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学热——研读邓晓芒笔记（59）
1，上世纪九十年代未至今，我们兴起了国学热。至今大约已有一代人的时间了，学术成果如何，实际成效如何？这个真是不敢说呀。李零曾批判这个所谓的“国学热”说，一天天吵着闹着学《论语》的，不妨先学一条“义利于我如浮云”看如何？实际上李氏这是“反讽”，因为现实的情况是普通人都在争这义与利了。那学者们呢？当然也不例外，漂亮的语词表装里也是这么东西。因而这个所谓国学热实际上也不过是义利之浮云罢了。当然李零的批判是乐观的，因为文化在这儿，古籍在这儿，学者也在这儿。那国外的汉学研究又如何呢？看似叫的呱呱呱响，实际上也寂廖的很呀，例如当代国外汉学家，有点成就的不超过五十个人。大至的情况就如此。
2，邓晓芒倡导的新批判主义观，面对如此一个困局，有一个现实的策略性考虑，提出中西方文化“双重标准论”说，意为于国内讲外国文化的好以补我们的不好，于国外就宣讲我们的好以引发国外对我们的关注。前天看晓芒学院征集问题，有同学问，那我们这文化的好和西方文化的不好又如何解对谁说呢？实际上这个晓芒这一策略性的“双重标准论”的内核就是“自否定”；而这样同一件事的正反两面就都涉及到了，是辩证的。例如西方人对他们自己文化的否定批判那个是我们比不了的，因为他们讲逻格斯，而这逻格斯本质就是自我批判呀，这要比我们说西方文化的不好深刻的多。当然，我们也可以批判他们，但总不及人家自我批判来的真切；而西方人对我们的批判倒是要引发我们注意的（近现有一个考古学例子也可引为证，例如中国边疆学破题是西方汉学家首创做出的，给了我们很大刺激，余波至今），虽然说这个批判根本说来还得我们自己做，如何做呢？需要借镜或参照西方例如逻格斯等。于是，我们就明白了这里的事情是何为何。也就会明白新批判主义为什么对于新保守主义的无批判为何如此争锋相对，寸土不让了，并称之为开历史的倒车。晓芒不无风趣地说，你们总说面向过去（回归古典），这样倒着向前走，真担心他们会被前面的石头绊脚摔跟头。
3，由此，不难理解，我们这个传统历史文化的未来命运，或者说套句时髦话说叫现代化转型是如何之难了。昨天（2021年11月18日）是世界哲学日，今年主题是时代危机与现代转型，我看友人分享的一篇题为报道《祁佳妮：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谷雨》，便有感也说了几句话（见尾注），不一定对，仅供您感兴趣参考。
4，至此，随想到我们曾谈到一个观点说，说哲学终结时，如果像流俗所言西方文化的没落或消失，那现在想我们的命运会如何？会是一样的。此事此理为何？一曰中西互为对影，此为事实；二曰人类普世价值，此为真理。有此研事究理，故曰会是一样的命运。这又叫（自我）启蒙意义下的“时代危机与现代转型问题”。
5，晓芒主张中西文化相遇碰撞和交流融合的三阶段哲思说，较之今年9月7日看到郑永年的西方汉学研究的三阶段实证论说似乎更可信。验证于李零说中西文化事亦会如此。不过，郑氏研究也有可参考处。
6，今天选录《郑永年：在西方，中国研究濒临死亡》一篇论文供参考。
【尾注】
写在2021年11月18日世界哲学日的几句话。
（祈佳妮）对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事的新闻和（陈直＜化名＞）本人自述。
有网友范特稀留言说：不知是巧合还是编辑的心思，谷雨选在今天世界哲学日发了这样一篇报道。我想可以看作既是巧合又是自然而然会出现的，巧合的是，今年的世界哲学日的主题关注的是危机时代与社会转型，而本文主人公自述的处境在很多方面体现出我们这个危机时代社会转型中的阵痛，而另一方面他的出现又是自然而然的，危机时代社会转型让很多个体面临不适或困境，其中总有一部分会求助于哲学，哲学恰恰可以为社会失范的时代提供有价值的思考，虽然哲学目前还不适于这个时代，但时代会越来越需要哲学。
当然这个留言里关于哲学与现实关系理解依常识有不确切处，例哲学是对现实永不妥协的批判（晓芒语）。用鲁迅启蒙话说，我死了也一个都不宽恕。
今年的世界哲学日的主题关注的是危机时代与社会转型问题。对于我们而言，从自我启蒙观，仍然是这么一个老问题，即每一个人的自我启蒙，立足现实，借鉴西方或融入世界，批叛改造或提升传统历史文化，从非人回到人自身的此时此地（Dasein）。而所谓的危机时代与社会传型，也不过就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紧张关系，而现代化的转型能否处理好这些紧张，当然有外在的自然历史现实环境条件，但不要忘记这环境恰也是我们每个人自己造成的；因而实现每个人的自我启蒙的人格独立，就是问题的根本（包括对传统历史文化和当下不堪现实的批判）。例31岁陈直（化名）这个例子及网友们的留言里，显示的这个大概是这么一件事情。这似乎也是确切的吧。
总之，就我们如此不堪的现实里沉沦着的大多数人（例如大数3亿的进城务工人员，也是社会的生产主力军）的觉醒（不觉醒也不行了，那个市场就会教训你），一个光明的未来总还是可以预期的。这个自启蒙之于时代危机与现代转型问题，我只简单如此想。
张满天／2021年11月18日晚草拟。
（张满天2021年9月7日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石羊桥寓所摘引，今草拟编发头条）
【附录】
郑永年：在西方，中国研究濒临死亡
世界历史放映室 9月7日
文章来源于大湾区评论 ，作者GBA Review
网络图片（现插入）
