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12岁的哀愁，仿佛就像一场夏日的大雨，雨过天晴、转瞬即逝。
1997年夏日的午后，空气中躁动得像一个蒸笼。知了亢奋得叫个不停，太阳光直穿过道场边，至少得三四人才能合抱的大槐树繁茂的枝叶，依旧明晃晃地砸在地上，人、狗、鸟们都躲在阴暗处默不作声。
小四、跃哥、阿勇、我，刚好晃荡到道场口，准备穿过村子去西头找找“幺鸡”的晦气，这个小瘪三儿，仗着自己的堂兄弟多，最近一直在挑战着跃哥作为罗河老大的权威，是得给点儿颜色瞧瞧。
跃哥嘬了一口烟，提了下裤衩的下摆，准备跃上槐树底的一米来高的石碾。“哎呀，” 刚沾上边儿的跃哥烫得连忙跳了下来，“卧槽……”还没等小四和我反应过来，新跃已经踩上刚丢下的西瓜皮，摔坐地上。
“哈哈哈哈哈，”一阵哄笑，刺破了那个夏日午后的宁静。
跃哥一度是我们公认的帮主。
他是村里唯一一个惹得七里外的中学混子们骑着自行车打到我们小学的存在。小学后面的河堤山下即是主战场，即使多年以后，依然有小弟前来瞻仰遗迹，指点河山。尽管那次战事进行得很匆忙，跃哥的表现也不算完美，但事实上我们也扳回了一城：小四戳破了那群混子们的所有的车胎。
这个世界没变，是我们变了：看脸的世界，想想温兆伦，大抵可以想见跃哥的风采。帅气、幽默，还会玩儿：一群傻小子还在河里扑腾狗刨的时候，他就已经会自由泳；还没弄清楚谁是苏有朋、谁是陈志朋，跃哥家里整整两面墙，贴满了小虎队、草蜢，还有杨钰莹、叶倩文等一些让人面红眼热的挂历美人；更让我眼馋的是，大冬天早上，跃哥总是能端上一碗香气扑鼻的油盐饭，再撒点儿葱花。小四私下跟我说，妈的，这个碗我可以吃四碗。
英雄代有才人出，七八年之后，谁也没有想到，跃哥，早是老婆孩子热炕头，辛苦养家。而永远跟在屁股后头老老实实的阿勇，开始制霸二中，串联一中、三中，横行四乡八里，连一众老流氓都抬桩给面儿。
1997年的夏天，似乎跟刚刚过去的香港回归关系不大，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了紫荆花，每天上课前吼一嗓子：“预备，起‘小河弯弯，向东流，流到香江’……”，放学后磨磨蹭蹭，为了能和班花多呆一会儿，宁愿留下来做黑板报，20年后，我连班花的长相也忘得一干二净，只记得那清瘦骨感的后脚踝，在夏日里发光。
后来有相当长的时间，我陷入一种失忆的境地。香港回归的激动，存在于印象里铺天盖地的电视宣传，一遍遍的重播维多利亚港的夜景，和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
然后其它呢？那个时候的我，在做什么？想什么？我的理想是什么？一无所知。这种失忆的感觉，与那个夏天里灼热的太阳、喧嚣的蝉鸣，似乎是来自两个维度。
1997年，那一年我12岁。12岁的记忆里，关于香港，所有的印象全是来自武侠电影。《雪山飞狐》、《凤舞九天》、《圆月弯刀》、《莲花争霸》、《六指琴魔》……后来才知道，这里面也有些鱼目混珠，可能是台湾的、可能是新加坡的。
那时候还家里没有电视，露天电影固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90年代的乡里，如附近村里有人娶亲、有乡党考上大学，最让小孩子兴奋的活动莫过于此。晚饭刚过甫待入夜，小伙伴们便呼朋引伴，三三两两扛着小板凳向目标地进发了。穿过稻田中间的大路时，田鸡已经亟不可待地呱呱叫了起来，远处的河堤，如一条巨龙静卧在黑夜里。星空如幕，我们就这么走在夜的深处。
就这么深一脚浅一脚，及目的地还有一里左右，便大概有分晓了，不用问路，往着那人声最为鼎沸的去处走便错不了。放电影的地方一般是稻场上，幕布早已挂起来，放映的师傅或许还在东家好酒好饭招待着，卖瓜子的师傅开始应付起调皮的孩子。虽说五毛钱一纸杯，也不便宜，如果平时父母有个三瓜两枣的赏赐，此时便会活络许多，倒是那那么几个孩子要钱，却也不舍得离开，就眼巴巴地看着让人哭笑不得，都是乡里乡亲的，最后少不得有那么一两个激灵的孩子抓了一把就溜，也无从责怪起。场地中央好的位置早已被提前进场的“原住民”占据，那些路子野的孩子，或许是同学、或许是亲戚，这时可以面带得瑟地去摆摆交情，然后讨个好位子坐坐。
