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影片淡化了情节线，但是，故事梗概还是清楚的：于堇肩负盟军情报机构下达的“双面镜”任务，从日本海军情报官员古谷三郎口中套取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情报，却向她的情报上线弗雷德隐瞒了真相，以图实现美国对日宣战、改变战争与历史的走向。
作为虚构故事，影片做到了逻辑自洽，情节完整，无可厚非。不过，若从历史和专业的角度看影片，这个情报故事能否成立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以下从三个角度做一分析：
1. 于堇的情报源
情报源在哪里？是搜集情报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没有可靠的情报源，情报就是无源之水。
日军偷袭珍珠港，这是一个决定世界历史走向的超级绝密情报。从哪里能得到的这个情报，在《兰心大剧院》里，于堇的情报源是古谷三郎，他的身份是日本海军总参谋部通讯总部的情报官员。
有评论置疑，于堇从古谷口中得到的，仅仅是通讯密码，还是偷袭珍珠港的情报。于堇后来的那封信回答了这个问题。她在写给养父、也是情报上线弗雷德的信中说：现在，我要告诉你真相，山崎代表夏威夷……
“真相”，显然指的是一个行动，而不是指密码。如果仅仅是密码，一是没有隐瞒的必要，二是没有“真相”可言。如果仅仅是密码，于堇对“镰仓”代表什么、其他词汇代表什么，她都没有隐瞒，为什么单单选择隐瞒了“山崎代表夏威夷”？
根据影片提供的信息和逻辑，于堇显然从古谷口中得到了日军将偷袭珍珠港的行动情报。
古谷三郎是否可能掌握这个情报呢？如果从历史史实和情报活动的规律看，这个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他不可能成为偷袭珍珠港这个消息的情报源。
偷袭珍珠港是关乎日本生死存亡的超级绝密计划，日本官方对此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1941年10月之前，在日本整个军界政界，知道这个绝密消息的，只有少数几个参与计划制订的高层将领与高级参谋，以及参加御前会议的核心决策人物。
随着偷袭日期临近，日军军令部开始向联合舰队下达与偷袭行动有关的文件。这些文件全部由专人递送，禁止使用电报，防止被截获破译。直至攻击开始，日军从未使用电报传送过偷袭计划。
参加偷袭行动的官兵对偷袭计划也是毫无所知。行动的演习期间，每个官兵只了解战术层面的有限信息，对行动的真实目标、时间、地点，全部一无所知。
史料记载，日军在整个偷袭行动中只发过一份电报，由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于12月2日发给突击舰队，内容是：“攀登新高峰1208”。即使这份电报被截获破译，想仅凭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这几个字，就得出偷袭珍珠港的结论，几无可能。
《兰心大剧院》里的古谷三郎，作为一名远离决策层之外的低层级情报官员，没有什么可能会知晓偷袭珍珠港的计划。
古谷三郎是情报官，怎么会不知道这个重要情报呢？
这里，存在着对“情报官”一职的误解。
必须明了，作为一名情报官，其职责只能是搜集对手的情报，而绝不是搜集自己阵营的情报。
古谷三郎身为日本海军通讯总部的情报官，他的职责主要是负责通讯及密码，也可能负有一些搜集情报任务，但也只能搜集对手盟军方面的军政情报，而不是搜集日本自身的情报。他如果有情报网和情报关系，他的情报触角所向，也只能是针对敌方目标，而绝不允许也绝无可能去刺探日本自身的机密情报。
古谷三郎作为情报官，他对日本自身机密的了解，只能根据他的职位和职级，根据他的知密权限，了解有限的那点儿东西。他在获取日本自身的军政机密方面，并没有超出自身职级的任何特权。像偷袭珍珠港这种知密范围严格控制高度机密计划，他是根本不可能了解到的。
史料记载，当年中国方面有两个渠道获得了有关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一个是军统密码破译员池步洲；一个是中共潘汉年情报系统的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
据说池步洲根据破译的日本外务省电报密码，掌握了日本外务省与驻夏威夷檀香山总领事馆之间的一些密电内容，由此分析得出日军将要偷袭珍珠港的情报结论。
