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正在进行一场数字化大迁徙，放眼全球，广受关注的比特币，一石掀起千层浪的天秤币构想等新变化都使得数字货币的未来成为社会关注焦点。本文聚焦于国家数字货币，探讨这一新生事物对未来金融体系与货币政策调控的巨大的潜在影响，并展望国家数字货币发行的可能路径。
数字货币按照发行方进行分类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私人部门发行的，如比特币，天秤币等，这种数字货币的形式已经得到大众的广泛关注。私人发行的数字货币通常具有去中心和匿名性的特征，与现有中心化的货币体系截然不同。Eichengreen(2019)从通过分析人类货币制度的变迁，深刻地指出货币制度的历史发展趋势是中心化而非去中心化。从金银等商品货币变迁至现代法定货币,就是一个从去中心化的货币体系过渡到中心化的货币体系的过程。当然,在现代也有去中心化的私人银行发行货币的制度，如施行于19世纪的美国与瑞士的自由银行(Free banking)制度。但是历史证明，这一自由银行体系并不能维持币值特别是金融体系的稳定，在两国建立了中央银行之后，自由银行制度就湮没于历史之中。
因此，笔者认为另外一种数字货币形式——由中央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可能是未来数字货币的发展方向。尤为重要的是，这一受到大众媒体忽视的数字货币会对未来的金融体系生态产生深远的影响，改变我们每个人的时常生活，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产生深刻的变化。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不同形式
数字货币按照技术类型可以分为两种主要的形式：一种是账户式(Account Based)的数字货币，另外一种则是代币型(Token Based)的数字货币。两种类型货币的分野在于支付过程中验证模式的不同。现实世界中，账户式货币的主要形式是银行账户中的存款。在支付过程中，银行需要验证银行账户持有人的真实性，如果银行错误地识别了账户的持有人，银行需要承担失误所造成的损失。而代币型货币的主要形式是现金与硬币，在支付过程中所需验证的是交易的现金是否真实，即现金交易中，只要交易方认为现金是非伪造的，就会接受交易。现代的数字货币如比特币，支付宝体系中的电子钱包就属于代币型的私人发行的电子货币。在比特币的支付过程中，支付方需要持有与特定比特币所联系的私钥，只要私钥是真实的，交易就可以发生，交易的有效性不依赖于支付方的具体身份。
那么，为何这种分类是重要的呢?因为在现代的金融体系中，账户型货币对应的是我们通常所说的M2，而存款存入商业银行体系后，银行将之贷出形成信用创造。而代币型货币对应的是我们通常所说的M0，它并不参与信用创造。因此，不同类型的数字货币发行对金融体系以及货币政策传导的作用截然不同。
基于其技术特点的不同，两种数字货币就具有不同的特点。首先在匿名性上，显而易见的，账户型数字货币不支持匿名性，反之代币型数字货币则有匿名性的特征。其次，在交易方式上，账户型数字货币不支持分散式的交易结构，它的交易形式通常是中心化的，即需要一个中心性的清算机构。而代币型的数字货币既可以通过去中心的分散交易结构进行交易，也可以通过一个中心性的清算机构进行交易。
此外，一个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分类特征是发行范围，即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使用范围。一般而言，主要有两种使用范围：一种是有限的使用范围，通常限于金融及其他商业机构的在银行间市场或交易所中的大额支付;另外一种是无限制的广泛使用。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与未来的金融货币体系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出现，对不同形式的货币形成替代，从而对金融体系产生重大的结构性影响。
首先，如果中央银行的数字货币局限于替代M0，即央行的数字货币仅仅具有货币的交易媒介的作用，那么它对现金与银行存款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替代性。这种替代性的出现，会极大改变现有的支付体系。首当其冲的是对现金支付的替代，这种替代不仅在支付效率上有所提升，而且现金交易的减少也有助于减少洗钱、逃税、恐怖融资等非法活动。此外，与私人发行的电子货币相比，国家发行的电子货币币值稳定，是一种可靠的支付手段。但是比特币等私人电子货币币值波动剧烈，Yermack(2013)指出币值剧烈波动的比特币在现实中并没有广泛地使用在支付当中，而主要是作为一种投机品。由此，币值稳定的中央银行电子货币的引入，将对现有的支付体系将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央行电子货币并不仅仅改变现有的支付体系，还会显著地动摇现有的金融生态。众所周知，在现代的金融体系中，商业银行位于金融体系的核心。银行吸收存款，将准备金存入中央银行，并通过贷款创造信用，而且商业银行通过管理企业与个人的存款账户，处理支付清算等县官业务。由于商业银行在支付与存款业务中所具有的压倒性优势，赋予了商业银行在资产管理、保险等业务竞争优势地位。但是，当数字货币出现之后，平台型科技公司，如阿里、腾讯、亚马逊、谷歌、脸书等国内外互联网巨头，将有很大的机会侵蚀甚至颠覆商业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核心作用。
