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新华社记者 刘杰/图）
2020年7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总统纪念图书馆发表演说称，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推行的对华接触政策未能“促成变革”，不能无视美中之间“根本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差异”，对华须采取“先不信任、再核实”的态度。
这一演说迅即被国际舆论解读为特朗普政府对华展开“新冷战”的宣言。《华盛顿邮报》刊文指出，蓬佩奥对中国的激烈指责表明了白宫对两国关系的新态度，新冠肺炎疫情使两国经贸谈判中断，白宫中的强硬派从中看到了机会。
美方对华展开的是有预谋的“叙事之战”，其对中国的攻击正在升级。除了蓬佩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奥布莱恩、司法部长威廉·巴尔等特朗普政府高官也在近期就中国问题发表演说，抛出“中国对美国生活方式构成威胁”“中国正在进行一场经济闪电战”等论调，“共产主义中国”这类颇带冷战色彩的语汇在这些演讲中频频出现。
特朗普政府还力图将中国塑造为所谓美国的“全社会威胁”。2020年7月初，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保守派智库哈德孙研究所会议上指责，中国政府的“间谍活动和窃取美国技术的行为”对美国构成“最大的长期性威胁”，联邦调查局每10个小时就要审理一起与中国有关的案件。
在通过“叙事之战”不断渲染“中国威胁”的同时，近期特朗普政府还采取一系列对抗性、极端性举措，包括将更多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强行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在南海地区实施旨在对华“秀肌肉”的双航母演习。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泰德·约霍（Ted Yoho）甚至公开表示，未来三到六个月中美可能会爆发武装冲突。
无疑，在2020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日益临近的背景之下，特朗普政府正发起新一轮反华行动。美国《商业内幕》杂志刊文认为，白宫的对华战略已从模棱两可转向公开对抗，这一转变使美中关系越发艰难。
构建排斥中国的经贸阵营
冷战是指20世纪以美国和苏联为中心的两大阵营之间的长期对抗，而这是以经贸上的相互隔绝为基础的。
在新美国安全中心主席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等人看来，中国与苏联不同，它的经济规模以及与国际经济之间的相互融合，令美国面对前所未见的强大对手。
为了推进对华“新冷战”，美国鹰派力图构建排斥中国的经贸阵营，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与中国之间的深度剥离。在新冠疫情冲击全球经济的背景下，美方欲将对华经济“脱钩”进一步国际化、多边化。
2017年1月上台执政的特朗普政府宣扬“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不仅对华展开“贸易战”，还在投资、金融等领域加大对华施压。以白宫高级顾问彼得·纳瓦罗为代表的鹰派势力将两国经贸关系视为零和博弈，甚至鼓吹与中国“脱钩”。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脱钩”派势力的声音更为突出。他们声称，美国在制药等产业上过于依赖中国，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特朗普政府高官和部分国会议员抓住疫情带来的“机遇”，鼓动美国等西方国家企业进一步疏远与中国的关系。
2020年5月，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宣布成立由多名共和党议员构成的“中国工作组”，推动针对如何应对中国威胁的政策辩论，美国供应链对中国过度依赖的风险问题是其中的重要议题之一。
特朗普政府还计划以投资补贴、税收优惠和提高在华企业课税等手段，促进关键供应链回迁美国。相关措施包括成立初始规模为250亿美元的“回流基金”，为将制造业产能迁回国内的美企提供直接补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欧洲、日本等也提出要减少对华经济依赖，美方欲对此加以利用，推动各方协同对华“脱钩”。特朗普政府力图构建所谓“经济繁荣网络”，进一步打造排斥中国的国际经贸阵营。美方以“自由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为旗号，拉拢英国、澳大利亚、印度、韩国、以色列等加入“经济繁荣网络”。
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基斯·克拉奇（Keith Krach）称，该机制涵盖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在数字经济、能源、基础设施、贸易、金融、教育等领域实行自由民主国家主导的规则、标准和价值观。
显然，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经济繁荣网络”加快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尽可能地减少相关国家对中国的依赖，如果一些在华外资企业难以回流美国，它们可以向该网络的其他成员转移。
织密对华技术封堵网络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其彭博社专栏文章中指出，对美国而言，“新冷战”或许是值得的，因为它可以使美摆脱长期以来的自满情绪，避免中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其他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技术领域超越美国。
限制甚至是截断中国对先进技术的获取，维护美国的“技术领导地位”，是特朗普政府对华打压的重中之重。新冠肺炎疫情彰显了高科技对于各国经济和安全的重要作用。后疫情时期，各国势必将在数字化发展等方面给予更大投入，国家间竞争会更加依赖先进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
2020年7月22日，新美国安全中心技术和国家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马丁·拉塞尔（Martijn Rasser）在美国国会作证时强调，美国的经济安全植根于美国的科技领先地位，中国的迅速崛起让美国的这一地位岌岌可危。
特朗普政府正不断深化针对中国的“技术冷战”，将对华技术封堵的篱笆筑得越来越高。2020年4月，美国商务部发布新规：取消民用终端用户（CIV）许可证，要求美国企业向中国等国出售集成电路、电信设备和高端电脑等民用产品时必须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废除针对合作伙伴国的许可证豁免规定，规定他国企业在向中国出口相关美国产品时须得到美国政府许可。
此外，美国商务部还将哈尔滨工业大学、奇虎360、网易考拉等中国公司和机构列入“实体清单”，称其所使用的美国商品和技术存在被用于军事项目的重大风险。