潘汉年情报系统的中西功当时在满铁调查部供职，他于1941年11月初从上海到东京，从日军报道部得到消息：驻扎在华南的日军正在向台湾集结，在中国东北参加“关特演”的部队也海运南下，开往小笠原群岛和南印度。
回到上海后，中西功于12月4日在满铁调查部资料室看到《皇军大东亚战争南方部署》，从中抄录了如下内容：坂国中将，三个师团，泰国；今村中将，三个师团，马来亚；寺内大将，两个师团，香港。
中西功还收到在南京的情报组成员西里龙夫发来的密件：“日前应邀参加‘总军’欢迎关东军参观团招待会上得来的点滴资料奉告：甲、关东军留20万防苏，其余全部南调；乙，海军集结作战待机海域‘择捉岛单冠湾’；丙，11月下旬舰艇启动，航向东南。”
潘汉年情报系统据此研判日本即将偷袭珍珠港。
这两个渠道获取的情报，相对来说更贴近现实的情报源，可信度更高一些。但是，可以看出，他们得到的也远远不是包含偷袭要素的完整情报。
2．于堇获取的情报是否可能具备基本要素
影视剧里关于获取情报的场面，往往给观众留下这样的印象：
一双手悄悄打开密码锁，机密文件静静躺在保险柜里，拿到手就是一份内容完整无缺的情报。
或者一个魅力四射的角色，用酒色翘开对方嘴巴，于是，要素齐全的情报就会一五一十地详细道来。
但是，这种五官清晰、要素齐全的情报，大多只存在于影视作品之中。现实情报战中，获取的情报绝大部分只是大幅拼图中的若干碎片，而不会是一颗完整圆润的珍珠。
一份完整的情报，要具备四个W：Who（何人） 、What（何事） 、When（何时）、Where（何地）。
偷袭珍珠港的情报就应该是：1、Who，日本空军；2、When ，1941年12月7日；3、Where，夏威夷珍珠港；4、What，轰炸珍珠港美军基地。
古谷三郎有可能了解到包括这四个要素的情报吗？
对比一下池步洲的情报来源：日本外务省与驻外使领馆的往来电报。
与古谷三郎相比，日本外务省与情报源日军大本营决策层、与御前会议的关系，无疑更加接近，更加密切。
但是，池步洲破译的日本外务省往来电报中，与偷袭计划的有关内容，也是支离破碎，要素匮乏。
池步洲撰文回忆了破译电报的一些内容，包括 “日本外务省突然电令西南太平洋各地……所有日本使领馆，除留下最简单的密码本外，其余各级密码本全部予以烧毁”；“颁布许多隐语代号”，其中“‘女儿回娘家’表示‘撤侨’和‘东风雨’表示‘已与美国进入交战状态’”。
池步洲回忆：在日军偷袭珍珠港前五天，破译了一份日本外务省致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的密电，内容有“(一)立即烧毁各种密码电报本，只留一种普通密码本。同时烧毁一切机密文件。(二)尽可能通知有关存款人转存于中立国家银行。(三)帝国政府决定照御前会议采取断然行动”。
不过，相同内容的电报，日本外务省也发给了驻菲律宾、新加坡、曼谷等东南亚地区的使领馆。
这些电报里，并未直接显示偷袭的行动、日期、地点等要素。要根据这些宽泛零碎的电报内容，分析得出日军即将偷袭珍珠港的情报结论，显然远远不够。
日本外务省的电报尚且如此缺乏情报要素，古谷三郎作为一名远离核心的下层情报官，即使听说到什么消息，也只能是支离破碎的传言。于堇要从古谷三郎身上获得时间地点等要素齐全的偷袭情报，可以说基本没有可能性。
3．于堇隐瞒情报能否改变了历史走向
于堇成功获取了日本将要偷袭珍珠港的情报，但她故意没有将这份情报传出，目的是为了促使美国对日宣战，改变历史走向。
《兰心大剧院》的这个情节设定，隐含了一个前提，就是如果美国得到于堇的情报，就会毫无保留地完全相信，并且采取有力措施，阻止日军偷袭阴谋得逞。
这个前提，又是一个对情报活动规律的极大误解。
事实上，从情报的获取，到决策者对情报内容的认可，中间从来不存在一个等号。
史料记载，当年中国方面获得的与偷袭珍珠港有关的情报，都通过不同渠道传递到了美国人手中。
而且，美国情报部门当时截获日本电报和破译日本密码的水平高于中国方面，中国传递给美国的日本有关电报，美国情报部门也都截获破译了。
但是，美国并没有采取什么防范反制措施。日军偷袭珍珠港的阴谋还是得逞了。
为什么呢？
美国情报专家罗伯塔·沃尔斯泰特（Roberta Wohlstetter）在《珍珠港：警告与决策》一书中写道：
“事后看迹象总是清楚的。……我们现在能看出它当时预示着什么样的灾难，因为灾难已经发生，但在事发之前迹象总是模糊不清，有各种互相矛盾的理解……总之，我们未能预见到珍珠港事件，不是因为缺乏有关资料，而是因为无关资料太多了。”
情报太多，而不是缺少情报。这是许多重大事件发生前决策者面临的困境。
尤其是模棱两可、语焉不详、含糊其辞的情报碎片太多太多。让情报部门和决策者无所适从，头疼不已。
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美军情报部门早已破译了日本外务省的A 型密码、“紫色密码”和B型密码。而且美军监听站遍布夏威夷、关岛和美国西海岸，日本外务省的密电没有什么是美方不掌握的。