概括地说，西方（欧洲、美国和东方的日本）的中国研究从其产生开始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包括：1、经典研究阶段；2、区域（或者国别）研究阶段；3、社会科学研究阶段。总体而言，除了近代之前的日本，无论在哪一个阶段，对中国的研究尽管也经历了起伏，但从来没有成为过西方国家的显学。而今天，随着西方思想界本身的衰落，中国研究也濒临死亡。
女娲捏泥吹气造人神话像（现插入）
经典研究阶段：西方大学起源于中世纪的教会，大学是对宗教经典进行解读的场所。大学的这一主要功能也影响了西方的中国研究。在西方，汉学（Sinology）或者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被定义为对中国的哲学、语言、文学、文化和历史的研究。简单地说，这是一种对古典文献的研究。早期的汉学相当于把西方本身的语言学（Philology）应用到中国研究，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仍然没有很大的改变。
“Sino-”的词根从拉丁语“Sinae”演变而来，而“Sinae”则是古希腊的用语，来自阿拉伯语中的 “Sin”。学术界一般认为,“Sin”来自于当时的人们对中国第一个统一帝国秦国“Qin”的称呼。
在汉学研究中，欧洲国家和美国有些差别。在欧洲，汉学（Sinology）指的就是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但在美国，中国研究是一个广义的说法，“汉学”只是中国研究的一个次领域。这种差别主要是因为两个因素。
第一，较之欧洲，美国的历史短，没有自己的经典。尽管美国和欧洲同属一种文明和文化，美国也有欧洲式的经典研究，但并不受重视。
第二，二战之后，社会科学在美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社会科学便是实证科学。欧美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知识层面的劳动分工，大多数思想和哲学思考都产生在欧洲，而美国则是在欧洲人的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简单地说，欧洲人提出命题，美国人进行论证。这种情况也深刻影响了美国的中国研究。较之欧洲国家，美国的中国研究是最具社会科学化的。
在日本，Sinology即 “kangaku” (漢学)，或者“汉研究”（Han Studies）[1]。传统上，日本的汉学深受中国传统的影响，类似于中国的“国学”研究。这种情况近代以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为第一个实现近代化的亚洲国家，日本最先引入西方社会科学。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很多西方概念都是日本学者先翻译成汉字的，我们之后直接借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崛起，对华野心日益加剧。相应地，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可以说是所有西方国家中最全面、细致和深入的。
近代以来，很多中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也深受日本学者的影响。这使得日本在西方汉学研究中占有重要一席。不过，各种因素（包括自成一体、市场足够大和语言等）使得日本的汉学并没有和其它西方国家发生有机关联，基本上是一个独立的系统。但很多既懂中文、也懂日文的西方学者受惠于日本的中国研究。
在西方，尽管从古希腊时代开始，人们对东方有着不同的猜想，但苦于交通的限制，西方人对东方仅仅停留在想象层面。在公元13世纪，蒙古人一路打到欧洲，打通了欧亚两大陆交通。自马可波罗以降，欧洲有关中国的信息逐渐多了起来，但仍然没有系统的信息。比较成型的“汉学”最早见于16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传教士中间。或者说，最早比较系统地研究中国的是欧洲的传教士。为了传教，传教士们需要了解中国文化。因为传教士本身是《圣经》（西方经典中的经典）的解读者，他们也自然通过解读中国的经典来认识中国。对他们来说，包括《论语》在内的中国经典就相当于西方的《圣经》。
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期间，西方的汉学达到了一个高峰。当时，在欧洲启蒙学者眼中，中国是理性、启蒙和文明的象征。对中国文明和文化的积极看法导致了欧洲人对中国儒教、道教、佛教和各种民间宗教的深入研究。
区域/国别研究阶段：近代西方的中国研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西方学者开始挑战传统的汉学研究，提倡把中国置于“区域研究”或者“国别研究”之下。这种转型的一个重大背景就是冷战及在美国发生的“谁失去了中国？”的讨论。冷战把世界一分为二，中国开始时倒向西方的对手苏联，之后又从苏联阵营独立出来。尽管冷战时代，西方的研究焦点是苏联，但在中国和苏联关系闹僵之后，西方也开始强调对中国的研究。