而中央银行电子货币的出现，将使得越来越多的个人通过平台科技企业以电子货币进行支付，商业银行的支付业务以及立行之本-存款业务都将收到冲击。当支付向平台科技企业转移时，处理支付得到的可与信息也随之转移。增强的客户信息优势又使得科技平台公司能够向更多的金融服务领域渗透，侵蚀原有商业银行的业务基础。例如，余额宝已经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货币基金。信息优势使得它们可以进入消费者贷款及中小企业贷款领域，如芝麻信用对个人客户以及一些中小商户所开展的信用业务。未来可以预见的是，科技平台公司将继续利用这一信息优势向保险乃至资产管理等业务扩张。总而言之，数字货币的出现将使得金融体系逐渐从以商业银行为核心的模式转向以支付平台为中心的模式转变。
来源：Brunnermeier, James, and Jean-Pierre Landau, 2019
如果中央银行的数字货币发行并不局限于对M0替代，而采取更加激进的形式，即中央银行的数字货币采取账户制，并对个人和公司客户开放，那么中央银行的数字货币就形成了对M2，即银行存款的替代。由于中央银行更高的信誉度，必然导致在同等条件下，存款集中于央行，央行再在统一的货币市场向金融机构融出资金。这就是Koning (2014)提出的联邦币(Fedcoin)构想。在这种体系下，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商业银行将失去大部分的存款业务，而存款与支付业务将集中于中央银行。这一变化将极大地改变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首先随着存款业务的消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存款准备金制度与存款保险制度将会随之自然消亡。
更为重要的是，金融危机的发生是由对短期存款的挤兑而触发，当存款完全集中于中央银行，挤兑将彻底消失。这一提议实际上是大萧条之后曾被热烈讨论的芝加哥方案(Chicago plan)的现代数字货币版本。芝加哥方案曾经设想将存款业务集中于中央银行来解决银行挤兑问题，但是由于当时技术条件所限，中央银行无法管理这么庞大规模的账户，这一方案无疾而终。数字货币使得该方案获得了技术上的可行性，并使它重获关注。英国央行首席经济学家Haldane进一步指出，在这一体系下，由于现金和存款账户的消失，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大幅提高。在现有体系中，中央银行通过调整银行间市场利率间接调控商业银行负债成本，进而影响信用供给的数量与价格。但是在新体系中，中央银行直接控制了金融体系的负债成本，货币政策传导更为直接且有效。央行在新体系中甚至还可以实行负利率政策，解决现行货币政策框架下难以处理的流动性陷阱问题。
但是第二种模式也有很多的反对意见。这一模式有很强的计划经济色彩，甚至有经济学家戏称这种模式为“金融社会主义”。尤其是在这种体系下，中央银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配置全社会资金的权力，资金配置的有效性难以保障。而且存款业务的流失所造成的金融脱媒，会导致商业银行丧失稳定的负债来源，导致商业银行信用供给的急剧收缩，而我们并不清楚在新体系中何种机制将能弥补收缩的商业银行信用。
当然，以上分析的两种模式还都只是理论上探讨，未来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很有可能是在两种极端模式中取一个折中形式。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也可以发现，共同的趋势是国家数字货币的出现削弱了商业银行的竞争优势，增强了科技平台公司与中央银行在金融生态中的影响力。
在2019年8月10日，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穆长春介绍了央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实践。穆长春表示，现阶段的央行数字货币设计，注重M0替代，而不是M1、M2的替代。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现阶段我国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并没有采用较为激进的模式，但是数字货币作为一种新兴货币，其对现金以及储蓄账户的支付功能都有一定替代作用，而且与科技支付平台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与金融科技能力相结合，未来一定会对现有的金融体系产生深远的结构影响。
中央银行推出数字货币的屏障和可能路径
当然，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推出也并非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有一系列的现实问题需要逐一解决。
首先是法律问题，由于央行是政府的银行，其他个人与机构并不在中央银行开设账户，如果中央银行向经济中的个体发行账户式的数字货币，原有的法律就需要修改。其他一些法律问题也需要解决，如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法定地位等。
