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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抗疫先驱的情人节“狗粮”

最近收到几位年轻医生朋友私信,有的说自己明明很努力,还是被人嫌情商低,找不到女朋友;有的说女友抱怨自己总加班不陪她,隔三差五闹分手……


做医生真的没人爱吗?——当然不是的。


健哥最近就被一位医生狠狠地喂了一把“狗粮”。在这个“空气中都是情侣味道”的日子,不妨分给大家也尝一尝。


故事主角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鼠疫斗士”伍连德,和他的结发妻子黄淑琼。没想到吧,伍连德这位抗疫先驱,也会“撒狗粮”。

近两年,由于新冠疫情的爆发,一百年前在中国东北领导鼠疫防控的伍连德(1879~1960),再次走入大众视野(他上一次被人们想起,还是在十多年前的“非典”之后)。


1910年末,东北鼠疫大流行,伍连德临危受命,出任清政府的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在4个月内彻底消灭疫情。此后20多年里,他又多次成功主持了东北、上海等地的鼠疫和霍乱疫情防控。

(网络图片:伍连德发明的“伍氏口罩”)

被世人称为“鼠疫斗士”的伍连德,不仅是中国现代卫生防疫、检疫事业创始人,还是中华医学会首任会长,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北京协和医院的主要筹办者,以及 20多所医院和医学院(包括哈尔滨医科大学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创建者。1935年,伍连德成为华人世界首位诺奖候选人,距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仅一步之遥。

套用一句俗语,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了不起的女人。伍连德能在事业上取得如此丰硕的成就,也少不了一个女人的默默支持。这个女人就是他的结发妻子黄淑琼。


(图片来自伍连德自传)

伍连德在晚年的自传中深情地写道,“露芙(应为黄淑琼英文名的音译)终其一生都是我最忠诚的伴侣,尽管一直体弱多病,但她竭力照管家庭,是一位可敬的贤妻良母,又是我在北京官场生涯中的贤内助。”


1912~1930年间,为预防和调查传染病,伍连德不得不常驻北方,建立和装备一系列医院和研究机构。虽然安家北京,但他的主要工作在东北,为了和北京政界、外交公使团和海关当局建立联系,“我那才华横溢的妻子做了大量的社交工作,建立了许多必要的关系”。


黄淑琼是谁?


1894年中日黄海海战中,致远舰不幸被击沉,包括管带邓世昌在内,全舰246名官兵为国捐躯。其中,还有一位副管带(邓世昌的大副),名叫黄乃模。


黄乃模是福建闽清县人,在黄家排行老三。黄家世代务农,耕读传家。黄乃模从北洋水师学堂投身军旅之前,他的大哥黄乃裳正致力于走上传统“科甲正途”。


1894年,黄乃裳考中举人。然而时局风云突变,就在同一年,甲午战争爆发,三弟壮烈殉国。国仇家恨触动之下,黄乃裳决定弃八股,从新学。此后,他参加“公车上书”,创办报纸(福建近代第一张报纸《福报》)宣传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黄乃裳举家迁到南洋,带领福建移民在诗巫(位于今马来西亚砂拉越州诗巫省)垦荒,主持创建了著名的“新福州”垦场。百余年后,诗巫已从当年的蛮荒之地,发展为砂拉越的第三大城市,黄乃裳仍被当地华侨尊为“港主”。


1906年,黄乃裳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此后不仅参与革命,还在故乡福建创办教育和实业。1920年12月,孙中山在广州重组军政府时,年逾七旬的黄乃裳应邀出任了元帅府高等顾问。


1924年,黄乃裳在福建老家病逝,当时福州南台万侯街特意改名为“乃裳路”,以资纪念。而在30多年后,马来西亚诗巫市也将新建的一条大街命名为“黄乃裳路”。


(福州地图上的乃裳路)


黄淑琼就出身于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家族。她便是黄乃裳的二女儿,黄乃模的侄女。


黄淑琼生于1884年。在她的成长过程中,由于父亲黄乃裳从旧学转向新学,她所受的教育也是新旧兼备,中西合璧。在她成年时,父亲已经是举人出身的维新派社会活动家,结交了“戊戌六君子”,向李鸿章、翁同龢讲过新学,后来还成为在南洋垦荒创业的实业家。而她的三叔,也是为国捐躯的高级将官,被清政府追封为三品参将,赠武威将军。


有如此家庭和教育背景的女孩,追求者必然不在少数。伍连德在自传里写道,黄淑琼“百里挑一的娴雅美丽,在富家未婚男子中已广为认知。不少人前来求婚,或拜托媒人,或亲自登门拜访……”


1903年,伍连德和黄淑琼互定终身时,不过是一名刚刚结束学业的医学生。他又是如何博得佳人芳心的?


