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候，我们写过一篇文章：《日本打黑工15年供女儿上名校，如今举家移民美国！一个上海男人的奋斗史》（错过阅读的朋友可以点击标题浏览文章），讲述了通过出国打工“逆天改命”的65岁老人丁尚彪的海外故事，有网友表示，对丁尚彪的奋斗史充满感动和敬佩。
从世俗的角度来说，丁尚彪是成功的，他的付出得到了回报。移民美国，在纽约工作、学习、写作、交友、假期跟同在美国的家人一起出去旅游……经济上没有压力，精神上也比较自由，丁尚彪的美国生活可谓惬意又充实。
“高收入、低要求”，勤劳又能吃苦的中国人外出劳务的例子并不在少数，和丁尚彪一样来自中国农村，想通过出国打工改善生活改变命运的人有很多，今年55岁的老杨就是其中之一。
出国打工16年，新加坡9年，去过以色列、阿联酋
老杨来自江苏北部的连云港，在新加坡打工9年，建筑工人，在腾讯新闻出品的王牌纪实栏目《中国人的一天》中，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了这位漂泊在海外的“异乡人”生活。
在新加坡华人聚集地——芽笼（Geylang）一个叫“豪华旅店”的出租屋，经过改造的、不足5平米的小单间就是老杨的落脚点。他隔壁住了一个孟加拉人，房间狭窄，放完一张床后，连走动都变得不利索，与它的“豪华”店名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
老杨说：“这里以前是个小酒店，因为没电梯生意不好，便改造成劳工宿舍。”
房租是250新币（折合人民币大约1300元）一个月，如果用空调那每个月要再加100，不过老杨不用空调，他用电风扇。
他和隔壁孟加拉人的电是连在一起的，两个人同时用空调的话很容易跳闸，跟房东反馈过好多次这个问题也不管，老杨干脆就不开空调改用电风扇了。
在闷热狭小的房间，老杨说：“习惯以后也就不觉得热了。”
这是老杨在新加坡的第9个年头，2010年，他到新加坡开始做建筑工人，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出国打工，早在2003年的时候，他就跟随出国劳务的大军去了以色列和阿联酋，见证了巴以冲突、在阿联酋的迪拜遭遇过抢劫，后来辗转来到新加坡，环境虽然安宁了很多，但打工生活却还是一如既往的艰辛。
每个月挣2万多，给家里寄1万5
新加坡的工人分为公司工和散工，主要区别是年龄，公司不愿意招上了年纪体力跟不上的劳务工，这些人只能转做散工。前者能享受到公司提供的吃住，而且还有底薪，但散工只能自己找活干，工资没有保障。
老杨刚来新加坡那会儿也是公司工，那时候他才四十多岁，公司包吃住，不过吃的并不是很好，老杨说，公司订的盒饭总是吃不饱，工地又不给做饭，他就在周末偷偷煮面吃，得加蛋，一次性加12个鸡蛋，吃个够！
住宿是集体宿舍，各个国家的工人住在一起，他们大多来自印度、缅甸、中国、孟加拉国等，十几个人一个房间。虽然吃住条件都算不得好，但每个月能省下不少钱。
后面因为年龄增长的原因，加上过了50岁不好办续签，只能花钱“买通”雇主，把签证办下来。老杨不仅变成了散工，还得自己负责衣食住行。新加坡物价高，老杨除了要给小单间付250新币的租金，还要吃饭，200新币，交通费100新币，再加上1000新币的准证费（指的是“雇主每雇佣10个新加坡本地人才可以雇佣一个SP准证的外籍”，是相对高级一些的签证），一个月林林总总加起来就要花掉八千块人民币，而且这八千块钱是就算你不出去工作也要花的。
老杨每个月能挣4000多新币（人民币2万5左右），每个月给家里寄1万5。
他说：“有的孟加拉人一个月才拿700多新币，3500块钱，中国人在这里拿3000谁会在这里干？拿6000也没人会干的。”
虽然挣得比孟加拉人多，但是在新加坡，像老杨这样的外出打工者地位依然是很低的，因为被一些素质低的外劳者拉低了新加坡人对他们的好感。老杨说：“（新加坡人）看不起外劳，去人家里干活，厕所都不让你去，换衣服也要去女佣的卫生间换，别的地方不让你去换。”
老杨还说：“现在这里的华人也少了，哪个公司都不想雇华人，但有些工作必须指望华人来干，印度人干不了。”因为中国人心细、能吃苦，不会偷懒。
儿子首付要一百多万，趁身体扛得住想再挣些钱
老杨是典型的中国式家长，辛辛苦苦大半辈子，只为给儿女提供更好的生活，他把这些年外出打工挣的钱全部用来补贴家里，很早就给大儿子买了房子，大儿子现在已经结婚生子，了却了一桩心事。不过，二儿子才毕业两年，在南京工作，还没有买房，老杨就想着先不回国，再挣些钱给二儿子凑个首付。
老杨苦笑：“那里（南京）平均的房价都到了3万多，首付都要一百万，我不干能怎么办？”言语之间透露着无奈。他四十来岁的时候以为自己到五十岁就能退休，没想到现在55岁了，还一个人在国外漂着，老杨心里装着道不尽的酸楚。
为了早点帮二儿子攒到首付钱，老杨对自己的生活支出非常苛刻。很多家具都是从组屋（新加坡政府提供的一种公共住房）捡回来的，衣服是以前公司发的工服，早饭晚饭自己做，午饭花2新币打包一份盒饭带到工作地吃。
交通费他也觉得贵，索性就从组屋捡了一辆别人扔掉的自行车，修修补补以后直接骑着去上班了。
为了节省机票钱，老杨和大部分出来打工的中国老乡一样，平均每两年回一次国，和家人过年对于他们来说有些奢侈。每逢在国外过年，老杨都会请同乡的晚辈一起吃年夜饭。
异乡人的辛酸苦辣
即便如此节省，却还是有不被理解的时候，比如老杨跟妻子提出想要回家过年，看看老人和孩子却被拒绝了。妻子认为老杨五个月前刚回国，家里又欠了债需要用钱，就想让他趁身体还扛得住在新加坡多挣点钱。
因为长期的分居，加上新加坡有合法的红灯区，妻子不免起疑心，夫妻两的关系并不好，经常吵架。
不过，对于在国外搭伙过日子这件事，虽然见怪不怪，也曾有中国女人问他要号码，主动暗示他，但老杨一直没有这么做。他算了一笔账，如果跟人搭伙，他不仅要负担两个人的房租，还要给对方的衣食住行花钱，这样他就没办法每个月给家里定期寄一万五了。
老杨有些羡慕他的一个老乡，这位老乡90年代来新加坡打工，后来成功移民了，开了一家餐馆，老杨说：“赚了大钱了。”
老杨有些后悔没早一点来新加坡，“我来晚了，听说前些年想拿PR还是很容易的，现在我即使拿S Pass都没办法申请PR。”
像老杨这样的出国劳务者还有很多，他们不仅限于在新加坡，世界各国都有他们的影子。为了改变家庭命运，他们在异国摸爬滚打，忍受孤独和艰辛，用国外流离失所的生活换来国内家庭的安宁祥和，没有人问他们值不值，即使问了，或许连他们自己也答不上来。
异乡人的身份还要延续多久呢？没有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