其次是隐私权问题。当我们在使用银行存款交易时，商业银行为我们提供很大程度的隐私保护，现金交易则完全是匿名的。在中央银行发行数字货币时，数字货币的隐私权保护是中央银行在设计数字货币体系时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最后是技术问题。信息安全问题现在是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推出的最为突出的操作风险。由于央行数字货币未来有广泛的使用者，这使得数字货币系统极易受到多方面的攻击，解决信息安全问题是数字货币系统需要解决的第一要务。从更一般性的技术性的要求来说，由于中央银行承担货币政策调控职责，所以央行对技术的稳健性、可靠性要求非常苛刻，而现在兼顾稳健性、可靠性、高效率、大规模的数字货币技术还并没有完全成熟。
由于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对金融体系的潜在巨大影响以及前述的一些屏障，估计在数字货币的推出与使用上，中央银行很有可能会选择一个渐进的推动模式，即尽早推出。需要提醒的是，数字货币的发行与使用宜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进行试验，再依照试验结果逐渐完善并推广。
数字货币是缓解还是加剧货币的内在矛盾
其一，货币既是公共产品又是私人产品，两种性质充满矛盾和冲突。作为公共产品，货币在币值稳定、流通顺畅的情况下，可提高交易效率，促进社会分工。作为私人产品，现代信用货币可由商业银行创造，并且完全可能成为金融机构逐利的工具或杠杆。金融机构逐利行为具有顺周期性，易造成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或金融危机，进而加大贫富的两极分化，损害社会利益。因此，不管是传统货币还是数字货币，都存在代表社会利益的政府和代表私人利益的市场之间的博弈。这种博弈是由货币内在矛盾决定的，并且是不可避免的。
其二，作为货币发行者的各国央行是维护货币公共产品性质的代表，但是众多央行都在面临独立性丧失的问题。之前人们说中国的央行缺乏独立性，而今天包括美联储在内的众多央行独立性正在丧失。独立性的逐渐丧失首先表现在央行目标的短期化。央行的原始职能应该是在发行货币的同时维护币值的稳定，之后央行的政策目标扩大到增长、就业和其他社会目标。但是，每任政府都要追求任内的特定目标，每任央行行长也倾向于追求任内的政绩，因此，在政府和央行的协调中，央行大都乐意配合或服从政府短期目标，即使这么做可能牺牲社会的长期利益。
不仅如此，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及其操作本身也是集团利益的非中性的。一国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受到众多体制机制的限制，央行即使坐在飞机上撒钱，一般也只会撒在少数几个山头上，通常离央行最近的金融集团是最先得益的。全球范围内存在通货膨胀套利，费里德曼认为，货币供给增加到商品价格上升有6~18个月的时滞，而资产价格的反应会更为敏感和迅速。因此，先行获得增量货币的利益集团可通过投资商品或资产实现通货膨胀套利。美联储某种意义上扮演全球央行的角色；当美国联储量化宽松时，离美联储最近的美国金融机构，可最先、最便利地获得低成本美元进行全球套利。再比如，某地个别官员，在货币宽松时期违法违规向银行贷款买了多套房子赚取大钱，这就是通货膨胀套利。因此，无论是跨国还是国内，加杠杆投资获利，都是宽松货币政策的既得利益集团。投行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2017）的一项研究也发现，不同行业实际工资对广义货币弹性是完全不同的。银行保险和房地产行业的实际工资对广义货币的弹性最高，而教育、文化、科研和租赁等行业实际工资对广义货币的弹性则为负值。可见，宽松货币政策导致资产价格上涨和相关行业实际工资的上升，可能导致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的两级分化。
其三，国际货币是主权货币（欧元的特殊性暂不讨论）的延伸，既是全球公共产品，又是体现发行国利益的私人产品。国际货币发行国获得一种超级特权，这种特权体现为流动性带来的铸币税，以及向全球转嫁国内危机的可能性。
其四，货币还存在一般等价物和垫付资本双重属性间的内在矛盾。货币无论作为价值尺度、记账单位，还是行使支付和结算功能，都是作为商品世界一般等价物发挥作用的。但是货币发挥价值贮藏功能时，扮演着垫付资本的角色，发挥跨时期交易的媒介作用。而作为一般等价物和作为垫付资本的属性则是完全不同的。垫付资本的功能实际上是家庭储蓄，也即壮年期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价值形态的储存及其使用权的让渡。此时，货币资本的流转代表上一代人的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与下一代人的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之间的交换。如果下一代人数更多或下一代人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那么下一代人会有更多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反哺或赡养老人，表现为上一代人财富的增值及其交换价值或购买力的提升。反之，如果下一代人数更少，以及技术及效率改进不足以弥补下一代人数短缺或结构性失业造成的产出损失，那么上一代人的财富就会贬值或毁灭，这也是我几年前提出的“小富不安”思想。
