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遥国际电影展今年来到第三届，一如以往聚焦于中国及世界各地的低成本艺术电影。这个宗旨令其在中国数量日增的电影交易市场中占有独特地位。
在中国众多电影节之中，平遥国际电影展举行地点的景色可谓数一数二。平遥是一个相当完好的古城，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平遥国际电影展于2017年由中国电影制作人贾樟柯和威尼斯电影节前主席马可穆勒(Marco Mueller)创办。电影展有一个独特的使命，就是推广中国和世界各地的艺术电影，令更多人认识这些作品，从而令中国电影市场变得更多样化。
平遥电影宫特意为平遥国际电影展建造。
贾樟柯是中国最具国际知名度的导演之一，其电影经常在康城电影节放映。数年前，他回到家乡山西创办电影展，获山西省政府和当地商界支持。他与当地建筑师王怀宇合作，在古城大街附近一个原柴油机厂园区兴建平遥电影宫，作为电影展的举行场地。电影宫如今已经落成，外貌富有后工业化的氛围，与古城大部分地方的古老寺庙和红灯笼街景形成鲜明对比。
穆勒也曾担任罗马、洛迦诺和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主席。他回顾平遥电影宫的建造工程说：「我们为建筑师提供了康城和洛迦诺大广场所有剧院的平面图，而他们的表现也没有令我们失望。」
平遥电影宫建成后，建筑群包括一个有1,450个座位的露天剧场，另有5个合共有816个座位的室内放映厅，还有论坛空间、餐厅、酒吧和展览空间等。平遥的古老街道有许多优质酒店，当中一些更有600多年历史，可追溯到明清时期。不过，电影展参加者要是较喜欢现代风格，也可以选择住在古城外的现代化酒店。
平遥国际电影展目前每年放映约50部中外艺术片或专门电影，并颁发两组奖项，分别为罗伯托罗西里尼荣誉(Roberto Rossellini Awards)和费穆荣誉(Fei Mu Awards)。前者颁发给世界各地首次或第二次执导的电影导演，而后者则限于首部或第二部华语片作品。
今年罗伯托罗西里尼荣誉的得奖作品中，巴西电影制作人玛雅达林(Maya Da-Rin)的《高烧》(The Fever)获最佳电影荣誉，而塞萨尔迪亚兹(Cesar Diaz)凭借在危地马拉拍摄的《我们的母亲》(Our Mothers)获颁最佳导演荣誉；此外，中国导演梁鸣的《日光之下》则获评审荣誉。另一方面，新加坡导演陈哲艺的《热带雨》则赢得费穆荣誉的最佳影片和最佳女演员(杨雁雁)等殊荣。
尽管平遥并非一个容易前往的地方，但电影展仍然吸引了大批年轻的电影爱好者和大学生到场，其中许多人来自遥远的上海和深圳。当地最近的机场位于山西省会太原市，距离古城70分钟车程，不过平遥本身也有高铁连接西安和北京。虽然前往当地的交通不太方便，但参加者显然没有因此而却步，穆勒说：「今年所有放映厅的门票早已售罄，因此贾樟柯正考虑在现有剧院后面再增建3个放映厅。」
巴西获奖电影《高烧》主题围绕梦想与现实。
不过，电影展不只是为了吸引年轻观众，提供平台让他们观看那些口碑好、但在一般电影院看不到的电影。贾樟柯和穆勒还有一个商业目标，就是希望改善中国各地的市场状况，促进艺术电影的推广和发行。
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2018年的年度票房为88.6亿美元(609.8亿元人民币)。然而，这些收益大部分还是由好莱坞大片或本地的高成本制作赚取。虽然有些艺术片的成绩也非常理想，例如黎巴嫩导演Nadine Labaki的作品《何以为家》(Capernaum)早前在内地上映，票房达到5,400万美元，但内地发行商倾向批量购买此类电影，然后在视频媒体平台发行，而非安排在电影院上映。
穆勒认为，平遥国际电影展颁发的奖项能发挥关键作用，协助这些成本较低的电影吸引中国媒体和广大观众关注，同时提供机会给这些电影的版权人与中国内地的电影发行商探讨合作空间。穆勒解释自己的想法：「很多时候，发行商在戛纳或柏林购入电影后，过了几个月仍未能观看。因此，我们的挑战是要揭示这类作品的潜在市场价值。」