当时美国情报部门众多，互不隶属，无法将众多片面、破碎的情报分析整合为可供美国决策者参考的有效信息。
1941年1月到12月，美国各情报机构获得了不少有关珍珠港的情报，但都淹没在海量的其他情报之中，无法得到重视与有效的分析整合。
1941年1月，美国驻日大使格鲁通过秘密渠道，获知山本五十六给海军大臣的信件内容，里面初步提出偷袭珍珠港的计划。这个情报由国务院转给海军部和陆军部，但海军情报署直接将其标注为“又一个谣言”。
1941年9月，美方破译一份日本外务省向驻檀香山领事询问美军舰队在珍珠港停泊情况的电报；10月，美方又破译 日本要求驻檀香山领事每周汇报两次军舰停泊位置的电报。
但是，美国海军情报署并没有特别在意这些电报内容，也没有转发给太平洋舰队指挥官。日本外务省这种要求上报军事部署情况的电报，也发给了驻其他国家的使领馆。
当时，白宫每天都会收到大量有关日本的情报，里面也夹杂着一些有关珍珠港的情报。这些情报内容大都支离破碎，亦真亦假，甚至相互矛盾。
美国决策层倾向认为，日本不会敢于进攻美国。
美国情报部门和美国决策者低能吗？未必。
事件发生后，做诸葛亮很容易，发现原来情报的重要性很容易。但是，在事件发生之前，要从海量信息中将零碎的、含混的、与珍珠港有关的情报识别出来，认识到它们的特殊重要性，其难度不亚于解答哥德巴赫猜想。
类似情况在国际政治现实中屡见不鲜。
同样在二战中，苏联情报员佐尔格报回了德军突袭苏联的系列准确情报，但是苏联情报部门与最高决策层没有采信佐尔格的情报，使得纳粹的突袭阴谋得逞。
斯大林虽然估计到德国迟早会撕毁互不侵犯条约进攻苏联，但是他认为德国不会东线西线同时作战，希特勒只有在解决了英国之后才能腾出手来对付苏联。
受斯大林判断的影响，苏军情报首脑在佐尔格发来的战争预警情报上一律批注“来源可疑”，再送给斯大林。
还有911事件。事后美国人回过头来发现，911之前并不是没有情报，而是有很多相关情报。
911事件一年前，中情局开罗分站就发来情报：“基地组织的一个小组讨论如何驾驶飞机撞进中央情报局总部大楼。”中情局情报分析人员认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他们从哪里弄到飞机呢？又能从哪里找到飞行员驾驶它呢？
分析得入情入理。
情报被束之高阁。
临近911事件前一个月，2001年8月6日中央情报局呈送的《总统每日简报》上有一条内容：“本·拉登决心袭击美国”。
没有时间，没有地点，没有具体袭击方式，这样要素缺乏的情报，显然很难引起总统的注意，更无法让总统下决心采取什么防范措施，总不能大惊小怪地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以色列情报机构辛贝特的领导人雅科夫·佩里说过：“几乎世界上所有的情报机构，都没能预见到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
这几乎是个规律。主要原因不是没有情报，而是情报太多，难以识别判断。
珍珠港事件，美国未能幸免。
所以，即使于堇把真实的情报传送出去，到了美国人手中，到了美国情报部门手中，甚至到了美国总统的案头，也只不过是在众多纷杂的有关日本情报中，多了一张纸罢了。
这类情报，当时美方手中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
美国人的眼光在这份情报会不会多停留片刻，都是一个问题。
退一步说，即使于堇拿到的情报，时间地点等要素一应俱全，送到美国人手里，是否就会引起重视呢？这也未必。
因为情报源不具可信度。专业情报机构对一份情报真实性的分析判断，情报源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当年佐尔格报回的德国突袭苏联情报，基本要素齐全且精确，但是因为苏联高层对佐尔格这个情报源不够信任，再加上其他因素，导致这个宝贵的情报未被取信。
即使于堇的情报内容具体清晰，但是，美方对于这么一个决策高层的绝密计划，却出自一位远离决策圈的低层军官之口，而且其内容与美国决策层的战略判断相左，难免会疑虑重重，采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于堇的情报是否传递出去，对于她身为一个间谍的职责，是个大问题。但是，对于美国的决策选择以及战争的走向，可能只是个无足轻重的事情。
有影评写道：《兰心大剧院》的主旨终于浮出水面：一位女性改变了二战。
这，只能是个纸上谈兵的良好愿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