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和垫付资本的双重属性存在内在冲突。作为一般等价物，货币天生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并且要求币值稳定和市场交易的公平性，这是货币存在和流转的法理基础。但是作为垫付资本，资金或货币资本不问过程直追利得，逐利成其天性，这就是马克思探讨的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虚拟资本不管、也无须知道剩余价值在哪里创造出来，而是将“钱生钱”看成货币或资本的天然属性。这两种职能的内在冲突是显而易见的。
数字货币与货币内在矛盾的演化
通过这些理论分析可以发现，关于当前数字货币的争议其实大都起源于货币的内在矛盾。一是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两重性中派生的政府和市场的博弈；二是从一般等价物和垫付资本的两重性中形成货币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及其冲突，也即货币和金融是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还是脱实向虚，支配并盘剥实体经济部门；三是发行国际货币的主权国家与使用国际货币的货币区国家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或者说货币宗主国和货币殖民地国家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这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一个结构性问题，目前尚无解决之策。
就以区块链为基础的比特币而言，其吸引投资者眼球的一个特点是，通过区块链技术生成的比特币的数量是有限或给定的，从而成为市场参与者规避金融当局通胀风险的工具，并且在通胀风险高企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对主权货币的替代。但是，正如马丁·沃尔夫（2019）指出的，“虽然单一加密货币的供应有限，但总供应量是无限的”。IMF披露，截止2018年4月加密货币已有1500种。“这个数字很容易达到150万。处理加密货币的最佳方法是将其视为没有内在价值的投机符号”。
技术是一把双面刃，就看谁去使用和如何使用。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技术，在让经济活动安全记录和保存方面是有价值的，特别是令财务更加高效和安全。但是比特币投机活动的社会影响则是负面的，浪费人力和电力等社会资源，其匿名性天然助长市场操纵、财富转移和分化。各国政府应联合起来禁止这类投机活动。
相比较而言，与资产或储备货币挂钩的稳定币，比如脸书与主要货币挂钩的Libra，初衷可能是挑战银行体系借渠道垄断盘剥实体企业，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但也不能排除其取代商业银行成为盘剥实体企业的新兴垄断力量的可能性。相比银行体系来说，数字货币及互联网金融更少监管，也更难监管。特别是数字货币及其全球化的交易活动为资本外逃、洗钱和恐怖主义金融活动大开方便之门，因此更难为政府接受，具有社会公德的主流企业家也会与其保持距离。
各国央行对数字货币发展态势显示出高度的关注，并有意发行央行自己的数字货币。我国央行也有如此表示，并且明确央行的数字货币充当M0，不支付利息。央行推出数字货币对货币金融体系的影响十分深远。央行可抛开商业银行直接面向企业和家庭开展现金存款业务，而银行将失去信用货币创造功能，并不得不逐步转型为投资银行。在商业银行脱实向虚、逐利性增强的背景下，来自稳定币和央行数字货币的双重压力有可能成为银行加快改革和转型的推动力。只要解决了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的定位问题，央行、互联网和商业银行三者间的竞争也许是好事，可以从分散与集中两个角度提升金融中介服务的有效性。但是，如果央行完全替代商业银行垄断现金存款业务，尽管央行可能更有效地达成政策目标，包括实施负利率政策，显然会影响公众使用现金的自由度，并使依赖利息收入养老的社会群体无法规避负利率带来的收益风险。
从数字货币发展态势看，其交易的投机性是日益增强的。学者和政府部门需要研究其深层背景，不仅要“堵”，而且要根除其背后的动能和成长土壤。笔者以为，全球范围内安全资产的缺乏是投机活动日益兴盛的重要背景。而全球安全资产缺乏的可能原因是主权国家人口的代际结构失衡和地区间人口结构的失衡，加上地区和国家间广义制度差异带来的跨地区生产要素组合的困难，导致全球面临大萧条。各国央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无助于经济增长的恢复，反而造成基础金融资产泡沫的过度膨胀，致使资产贬值预期日益加深。随着全球恐慌指数的上升，美国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已与3个月期的国库券收益接近，欧央行与日本央行的政策利率已经出现负数。这使热钱到处流动以寻求保值增值和暴利的机会。因此笔者建议，我国政府可考虑大规模增发国债，借鉴日本全面推进鼓励生育和免费教育的政策，专款专用于从学前到高中的义务教育和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项目，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美元、欧元和人民币国际化的结构性问题
数字货币全球兴起的一个重要背景在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隐性危机正在渐行渐近
