11月，《永乐大典》完成，全书缮写成22877卷，装成11095册。《永乐大典》搜集了当时能看到的所有图书资料，将相关内容的一句、段或者整篇、整部书摘引抄录。永乐皇帝在此表现出了宽大的胸怀，即便是对同一事物有不同的说法，也都一并摘抄，这一点似乎比乾隆皇帝的《四库全书》要大度得多。《大英百科全书》 就将《永乐大典》称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
《永乐大典》编纂不易，书成之后更是命途多舛。永乐六年（即1408）冬，《永乐大典》完成抄写，是为正本，藏于南京文渊阁。永乐十九年（即1421），《永乐大典》正本随文渊阁图书一起被运到北京。在正统十四年（1449），南京宫内大火，《永乐大典》所据原稿付之一炬。
嘉靖四十一年（1562）秋，嘉靖皇帝任命大臣校理缮写《永乐大典》副本，“重录一部，贮之他所，以备不虞”。然而，自从副本完成后，《永乐大典》 正本就下落不明了，至今仍是一桩悬案。目前，关于《永乐大典》正本的下落，主要有这么几种说法：一是随嘉靖皇帝陪葬，二是毁于明万历年间的火灾，三是毁于明末清初的南京，四是毁于明末的北京宫中，五是毁于清乾隆年间的大火，六是仍秘藏于皇史成（明清两代的皇家档案馆，位于今北京天安东的南池子大街）的夹墙内。
乾隆五十九年（1794），曾对《永乐大典》副本做过清查统计，还剩9881册，已经有千余册不知所终。副本最大规模的遗失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北京外国使馆林立，“洋人好奇货，国人善卖之”。在当时，洋人花10两银子就可以买到一册《永乐大典》。光绪元年（1875年）《永乐大典》已不足5000册，到了光绪十二年（1886 ）仅存900余册。
《永乐大典》的另一大劫难就是 1900年的庚子国变。义和团把翰林院烧了，于是《永乐大典》落入英人手中。后来英国使馆交还了330册《永乐大典》， 但在风雨飘摇的年代，朝廷已经无力或也无心保护这部书，书放回之后又遭盗窃。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时，《永乐大典》仅存64册。
1949年之后，《永乐大典》的收集工作进入新的局面。1950年，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馆员顾子刚率先捐献3册；1951年7月，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归还中国11册，由文化部拨交北京图书馆；同月，商务印书馆捐献21册。
“从这本《永乐大典》中可以看出，不管是包装，还是里面的内容，制作，符合明朝的文物，应该是正本。但不知道为何散落在民间？如果是孤本，应该是非常有历史研究价值的！”从事历史研究多年的瑞昌市档案局副局长王能著告诉记者。
市场信息报讯(本报记者 朱淳兵 本报江西信息采集中心 余振华 摄影报道)6月14日，本报报道了“江西九江发现一册《永乐大典》 商家从瑞昌一农妇手中购得”一文，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极大关注，该文先后被国内多家新闻网站所转载，点击量更是突破100万，单《今日头条》就突破40万。
该文发布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广大网友围绕围绕这册《永乐大典》的“真”与“伪”问题众说纷纭。该报道同时也引起了九江市历史学会会长、九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组成员、政协九江市文史委原副主任、正高级研究馆员、原九江市图书馆馆长熊学明的关注。并通过媒体联系上了这册《永乐大典》的持有人翟晶晶女士。6月22日下午，记者围绕这册《永乐大典》的“真”与“伪”问题，在九江图书馆采访了熊学明先生。