六十年代，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教授提倡把中国研究和学科研究结合起来。另一位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开始质疑传统汉学对社会科学家来说是否仍然是有用的工具。人类学家史景纳（G. William Skinner）呼吁汉学研究借用社会科学方法。史景纳叫出了“汉学已死，中国研究万岁”（Sinology is dead; long live Chinese studies!）的口号。史景纳本人对中国区域市场的研究成为社会科学（人类学）研究中国的典范。不过，这段时期也有不同意见的存在，例如历史学家Frederick•W.•Mote就认为汉学本身就是一个学科，不需要刻意和其它学科发生关联。也有不少学者认同这种看法。
在整个冷战期间，香港成为中国研究的一个信息重镇。当时作为英国的殖民地，美国和西方学者拥挤在香港，对中国大陆进行近距离“观察”，解读中国官方的各种出版物，希望从字里行间找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当然，他们也有很多机会采访从中国大陆到香港的各个阶层、各个地方的人士。
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已故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先生的中国研究就是从香港开始的。当然，不只是傅高义先生，那个时代的大多西方学者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可以说，冷战期间，香港“培养”了一大批汉学家。（应当指出的是，香港这些年所发生的事情也和这种情况相关，香港的学者大都接受了西方的学术方法和价值观，他们对中国大陆的看法是被“殖民”的。）也应当指出的是，整个冷战期间，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看法深刻地受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例如，美籍德国学者魏特福格（Karl August Wittfogel）因为其巨著《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而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之为维伯（Max Weber）式的学者，就是说，魏特福格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和论述犹如维伯对西方社会的研究和论述。但如果人们有耐心读完魏特福格的书，就会感到失望，因为整部书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远非维伯对欧洲社会的客观研究论述。
社会科学研究阶段：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西方迎来了汉学或者中国研究的一个好时代。对西方大多数中国研究学者来说，他们终于可以进入中国，对中国进行“社会科学式”的研究了。尽管会面临一些困难，但他们可以在中国采用田野作业、直接观察、访谈、数据收集等方法对中国进行研究。
一些学者提出“新汉学”（New Sinology）的概念。“新汉学”主要表现为中国研究的社会科学化。自八十年代以降，西方的中国研究逐渐脱离传统的“区域研究”。在美国，传统上和欧洲一样，中国研究往往被置于“东亚研究”“亚洲研究”或者“中国研究”的范畴下，并且和语言、文化、历史、文学研究融合在一起的。但八十年代之后，中国研究逐渐被置于社会科学的各个范畴之下，例如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而“区域研究”领域只剩下传统的语言、文化、历史和文学等。的确，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西方的中国研究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大量的中国案例研究不再像传统研究那样把中国视为特例，而是把中国和社会科学学科（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结合起来，把中国置于比较的角度。再者，也有一些学者不仅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而且试图把中国现象概念化，甚至理论化。
繁荣中隐藏着深刻的危机：尽管就数量来说，中国研究的文章和书籍越来越庞大，但究其本质来说，西方的中国研究已经失去了学术意义，走向死亡。人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大的方面来看这个大趋势：