当前国际货币及其背后的经济基础已形成不对称和不平衡格局。美元一币独大，占外汇储备货币的61.82%。相比较而言，以2018年美元计的美国GDP占比仅为23.89%。亚洲主要国家GDP占比达32%，但日元与人民币在外汇储备货币占比仅为6.2%。除英镑对其他地区外汇储备贡献1%多一点外，欧元及其他欧洲货币基本上属于本地货币，在充当国际货币方面几乎没有净贡献。
我们知道，美国的经济基础和可贸易品生产能力已不足以支撑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也快进入需要借新债才能支付利息的囧境。美元的结构性问题要从美国扮演的“全球银行”的角度去理解。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实际上像一家“全球银行”一样运作。联邦政府向境外投资者发国债，由于美国国债市场“安全性”和流动性都不错，美国政府可以极低的利率吸收境外资本，相当于银行吸收活期存款。美国的跨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在本土筹集非常廉价的资本，到全世界去投资，相当于在做全球银行的资产业务。美国政府有3A级信用，可廉价发行国债；美国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可在海外获取高额投资收益——这是美国的两大优势。美国的软肋或死穴是其负债和资产业务的分离，也即跨国公司海外投资收益并不给联邦政府缴税。政府负债维持全球的军事存在以保护国家和跨国公司的全球利益，也要更多补贴低收入家庭，但债务要还本付息，是净支出项；美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在海外赚很多钱却令政府税基流失，最后这家银行会因国债信用危机而破产。
尽管如此，美元在外汇储备中的份额本世纪并无明显减少，原因在于亚洲基本上属于美元区。中国的国际经济活动过度依赖美元，也成为美元的支持者。人民币的软肋正好与美国相反：首先，我国中央政府不愿意负债，而地方政府则存在软预算约束的过度负债和过度投资，造成社会资源低效率使用和浪费。尽管如此，我国政府显性债务仍占GDP47%,包括隐性债务的负担也低于大都数发达国家。相比较而言，日本政府债务高达GDP的238%。我们以FDI这种最昂贵方式利用外资，外商在华投资收益率以往都在15%~20%。中央政府本可以3%~4%的利息成本通过发债利用外资，我们却很少去做。其次，我们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大都还不具有强劲的国际竞争力，不少境外投资亏多盈少，像华为这样的企业更是屈指可数。这是我们的两个显著软肋。但中国的强项在于，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我们可以解决美国政府与跨国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国家资本可以财务投资方式参与本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国有股份可搭民营经济有效率的体制机制的便车。但是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金融机构和企业培育全球竞争力则无法一蹴而就。
欧元的问题在于：一是欧洲（包括日本）仍依赖与美国的安保同盟关系，更无力将军力延伸到欧洲以外地区，因此欧元（包括日元）无法争夺美元的国际份额。其他地区的货币不可能与美元松绑，然后盯住需要美国保护的欧洲或日本的货币。二是欧元缺乏欧洲统一财政的支持。欧元区各国财政并不统一，除德国外，财政稳健的国家并不多。因此，就目前而言，欧洲没有安全性、流动性良好的统一国债市场，没有充当各国央行储备资产的安全资产。如果欧洲在财政和军力一体化方面不能走得更远，欧元将存在很大的内部分裂的可能。
拐杖：数字货币助力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美元、欧元和推进国际化的人民币都存在结构性缺陷，以致国际货币体系无法形成三足鼎立的稳定结构。那么，IMF有无可能创设一个超主权的全球数字货币？笔者目前并不看好。超主权货币需要有全球财政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支持超主权货币，而后者达成的可能性极低。再一个核心问题是，货币作为价值贮藏功能，需要以税收支撑的国债等安全性和流动性良好的资产作为代际剩余劳动交易的载体，这是IMF这类国际组织无法满足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在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之间，人民币是有可能借助数字货币提升国际化程度的。
首先，人民币国际化并非是要与美元竞争国际地位，而只是帮助中国减轻对美元体系的依赖，以规避其信用危机风险。目前，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所占比重低于2%的状况，是与当前接近16%、未来将超过30%的GDP权重（参阅欧盟与法国智库BRUEGEL&CEPII研究报告的预测，2011）严重不对称的。在美元一币独大且越来越不堪承载全球储备货币重任的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可帮助美元减压，并促进稳定的多元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形成。当然，人民币国际化还需要在维护美元稳定的前提下推进。