新加坡相遇


伍连德和黄淑琼相识,也是在1903年。


伍连德祖籍广东,1879年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在家中排行老四。他的父亲是在马来西亚开金店的华侨商人。


这个金匠的儿子,在青年时代是一名“学霸”。


1896年,伍连德获得英国女王奖学金,赴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学习。从1986至1903年的7年间,他一共从剑桥获得了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医学学士、外科学士等4个学位。而且他还在自传中透露:“幸运的是,我任何考试从未失败过。”


事实上,在1903年8月,伍连德已经通过了医学博士论文答辩,只是按照当时剑桥的规矩,取得医学学士学位后至少要过3年才能拿博士学位,由于他在前一年刚刚成为学士,要获得更高学位必须等到1905年。


伍连德等不了这么久,很快就启程回国了。因为冥冥之中,在东方还有一个人在等他。


1903年9月底,伍连德乘坐的轮船抵达新加坡。登船相迎的是后来的厦门大学校长、“海峡华人三杰”之一的林文庆博士。伍连德还在英国时,就和林文庆通过信,他此行到新加坡,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请教文庆博士,自己将来该继续做医学研究,还是开一家私人诊所。


伍连德到新加坡后,就在林文庆家暂住。无巧不成书,林文庆当时还有一个身份,便是黄淑琼的姐姐黄端琼(伍连德自传中为“黄瑞琼”)的爱人。而此时,黄淑琼也正住在姐夫家中。


伍连德在自传里专门用了一章讲述婚姻家庭生活,5个小节中有4个都是关于结发妻子黄淑琼的,其中却并没有提到和妻子初次相遇的场景,更没有交代爱情如何萌生,是谁先表达好感等等细节。只是对黄淑琼当时选择夫婿的状况一言带过:在他到来之前,黄小姐和姐姐文庆夫人,对于登门求亲的众多追求者,都还没有作出任何承诺,她们“也根本不想寻求豪门望族或大财主”。


“并非一见钟情”


虽然伍连德自己声明,与露芙并非一见钟情,但他们最早于当年9月底相识,最迟不超过年底就订婚——这不算一见钟情,这应该是闪婚。


事实上,除了其他不足道哉的庸凡之辈,伍连德面前还有两个强劲的对手。


其一是新加坡著名律师宋旺相,三天两头就到林家来献殷勤。他是一家业务兴旺的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后来也名列“海峡华人三杰”之一。另一位则是当地著名大地主陈武烈,拥有多座大宅和雄厚的房地产,多次邀请黄淑琼到自己的豪宅参观。用伍连德的话说,陈君“足以永远保证黄小姐生活舒适和世上的一切需要”。


黄小姐最终还是选择了伍连德。在伍连德看来,“自己除了取得更高的学历外别无长处,而且前途未卜”。当然这只是他作为胜利者的谦虚姿态。因为识趣地退出竞争的宋旺相律师,后来与伍连德成为了至交好友,他二人与林文庆一起在新加坡主编《海峡华人杂志》(“海峡华人三杰”的另一杰,不用说大家也知道是谁了)。


(图片来自伍连德自传。从左至右分别为:宋旺相、伍连德、林文庆)

在健哥看来,刚刚毕业还没找到工作的伍连德,能赢得大名鼎鼎的黄家二小姐的青睐,除了剑桥“学霸”的青年才俊气质,大概还有以下几方面因素。


其一,伍连德虽然以医学为主业,却是文理兼修,懂得尊重女性,没有患上“直男癌”。在自传中,他对发妻的怜惜之情,溢于字里行间。为了维护妻子,甚至不惜“冒犯”老岳父。


“她在一个保守的学者家庭的深闺中长大,耳濡目染的是儒家传统的孝道、严格的家教与闺训,她坐着无靠背的凳子,伏在桌子上连续学习几个小时,还要随时照料严厉的父亲,为他端茶送水或找出她想要的书,形如婢女……”


对于清末仍然残留的女性缠足陋习(黄淑琼幼年时也未能幸免,后来放开时,脚已畸形,无法恢复本来形状),他也是深恶痛绝。他认为,“三寸金莲”一步三摇的姿态,“更确切地说是蹒跚移步”,“令旁观者不禁想起当代妇女,她们为了步态扭摆而穿上后跟最高的鞋。人们或许会问:公元7世纪中国‘三寸金莲’的造型设计师与西方原子时代的高跟鞋发明者,是否都是怀着同样的目的而作出根本违背天性的判决?”


把缠足和高跟鞋放到一起批判,伍连德的三观简直不要太正。


其二,伍连德的拍照技术非常优秀。


伍连德后人保存的影集中,有一本私家照,几乎都是伍连德给黄淑琼拍的,而且亲自装帧。二百多幅照片中,站姿、坐姿、正面、侧身,各式各样,一个民国时代的“拍妻狂魔”暴露无遗。


(图片来自网络)

如此热衷于给妻子拍照,而且还拍得如此之好,放到今天,那些看完“男朋友拍的照片”就想分手的姑娘,恐怕也要直呼“男神”。


其三,他们都与北洋水师血脉相连。


黄淑琼的三叔是北洋水师致远舰副管带,而伍连德有六个舅舅相继在清朝水师服役。其中,二舅林国祥,曾是邓世昌的同学,任广东水师广乙舰(后被李鸿章借调北洋)管带;三舅林国裕,也是邓世昌的下属,黄乃模的战友,同样在甲午海战中殉国。