等放映师傅酒足饭饱，剔着牙走进稻场，一边承受着乡亲等待已久的责骂，一边讪笑着开始调光。放映机旁边调皮的孩子会伸出爪子，在白晃晃的布上做出各种手势。机子调试好了，人群也该安定了下来，热闹，且留给荧幕上吧。
大概那一年，电影《甲方乙方》上映，可惜，我是在十年之后才看到这部电影。这部冯小刚的喜剧开山之作，确立了冯氏喜剧的风格。在这个片子的最后，葛优说，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那就是，每个人努力实现、苦甜交加，交织着荒诞但又迷人的梦想。
梦想，困扰了1997年的小四。
14岁的他遇到了人生中第一个严肃的问题：他经常做梦。梦里有时是和小伙伴们一起，他们穿过田野走过荒地，沿着河堤一路绕行，河堤上开满野花，空无一人。有时是他一个人在土埂上跳跃，在土埂间，他寻找到不知哪个年代的牙齿和手骨，梦里的他竟丝毫没有恐惧。土埂最后被一道水流冲走，他在其间看到一条漂亮的蛇，看起来是那么的温顺无害。它的颈项细长，上面有一圈圈暗红凸起的纹路，小四触摸着它身上的纹路，像一只蚯蚓，一突一地突搏动，它紧紧地吸附在手上，他几乎无法将自己的视线从它身上挪开，在他的触摸下，它忽地变得丰硕而挺拔起来，一下、一下，就像攀过一个坡又一个坡，最后脑海里一阵眩晕，他醒了，下面一片潮湿。
他害怕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却又隐隐地有些惊喜、忐忑、惶恐不安。熊姨清楚记得那一天，因为破天荒地发现自己的儿子，第一次自己洗了衣裤。
现在回想起来，
1997年的我还没出过县城。那年时尚大亨范思哲遇刺，凶手被认为是美国连环杀手Andrew Cunanan。两人一度被认为仇杀因感情问题而起：范思哲是同性恋者，而Andrew Cunanan也经常出入酒吧，提供服务。虽然最后FBI的调查结果显示，二人并无交集，可以理解为“激情犯罪”。一切就这么发生了，没有来由，不知归处。
因推出了《大海》而名声大噪的张雨生，在11月12日的一个雨夜病逝，这其实是一首通俗音乐，他自己真正看好的，却是《张雨生创作专辑》，这是一张具有实验性质的传记，抒发了张雨生对于现实世界环境的理解，对于脱离俗世理想世界的渴望。果不其然，口碑斐然，人民却不买账。民谣大师约翰丹佛也在这一年去世，代表作《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影响了两代人，90年代的都市人，一面在怀念西部的崇山峻岭和大片大片金黄色的麦田，一面又在全球化、城市化的憧憬中，野心勃勃，又无可逃避地走向下一个世纪，时尚解构、民谣衰落，这就是后政治时代下，失序的世纪末。
哦，对了，想起来了。关于我的1997，一定有她。那个让无所事事、到处疯浪的小子心痛的女孩。这便是翁美玲。面对重情信诺的郭靖，她只得说：“靖哥哥，我懂啦，她和你是一路人。你们俩是大漠上的一对白雕，我只是江南柳枝底下的一只燕儿罢啦。”她的玲珑剔透、娇俏可人、冰雪聪明，当然还有不露机锋的狡黠，黄蓉与郭靖同历生死，但她不当面提华筝之事，只在梦中吐露心声说自己是要嫁给靖哥哥的。那时的黄蓉，表面嘻嘻哈哈，内心却痛苦，她当然是有心机的，但是似乎对于她这个年纪，又都是可以原谅的：美即正义，柔弱即正义。12岁的男孩子心里，第一次愁肠百结、第一次春心暗度，懵懂朦胧，那么淡而哀婉。
但是12岁的哀愁，仿佛就像一场夏日的大雨，雨过天晴、转瞬即逝。
那一天后来，我们到底把幺鸡怎么了？我已经记不起了。小四、阿勇、我和跃哥，就这样走过1997年夏日的道场，所有的回忆都像蒙上了一层滤镜，而那一天的太阳，依旧明晃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