其次，中国借助数字技术和金融科技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是有可能的。国际货币的网络外部性是一种强大的惯性力量，具有边际收益递增特征。人们在经贸往来中倾向于使用大家共同使用的货币，这就是在位货币的网络外部性，也是当前美元最强大的优势，新兴货币很难替代它。数字货币的兴起对美元的国际地位是利弊参半的。Libra计划与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和新加坡元构成的货币篮子挂钩。如果原先使用美元支付结算的交易现改为使用Libra，这意味着美元地位的下降，但作为新经济增量的部分使用Libra则可以最大权重增大对美元的依存关系
而人民币充当国际储备和支付结算货币的权重极低，与其实际的经济规模及对外为贸易投资规模不符，因此，与人民币挂钩的数字货币或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的使用，不仅不会消减人民币的权重，反而会提升人民币的国际重要性。另外，中国的互联网、大数据和金融科技的发展与美国的差距，要比中国金融业与美国金融业的差距小得多，因此人民币完全有可能借网络新经济之船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蓝海。笔者赞同邹传伟（2019）的观点，我国“中央银行的数字货币可采取联盟链的形式，由中央银行与某些特定机构共同维护分布式账本”，而这些机构可以是特定银行、特定的互联网企业和数字经济领域的领先企业。
基于以上分析，基本结论是：
第一，数字货币是缓解还是加剧货币的内在矛盾，并不取决于数字货币或传统信用货币本身，关键在于货币主权国家或国际社会能否健全一种有效的法律和监管制度，将货币金融活动纳入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及促进财富创造的轨道，而不是助长财富转移和贫富分化的投机或巧取豪夺
第二，数字货币如果能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拐杖，它将有助于国际货币体系形成三足鼎立的稳定结构，否则可能延缓或加快美元体系的崩溃，同时给国际货币体系带来无序和混乱。
数字化的构成与颠覆性作用
数字化主要包含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以及区块链技术。而这几者之间的关系，如果将数字化平台用人来类比：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及物联网就像人类的神经系统，大数据就像人体内的五脏六腑、皮肤以及器官，云计算相当于人体的脊梁。没有网络，五脏六腑与和脊梁就无法相互协同；没有云计算，五脏六腑无法挂架；而没有大数据，云计算就是行尸走肉、空心骷髅。有了神经系统、脊梁、五脏六腑、皮肤和器官之后，加上相当于灵魂的人工智能——人的大脑和神经末梢系统，基础的数字化平台就已经成型了。而区块链技术，就像更先进的“基因改造技术”，从基础层面大幅度的提升大脑反应速度、骨骼健壮程度、四肢操控灵活性。数字化平台在区块链技术的帮助下，基础功能和应用将得到颠覆性改造，从而对经济社会产生更强大的推动力。
数字化之所以能够颠覆传统，就在于它所拥有的五全基因：全空域、全流程、全场景、全解析和全价值。所谓“全空域”是指：打破区域和空间障碍，从天到地，从地上到水下、从国内到国际可以泛在的连成一体；所谓“全流程”是指：关系到人类所有生产、生活流程中每一个点，每天24小时不停地信息积累；所谓“全场景”是指：跨越行业界别，把人类所有生活、工作中的行为场景全部打通；所谓“全解析”是指：通过通过人工智能（AI）的收集、分析和判断，预测人类所有行为信息，产生异于传统的全新认知、全新行为和全新价值；而所谓“全价值”是指：打破单个价值体系的封闭性，穿透所有价值体系，并整合与创建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的价值链。
数字化具有的五全基因与任何一个传统产业链结合起来，就会形成新的经济组织方式，从而对传统产业产生颠覆性的冲击。与工业制造相结合时，就形成工业制造4.0；与物流行业相结合，就形成智能物流体系；与城市管理相结合，就形成智慧城市；与金融结合，就形成金融科技或科技金融。在与金融相结合的过程中，数字化拥有的海量信息、计算能力、共识机制，可以大幅度的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安全性，降低金融机构运营成本、坏账率和风险。
数字化与金融结合带来的变革
数字化拥有的五全基因与金融碰撞以后，重塑了全球的金融生态。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颠覆全球个人支付方式
在数字化浪潮来临之前，我国个人支付主要通过纸币、储蓄卡、信用卡来完成。2002年，在合并了全国银行卡信息交换总中心和18家城市（区域）银行卡网络服务分中心的基础上，我国组建了银联公司。银联创立之后，自主建成银行卡跨行交易清算系统，推广了统一的人民币银行卡标准，在传统支付领域发展迅速，促进了经济社会不断进步。但在创新支付领域如互联网支付、手机支付、二维码支付等方面进展缓慢。
随着我国移动互联网领域的技术进步与应用普及，基于手机的支付方式走进了生活的每个角落，新的支付已经占据主流地位。以支付宝、微信支付为代表的移动支付已经覆盖14亿人。从线上到线下，从家庭日常水电气话费支付到交通、旅游、酒店、餐饮，移动支付凭借其高效便捷的支付体验，打破了传统支付方式在空间上、时间上的局限性。2018年中国移动支付规模约39万亿美元，而美国则是1800亿美元，差距达到数百倍。我国的电子支付系统已经全球领先。如今，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移动支付。在欧美、日韩、东南亚等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线下商户门店，支付宝、微信支付的范围几乎可以涵盖餐饮、超市、便利店、主题乐园、休闲等各类吃喝玩乐消费场景。