战友都是过命的交情,战友的后辈结为连理,自然更是亲上加亲。


贤内助


订婚两年后,1905年7月,伍连德与黄淑琼在新加坡举行了婚礼。


(伍连德与黄淑琼婚礼照,来自网络)

夫妇二人在南洋度过两年新婚时光后,伍连德收到一份来自中国的邀聘——清政府直隶总督袁世凯请他回国,担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帮办(相当于副校长)。


此时,伍连德由于在槟城推动禁烟(鸦片),得罪了当地利益集团,正在遭受打压,而妻子身体纤弱,不太适应东南亚炎热的气候,也正希望回到国内,与亲朋好友团聚。两方考虑,伍连德接受了袁世凯的邀请,于1908年5月,携妻儿(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伍长庚刚满两岁)买船北上,从此开始了在国内30年的“医官”生涯。


1910年12月,在天津做了两年帮办的伍连德,再度面临重要抉择:东北爆发烈性传染病,朝廷需要一名专家前去调查病源、并扑灭疫情。另一位留美归来的博士,意识到此事的危险性,已经拒绝接受指派。富于冒险精神,对医学未知领域充满探索欲的伍连德,则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


得知丈夫要去东北防控瘟疫,黄淑琼无法掩饰自己的忧虑,但最终还是表示了支持,并让伍连德觉得,妻子对自己的学识和医术充满信心。事实上,就在这一年,黄淑琼刚刚生下他们的第二个儿子,而且已经怀上了第三胎。


没人知道,如果伍连德留下来照顾家庭,当年东北的鼠疫会发展成什么样。因此可以说,后来“鼠疫斗士”立下的功劳、获得的荣誉,有一半都应该归于黄淑琼这个贤内助。


1911年,伍连德率队前往西伯利亚一带调查鼠疫期间,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因感染细菌性痢疾,不幸夭折,死时只有半岁。


根据后来历史数据统计,20世纪前50年,由于医疗卫生不发达,中国婴儿死亡率高达200‰。但是,伍连德当时如果在家,或许能救幼子一命,可惜他不在。


经历丧子之痛的黄淑琼,仍然竭尽所能,相夫教子。


进入民国时期,因为防控鼠疫一举成名的伍连德,成为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都十分重视的人才,历任医疗卫生系统各种要职。他们的家也搬到北京。


但是,对伍连德这样一个医学家而言,做官可能并不比防控鼠疫和霍乱更简单。此时,正如前文引述,他那位大家闺秀出身,美丽高雅、才华横溢的结发妻子,开始为他“雪中送炭”。当伍连德常年在东北主持传染病防控时,黄淑琼就替他在北京打理“后院”, 宴请宾客、待人接物。


由于黄淑琼通晓英文,她在外国公使团(特别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中也颇受欢迎,时常受到夫人们的邀请。一位美国公使夫人,每次周末聚会时,还会特意请她过去帮忙招待客人。


伍连德在国内期间主持(或参与)创建了数十家医院、医学院、科学团体,众所周知,要搭建这些平台,少不了整合各种人、财、物的资源,协调各种关系。夫唱妇随,这些必然都少不了黄淑琼的支持。


对于妻子的种种付出和牺牲,伍连德心里是有数的。他在自传中写道:


“如果说我们这种出于相互爱慕的婚姻生活完美无缺,那并不正确。由于我经常不在家,露芙经常被留在孤寂的北京家中,但她以勇敢的精神面对各种困难……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无论去哪里,都会给她写信,介绍我在工作和考察过程中遇到的会让她感兴趣的事物。当我们还年轻时,我们经常一起享受旅游之乐……”


伍连德为什么要把这么贤惠的妻子一个人留在北京,而不是带在身边?可能主要还是黄淑琼的身体条件不允许。除了幼年在福州上学时就得过肺结核,后来她的颈部淋巴结也明显肿大,多次手术后仍会复发。每天在自家花园里晒太阳,成为她的日常疗养之法。伍连德自传里提到,北京每年有8个月的阳光照射,对黄淑琼来说是比较适宜的。


1937年,一直体弱多病的黄淑琼去世,享年53岁。同年,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八一三事变后,伍连德举家重返马来西亚。他一直在马来西亚定居,1960年病逝于槟榔屿。


(为尊重史实,我们有必要完整交代一下伍连德的婚姻状况。由于民国时允许另娶“平妻”,黄淑琼之外,伍连德还有一位夫人,名叫李淑贞。他们于1925年在东北结合。李淑贞一直跟随伍连德在外奔波,为其育有五个子女。黄淑琼和李淑贞从未见过面。)


参考资料:

伍连德. 《鼠疫斗士:伍连德自传》. 程光胜,马学博译.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20

王哲. 《国士无双伍连德》.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7

詹冠群. 《黄乃裳传》.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

《永远的鼠疫斗士——访问伍玉玲女士 寻踪伍连德博士》. 哈尔滨医科大学官网


作者方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