新加坡电影《热带雨》探视社会问题。
中国导演梁鸣的《日光之下》获得评审荣誉。
除了作为电影作品的推广平台外，平遥国际电影展还希望帮助中国的年轻电影制作人开发和制作新电影项目，以及为他们这些作品寻找市场。为了促进这一点，电影展自第一届起每年举办「发展中电影计划」，为世界各地的电影代理商和国际电影节节目策划人提供机会，接触仍在发展制作中的中国电影项目。
今年，电影展还首次举办名为「平遥创投」的合拍和融资市场，为电影制作人提供渠道，就剧本项目争取资金和其它合作安排。电影展结束时，十几家中国电影工作室和赞助商颁发了11个现金奖励，支持他们认为最具潜力的项目和发展中的电影。
在电影展举行之前，贾樟柯和他的团队审阅了500多个剧本，从中挑选了16个，提交给参加首届平遥创投的潜在投资者。贾樟柯解释为何要大力支持这些项目：「中国有许多年轻导演，但他们不是那么容易接触得到投资者和制片人。因此，我们认为电影展是个大好机会，让我们发掘新的人才，将他们介绍给观众和整个行业认识。」
除融资市场外，平遥国际电影展还筹办了「电影人」系列论坛和大师班，希望可助众多年轻导演增进知识。今年，大会邀请了著名的中国制片人张艺谋和谢飞、日本导演清水崇、巴西导演Kleber Mendonca Filho和香港制片人施南生等，在各个论坛和大师班上分享经验。另一方面，贾樟柯和穆勒还利用他们强大的国际人脉，邀请了一些著名国际电影节总监及节目策划人担任讲座嘉宾，包括戛纳电影节的Christian Jeune、柏林电影节的Carlo Chatrian和东京银座电影节的市山尚三。
对于中国艺术电影的制作人来说，在国内市场发行作品有时相当艰难。不过，此届多个座谈会还触及一些更为棘手的问题，包括如何在电影节获得一席位和海外发行等。上述的各大电影节节目策划人几乎一致认为，中国电影制作人要努力追求原创性，不要受贾樟柯、王小帅或娄烨等现今电影节红人的作品过度影响。他们特别指出，中国电影制作人要聚焦描绘自己对现实的感知，因为这才是国际电影节观众渴望看到的。
Chatrian将于明年接任柏林电影节艺术总监一职，他进一步阐述以上观点：「最佳的中国电影都是以一种截然不同的现实氛围为基础，这也是中国电影在柏林如此成功的原因。归根结底，它们给观众带来强烈感觉，觉得自己体验了一个不同的现实。」
香港传奇著名制片人施南生是另一场座谈会的嘉宾，现场座无虚席，参加者听她细说自己如何在1980年代初帮助香港电影开拓国际市场。施南生说，在开拓台湾、韩国和日本市场后，她把目光投向世界其它地区，并开始每年到戛纳电影节朝圣。
戛纳电影节向来以门槛高著称，施南生详细讲述如何在那里取得佳绩：「我们聘请了营销专家，向他们请教各种各样可用以吸引买家的窍门。我们还意识到，尽管香港电影的动作场面非常出色，但许多技术方面的元素却有待改善，例如后期制作。当我做完了功课，知道如何向发行商推销后，我们便开始把电影售到全球20至30个市场。」
施南生参与制作的大片《无间道》是电影经典。
施南生参与制作的作品中，最为人熟悉的莫过于《狄仁杰》和《无间道》系列等大片，但其实她也是香港一些最成功的艺术电影的幕后功臣，包括2011年的《桃姐》(荣获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和2013年的 《过界》(在戛纳电影节首映)。基于这两部电影的经验，她认为电影要在海外市场取得成功，不一定需要高成本和大明星，展现共同的人道和普世价值同样可吸引观众入场。
她在结语中呼吁年轻导演：「伊朗的奥斯卡得奖电影《一次别离》(A Separation)，以及日本的《小偷家族》(Shoplifters)和韩国的《寄生虫》(Parasite)这两部戛纳金棕榈奖作品，都是值得学习的例子。这些电影成本不高，但能以细膩的手法表达主题，故事也很真挚动人。当然，在发行方面，卖点仍然是要有的，例如戛纳电影节奖项，不然一部伊朗电影很难在全球各地票房火爆。我深信，中国的电影制片人也有机会制作这种电影。」
伊朗电影《一次别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