移动支付使得个人的资金往来信息沉淀下来成为信用数据，使得企业在业态层面有了极大的创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这就是共享单车、共享办公等共享业态能够出现并蓬勃发展的基础。企业在销售商品或服务时，不再需要卖掉所有权，而只需要卖掉某一个时段的使用权。未来，共享家具、共享工具、共享智力等各类共享业态在移动支付的助推下，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随着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的逐步渗透，个人跨境转账的底层技术实现方式也开始被改写。过去，个人跨境转账需要跨越支付机构、银行和国际间结算网络，整个过程由于串行处理而效率低下。而现在，区块链技术可以作为支付机构与商业银行之间的接口技术。跨境汇款中的多方通过区块链技术将汇款报文传递给各参与方，从而实现多方协同信息处理，将原本机构间的串行处理并行化，提高信息传递及处理效率。
但是，在新的支付方式高速发展的同时，也要尊重人对支付方式的选择性。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部分商家开始热衷于“无现金”，拒收现金的现象也随之增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告示等方式拒收人民币。拒收现金的行为不仅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从长远看还会危及金融安全。同时，由于移动支付的基础是电力设施、数据中心、网络系统，一旦发生意外如地震、断电、人祸导致移动支付无法使用，将会给社会带来严重后果。
（二）重塑贸易清结算体系
在数字化时代，不仅需要改变个人支付方式，企业间、国家间的支付结算方式也需要进行重塑。企业在开展国际贸易外汇结算时，会面临是两国货币直接支付结算，还是以美元为中间价结算的问题。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上线之前，人民币跨境清算高度依赖美国的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系统和CHIPS（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SWIFT成立于1973年，为金融机构提供安全报文交换服务与接口软件，覆盖200余个国家，拥有近万家直接与间接会员，目前SWIFT系统每日结算额达到5万亿至6万亿美元，全年结算额约2000万亿美元。CHIPS是全球最大的私营支付清算系统之一，于1970年建立，由纽约清算所协会经营，主要进行跨国美元交易的清算，处理全球九成以上的国际美元交易。SWIFT和CHIPS汇集了全球大部分银行，以其高效、可靠、低廉和完善的服务，在促进世界贸易的发展、加速全球范围内的货币流通和国际金融结算、促进国际金融业务的现代化和规范化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高度依赖SWIFT和CHIPS系统存在一定风险。首先，SWIFT和CHIPS正逐渐沦为美国行使全球霸权，进行长臂管辖的金融工具。2006年，美国财政部通过对SWIFT和CHIPS的数据库进行分析，发现欧洲商业银行与伊朗存在资金往来，美国随即以资助恐怖主义为借口，要求欧洲100多家银行冻结伊朗客户的资金，并威胁将为伊朗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列入黑名单。随后全球绝大部分银行断绝了和伊朗金融机构的所有业务往来，伊朗的对外金融渠道几乎被彻底切断。2014年乌克兰危机中，美国除了联合沙特将石油价格腰斩外，更威胁将俄罗斯排除在SWIFT系统之外，随后俄罗斯卢布大幅贬值，经济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其次，SWIFT是过时的、效率低下、成本极高的支付系统。SWIFT成立46年以来，技术更新缓慢，效率已经比较低下，国际电汇通常需要3-5个工作日才能到账，大额汇款通常需要纸质单据，难以有效处理大规模交易。同时SWIFT通常按结算量的万分之一收取费用，凭借垄断平台获得了巨额利润。
所以说，在当前数字化浪潮的大趋势下，依托技术更新缓慢、安全性难以保证的SWIFT和CHIPS系统是没有前途的。在大数据平台、区块链技术的驱动之下，构建形成一个新的清结算网络已经成为当前许多国家的共识。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信息不可篡改、集体维护、可靠数据库、公开透明五大特征，在清结算方面有着透明、安全、可信的天然优势。目前全球已有24个国家政府投入并建设分布式记账系统，超过90个跨国企业加入到不同的区块链联盟中。欧盟、日本、俄罗斯等国正在研究建设类似SWIFT的国际加密货币支付网络来取代SWIFT，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和区块链平台正在通过区块链试水跨境支付，用实际行动绕开SWIFT和CHIPS全球支付体系。
（三）改革全球货币发行机制