1949年出生的熊学明，长期在九江市图书馆工作，担任馆长20年，从事图书馆工作40年，对图书馆学、古籍版本、九江地方文化都有一定的研究。先后出版了《九江史话》、《宋刻<邵尧夫先生诗全集>考述》等多种著述，为图书馆、文博单位、档案馆及个人鉴定了多种有价值的古籍图书。退休后应聘编纂《九江市志(1991-2010)》、《九江工业史》等。
熊学明告诉记者，自从看了这篇报道后，他对这册《永乐大典》表现出极大热情，先后三次约见翟晶晶女士，最后一次才见上面。
在九江市图书馆二楼大厅，熊学明对这册《永乐大典》反复进行认真的认证，用卷尺反复测量封面上印章的长度与宽度，态度十分严谨，并现场对自己的一些看法与记者进行了交流。
熊学明告诉记者，从这册《永乐大典》的书套皮质来看，正面平整，内面粗糙毛茸，周边有对应的穿线孔，用蔴线穿孔扎系。书套正面粘贴黄纸，中间有“永乐大典”字样，左右为“天下至上圣品，古物钦定入库”字样，上下盖有六枚印章。“其中‘御书房鉴藏室’，印色厚重清晰，根据资料显示，此印章系乾隆、嘉庆两帝常用玉玺。”熊学明先生表示。
熊学明先生告诉记者，从栏格版式上看，此书框高23cm，宽14cm，四周双边，八行，大字单行，小字双行，明代特征明显，字的最大特点是横细竖粗。版心上下粗黑口，上鱼尾下题“永乐大典卷一万九千六百三十六”，下鱼尾中注明页码。纸张为毛边纸，纸质较好，刀法有明末特征，着墨多数均匀，个别有深浅之差。
“从装帧形式看，该书为典型的经折装，单面文字，用硬纸板托衬，共10页。书皮表面系绢织物，内为硬板纸，左上方题‘永乐大典’，右上方小字两行‘一万一千一百三十六册’字样。书高27.8cm，宽19cm，厚4cm。”熊学明一边用卷尺测量，一边告诉记者。
熊学明先生又将这册《永乐大典》与现存抄本进行比较，认为《永乐大典》采取按韵与分类两者相结合的编纂方法，即依照《洪武正韵》的韵母，每个单字下注该字音韵，训释和它的篆、隶、楷、草各种书体，再依次把有关天文、地理、人事、名物、诗文词曲随文收载。
“早在2001年，我参加了在美国举办的国际图联大会，参观了哈佛大学图书馆馆藏中国古籍善本，其中见到了《永乐大典》，就与网上所载的版式基本相同。”熊学明说。
熊学明告诉记者，这册《永乐大典》属于木刻本，虽然有10页文字，但是难观全貌，但从内容及格式上与抄本基本一致。但刻印质量及书品都难以与皇家的“抄本”相比。“这册《永乐大典》应该是某个机构或者某个人所刻，不存在造假问题，肯定是《永乐大典》中的九江发现一册《永乐大典》！100多万人争相观看，专家表示……一部分，这种木刻本如果造假的话，成本特别大。此书的笔锋也符合明代的特征。”熊学明说。
“早在民国时期，四川就有人尝试刻《永乐大典》。要刻这样一部大典，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情况，有人准备刻，后来放弃，或者刻了其中一部分，后续没有跟上来，结果中断了。再比如九江藏书家李盛铎，1926年就刻了《永乐大典》其中的一部分。”熊学明告诉记者。
“这册木刻本《永乐大典》的出现，至少有四个方面值得我们去关注：第一是综合史料记载《永乐大典》只有抄录的正本和两套副本，并无刻本问世，此书的发现，无疑是填补了一项空白，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第二是此书是由何机构或某个人在何时所刻？其初衷是“传承之需”还是“金钱之要”？第三是此书装帧特殊，是否反映当时社会某种价值取向；第四是继1975年原星子县发现《宋版古籍》后，今年又在瑞昌发现木刻《永乐大典》，是偶然？还是见证九江文化底蕴的必然？凡此种种，都值得我们去探讨和研究。”熊学明说。
针对文史上记载，《永乐大典》共有“一万一千零玖拾伍册”，而这册《永乐大典》封面上有“一万一千一百三十六册”字样问题，数字与史载不符。“这册《永乐大典》，可以肯定不是皇宫里所出的正版《永乐大典》，数字上对得上号与对不上号没有实际意义。正本是抄本，这册《永乐大典》属于木刻本，估计是民间所刻，与造假没有关系，但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熊学明最后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