在美国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等人的推动下，五角大楼在2020年6月制定所谓“中国涉军企业名单”，包括华为、海康威视、中航工业、中国铁建、中国中车、浪潮集团等多家中国企业。不排除此举是为对这些企业采取制裁举措预做准备。
共和党议员马克·卢比奥(Marc Rubio)还声称，这份名单“只是一个开始”。这些做法表明，特朗普政府在推进对华技术“脱钩”方面滥用“国家安全”理由，日益将矛头对准研发先进商业技术、参与“军民融合”战略的中国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为深化“技术冷战”，美国还在加快构建“新型公私伙伴关系”，更加注重推动美国企业和研究机构等社会力量参与这一进程，推动对华施压的“全政府”和“全社会”模式的深度对接。
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萨缪尔·布莱南（Samuel J. Brannen）等人提出，美国政府在对华技术施压方面应建立与私营部门的协调机制，加大对美国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中相关人员的审查和培训力度，完善保护敏感技术的安全规程。
从国际层面看，特朗普政府通过“敏感技术多边行动”等机制拼凑防范中国获取先进技术的“技术联合阵营”，进一步限制中国从德国、以色列、挪威等其他国家获取先进技术，阻挠中国同这些国家之间的科技人文交流，为弃用中国技术产品的国家提供“替代选择”，进一步织密西方对华技术封堵网络。
来自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丹尼尔·克莱曼（Daniel Kliman）等学者还发布研究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应从情报分享、新兴技术合作研发、关键零部件供应链管理、科技类投资并购审查等方面着力，加快打造“同盟创新基础”，推动盟友和伙伴国协同对华展开“技术冷战”。
他们提出的具体举措包括：可由美国国防部“保护关键技术专门小组”定期更新技术名单，由美国国务院建设“中国高风险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数据库，并与盟国和伙伴国分享，通过签证限制等措施共同应对相关风险；美国可进一步支持盟国和伙伴国针对中国的“技术保护能力建设”，如为以色列、挪威等国情报和执法机构提供装备和培训，由美国国务院组织美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相关负责人到这些国家进行巡讲，提升后者应对中方人员“学术窃密”的意识。
对华发动意识形态攻势
“对于美国来说，一个理想的敌人就是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敌对，在种族和文化上与美国相异，在军事上有足够能力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实实在在的威胁”。按照美国已故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理论，很显然，美国鹰派正在设法将中国塑造为“理想的敌人”。
在探讨如何推进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时，美国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明确提出，“如果美国人想要为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长期对抗做好准备，他们需要一场围绕这些国家带来的危险问题的公共教育运动，而在这一运动中有关意识形态危险的讨论应当占据突出地位。”
近年来，特朗普政府以及美国对华鹰派势力竭力宣扬中国带来的意识形态威胁。前白宫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称，中国采取“儒家威权重商主义”模式，美中之间存在文明冲突。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美国国务院下设的“全球接触中心”与情报部门联手，制造和散播对中国不利的信息。
与此同时，意识形态色彩本就浓厚的美国国会也出现新一轮“反华”浪潮。约什·霍利（Josh Hawley）等共和党议员成为急先锋并公开声称，“共产党中国”已成为美国“敌人”、中国对美构成“关乎生存的威胁”、美中之间的“新冷战”已爆发等。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民主党议员也在向反华鹰派靠拢，如中间派民主党议员组成的“蓝狗联盟”提出要与共和党合作，推动就疫情追责、中国对美威胁等问题进行跨党派调查。马克·卢比奥等人还纠集英国、日本等国政客，组建“跨国议会对华政策联盟”，试图挑动各国议会和政党力量联手对华施压。
“新冷战”政策受质疑
特朗普政府发起的新一轮对华全面攻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总统选战的推动。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与往年的大选相比，“中国议题”在今年共和、民主两党的选战中占据十分突出的位置。
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吉姆·雷纳齐（Jim Renacci）甚至在推特上直白地写道：“今年大选的关键问题将是，谁可以对中国更强硬和追责中国。”
随着国内疫情恶化，经济复苏进程受阻，特朗普竞选团队打“经济牌”几无可能。特朗普的支持率明显下滑，尤其是在佛罗里达州等关键摇摆州的选情堪忧。这种情况下，白宫试图进一步操弄“中国议题”，攻击中国被认为是重建特朗普选民基础的重要途径。
在美国大选选情日趋复杂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或会具有越发突出的极端性和冒险性。尤其是，一些美国鹰派势力正竭力将中国塑造成“邪恶的对手”，力图将两国关系固化在对抗和冲突的轨道之上，令美国下一届政府也难以修复中美关系。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白明（Jude Blanchette）不无忧心地表示，美中关系已进入敌意上升、零和思维兴起、冲突多点爆发的“新常态”。
新美国安全中心主席理查德·方丹还表示，美中对抗并不是冷战再现，而是一种新型竞争，美国应当避免过多谈论所谓“新冷战”。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称，美中双方有着真正的共同利益，应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重视在有共同利益上的合作。
世界上其他国家也不愿被绑在美国鹰派对华“新冷战”的战车之上。正如新加坡外交部前常任秘书比拉哈里·考斯甘（Bilahari Kausikan）所言，由于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等因素，任何国家都不会让自己简单受限于针对中国或美国的排他性同盟，美中战略竞争不太可能像美苏冷战，未来或出现一个非对称性、动态的复杂多极世界，而不是两极世界。
（作者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赵明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