货币是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人与人之间发生社会关系、交换关系所必不可少的媒介。原始社会没有货币，通过皮毛、贝壳等稀缺的物质来进行交换，但交换的媒介始终无法统一，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社会开始以黄金、白银或铜币等的贵金属作为货币中介。工业社会后，商品价值量越来越大，用黄金等贵金属作为货币难以承载巨大的交易规模，纸币随之出现。上世纪80年代，货币的电子化越来越发达，电子钱包、信用卡、储记卡、手机支付迅猛发展。时至今日，以比特币、Libra、央行数字货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开始出现，货币迎来了数字化时代。
那么货币发行的基础是什么呢？以前货币依靠金、银等贵金属作为锚定物。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后，货币发行的基础变成了与国家主权、GDP、财政收入相挂钩的国家信用。美国凭借强大的军事、经济，通过美元垄断了全球石油美元结算和大部分国际贸易结算，美元成为了事实上的“全球货币”。
然而依赖主权信用发放的货币也面临货币超发等问题。1970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前，全球基础货币总量（央行总资产）不到1000亿美元；1980年，这一数字大约是3500亿美元；1990年，这一数字大约是7000亿美元；2000年，这一数字大约是1.5万亿美元；2008年，这一数字变成了4万亿美元；到2017年底，这一数字是21万亿美元。尤其是近10年来，美国为了摆脱金融危机，通过国债投放货币来刺激经济发展，导致政府债务总量从2007年的9万亿美元上升到2019年的22万亿美元，已经超过美国GDP。如果美国债务持续攀升，到期债务和利息消耗完全部的财政收入，美国没有信用再发国债，融资能力将会减弱，一次新的全球金融危机将不可避免。
如何改变货币超发的局面？在金本位崩溃之后，世界各国一直没有很好解决这一问题。虽然有学者提出回归金本位的呼吁，但受限于黄金储量，回归金本位显然不太现实。在数字时代，有部分企业试图通过发行比特币、Libra挑战主权货币，这种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的货币脱离了主权信用，发行基础无法保证，币值无法稳定，难以真正形成社会财富。本人不相信Libra会成功。对主权国家来讲，最好的践行货币国家发行权的办法是由政府和中央银行发行主权数字货币。在全球央行发行主权数字货币的过程中，除了要提高便捷性、安全性之外，还要制定一种新的规则，使得数字货币能够与主权的信用相挂钩，与国家GDP、财政收入、黄金储备建立适当的比例关系，通过某种机制，遏制滥发货币的局面。
目前我国央行推出的数字货币（DCEP）是基于区块链技术推出的全新加密电子货币体系。DCEP将采用双层运营体系，即人民银行先把DCEP兑换给银行或者是其他金融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兑换给公众。DCEP的意义在于它不是现有货币的数字化，而是M0的替代。它使得交易环节对账户依赖程度大为降低，有利于人民币的流通和国际化。同时DCEP可以实现货币创造、记账、流动等数据的实时采集，为货币的投放、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有益的参考。人民银行对于DCEP的研究已经有五六年，我认为已趋于成熟。中国人民银行很可能是全球第一个推出数字货币的央行。
（四）提高产业链运营效率
5G时代，除了消费电子产品如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之外，智能家居、汽车乃至工业制造设备等各类终端都能够智能化并接入到互联网中。数字平台将进一步进化为万物互联平台，带动人类的互联网产业从to C型的消费类互联网发展为to B型的产业类互联网。其中，科技金融可以连接数据平台、金融企业、产业链上下游，帮助各方优化配置资源、提高运行效率以及降低运行成本。
科技金融的发展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互联网+金融”，有条件的数字化平台公司，围绕自身产业链筹建非银金融机构，独立发展金融业务。另一种是“金融+互联网”，金融企业根据产业链发展需要构建数字化平台。前几年经济有些脱实向虚，许多工商业企业、非金融企业热衷于跨界运作，申请各类金融牌照；各种金融机构热衷于集团化、全牌照，以至于金融业杠杆叠加、风险累积、乱象丛生。目前，金融业正在按中央部署进行去杠杆、防风险、加强新形势下资管业务、跨界业务的整顿。
未来，数字化平台下的非银金融机构出路在哪里？我认为最合理、最有前途的模式是数字化平台与各类金融机构的有机结合，形成数字金融体系。各类机构在其中各尽所能、各展所长。数字化平台连接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掌握真实的交易信息，可以与各类金融机构合作，为供应链上成千上万的原材料、加工、分销企业提供融资、贸易、资产交易等金融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只要数字化平台把控好资金来源、杠杆比率，就能大幅度降低风险，获得合理的利润，还能有效发挥普惠金融功能。
最后，我简单总结一下今天跟大家分享交流的内容：当今时代是一个数字化时代，技术革新和数字化经济的全面兴起，让科技由最初的工具角色转变成驱动金融变革的中坚力量。数字化的五全基因与金融业不断碰撞融合，不仅改变了个人间、企业间、国家间的清结算方式及主权货币发行机制，还大幅提升了产业链运营效率，带来了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展望未来，量化投资和智能投顾、人工智能定价和理赔核算、金融云服务、区块链存证等新金融业态正不断进化，将引领金融业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