首先，就方法来说，西方的中国研究大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西方的社会科学在十八、十九世纪兴盛起来。早期的社会科学研究大多体现为宏大的叙事，表现在黑格尔、马克思、维伯、图尔凯姆等等的著作中。二战前后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转向中观研究。八十年代之后，转向微观。转向微观研究对西方来说还说得过去，因为宏观和中观的都做了，转向微观很自然。但即使对西方来说，只有微观没有宏观也是个大问题。西方自上世纪60年代之后，没有出现过任何社会科学大家。但转向微观对中国研究来说是致命的。原因很简单，中国研究还没有经过宏观和中观的阶段，直接转向了微观研究，结果怎样呢？很简单，人们研究得越多，知道得越少。人们不断追求着各种所谓的科学方法，民调，量化，数学化，模型等等，量产着研究文章，也不乏发表在顶尖杂志上。但大多数文章，不知所云，好像在研究中国问题，又好像不是在研究中国问题，既解释不了中国问题，更无法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除了圈内人物互相引用之外，没有任何一点价值。
其次，意识形态化。从比较的角度看中国本来具有建设性，因为通过比较可以看到不同政治社会经济制度的比较优势或者比较劣势。但是在中国研究领域，比较成为西方学者宣扬其意识形态的工具。一旦把西方的价值观例如民主自由人权套在中国研究，学者们所进行的往往不再是中国研究，而是中国批评或者道德评判。这种情况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变得越来越甚。
再次，不仅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西方“文明优越论”中所包含的文化偏见也深刻地制约着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实证研究。西方不是铁板一块，西方文明本身也是多元的。再者，西方也是提倡多元的，西方对其内部的不同和差异还比较宽容，即所谓的多元主义。但这并没有丝毫表现在中国研究上。对中国文明，西方学者毫不宽容。文明的优越感使得即使是那些对中国抱有积极态度的学者也很难做到客观地看中国。在很长时间里，西方学者承认中国有思想（对事物的看法），但不承认中国有哲学（系统的知识体系）。更为严峻的是，在中国研究上，西方整体都在“美国化”。传统上，欧洲国家尤其是具有哲学精神的德国和法国对中国有其自身独特的思考。但今天这种情况不再。不仅仅是媒体在美国化，学术研究思维也在美国化。
此外，西方社会科学本身的衰落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西方社会科学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一直处于衰落状态。这种情况也大大拖累了中国研究。今天的西方中国研究充斥着意识形态、政治、道德价值等。只差有人出来宣布“死亡”了。东亚的日本、韩国何尝不是如此呢？作为东亚文化的一部分，日本和韩国传统上对中国有自己的研究。但现在都被有效地美国化了。这表明美国文化的滲透能力，东亚学者的思维被有效地“殖民化”了。
其实，中国研究在中国本土也面临着同样甚至更为严重的问题。本来，中国研究无可非议地需要依靠中国学者本身。但很多因素在阻碍着中国学者履行这个角色。在中国本土，存在着三种情况：
第一，一些中国学者同样用西方的价值观来判断和评判中国，甚至比西方学者更为极端。
第二，方法论方面比西方还西方，把西方的方法推向极端，没有任何反思精神。
第三，本土派的学者则是占据另一个极端，往往处于自说自话的境地，既不像传统的国学，也不像近代社会科学。
荒唐的是，在西方，随着中美之间冷战的开始，中国研究替代了冷战时期的苏联研究，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到中国研究。冷战对美国的社会科学所产生的影响怎么评估都不会过。兰德公司研究模式，包括博弈论、交叉学科研究、行为模式、沙盘推演等等方法都影响了美国社会科学，甚至成为社会科学的显学。在哲学层面，中西方冷战也产生了一些深刻的哲学思考，六十年代西方产生了一大批哲学家和思想家，他们的思考都离不开东西方对立。那么，中美冷战局面下西方对中国的关切是否会促成西方社会科学的转型和复兴？这种转型和复兴会以怎样的方式影响到西方的中国研究？日益渐增的外在压力是否会转变成为中国学者的动力来建设中国本身的中国学？这些都是今后需要加以密切观察的问题。
无论是在古希腊的“Sino-”还是日本的“漢学”，这里的“汉”指的是文化、语言、哲学等。但近代以来，人们在“汉”字下面加了一个“族”字，“汉”从文化演变成为“汉族”。中国文化中有“家族”、“宗族”等概念。民族的概念是西方的，从西方进口而来。因为我们缺少概念，就搬用了西方的概念。这不得不说一个遗憾，无论是学术层面还是政策层面。这是一个需要我们严肃认真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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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浙江余姚人，中国政治、国际关系与社会问题专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讲席教授。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他是《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期刊的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