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武帝与海上丝绸之路
1.汉代的印度洋航线
关于秦以前航海海域的记载，基本上不离近海，有史可寻的“远涉重洋”应该是在汉代。最早具体提到东西海路交通的是《汉书·地理志》，它描述了从今广东沿海经中南半岛、东南亚前往“黄支国”和“已程不国”的海路。
当时从汉境启程的起点一般是日南（今越南广治省）、徐闻（今广东雷州半岛南端徐闻县）与合浦（今广西北部湾边合浦县）等处。有这些地方出发，船行5个月，至“都元国”（当在今马来亚半岛东南部靠近新加坡海峡处）；再继续行4个月可至“邑卢没国”（应在今缅甸南部注入莫塔马湾之锡唐河入海处）；复行20余日，至“谌离国”（当为缅甸伊洛瓦底江中游的古国蒲甘）。由此步行10余日达“夫甘都卢国”（应为位于濒临孟加拉湾的缅甸太公城的旧蒲甘）。从此国船行约两个多月，抵“黄支国”（应为今印度南部东海岸泰米尔那度省的首府马德拉斯以南的建志补罗）。黄支国地域辽阔，入口众多，其民俗与当时海南岛差不多，自汉武帝时代便多次遣使贡献。再向南还有“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直至此国，汉朝都可用自己的译员。返航时汉船从黄支国行8个月，抵“皮宗”（很可能是马六甲海峡东部的香蕉岛），再由此行两个月回到日南。
海外交通的基本动力是贸易。西汉时代海外物产已经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据《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二年（公元2年）春，黄支国献犀牛。”同书《王莽传》也提到：“黄支国自三万里贡生犀。”实际上，犀牛通过贸易进入中国的时间比上述文献记载要早。1955年在广州东山梅花村2号墓的南越国时期墓葬中，就出土了4枚陶制犀牛模型，陶胎为红黄色，较残，大小相若，残长10厘米。1960年在广州三元里马腾岗1号墓出土了15枚陶制犀牛模型。其中6枚为青灰色胎，质地极坚硬；其他9枚为红黄色，质地略软，形制相同，底挖空成圆锥形，与角体相应，角尖切平，大小相若，长17厘米，底径6厘米。同墓出土的还有木胎漆扁盒，高34.2厘米，腹部最宽35.9厘米，两面均以朱漆绘犀牛，形态生动，应是番禺工匠根据所见活犀牛绘制。另外，1983年在广州解放北路象岗山南越国文帝赵昧墓发现大象牙5枚，形态特征和大小比例与亚洲象的纤细形牙区别明显，应为非洲象牙。由此可见，西汉时南亚次大陆的南端并非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非洲的物产已经展转进入中国。当然，这条从华南到印度洋的航线可能在先秦时代就有，只是汉代才有记载而已。
2.汉武帝的海上武功
西汉有很多水师基地。水师常备军都驻扎在沿江傍海地带，属于所在都守统辖。西汉的水师基地有豫章（今江西南昌）、浔阳（今江西九江一带）、庐江（今安徽安庆）、会稽（今江苏苏州）、句章（今在浙江宁波）、博昌（山东博兴入菜州湾处）等。其中庐江和会稽等地还是重要造船基地。汉武帝凭借其强大的水师完成了对东瓯（今浙江省东南部）、闽越（福建部分地区）、南越（两广部分地区）等地方封建割据政权的统一，巩固了海疆，为东南与南方沿海航路的畅通打下了基础，从而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
和秦始皇一样，汉武帝也多次巡游海上，两次比较有名。
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也派入去东海探寻到日本的航路，并试图求海上仙入，甚至差点自己亲自出马。第二年秋，汉武帝派楼船将军杨仆从山东渡过渤海攻打朝鲜。后来由于朝鲜内乱，汉武帝接管了卫氏朝鲜统治区，并设置了四个郡。从此，通往日本的朝鲜通道打通了。随后，许多汉人迁徙到朝鲜、日本，倭人也途经朝鲜来到中国。后来的几次，也都是出海求仙。
3.汉朝与东亚诸国
早在东汉建武中元二年（57），“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后汉书·光武帝纪》），这是中国史书上第一次对中日交往的记载。“光武赐以印绶”（《后汉书·东夷传》），这一条记载，根据出土文物也证实了。1784年（清乾隆四十九年，日本天明四年）日本九州福冈县志贺岛的一位农民，在修水沟时，发现了一方金印，这方金印上刻着“汉倭奴国王”五个字，该印2.3厘米见方，0.3厘米厚，重约108.7克，金质蛇钮，阴文篆文。这就是东汉光武帝赐给倭奴国王的那方金印。它是自古中日友好往来的见证，因而受到两国人们的重视。
在开辟经由印度通向西方的试探未获成功以后10年，即元鼎五年（前112），汉武帝借平南粤吕嘉叛乱之机，派楼船将军杨仆率水军10万人，秋天自浙江航海南下，第二年（前111）冬季攻克番禺（今广州），吕嘉乘船入海逃亡，被汉水军追杀。收复南越以后二年，即元封二年（前109），再派杨仆率水军5万人，从山东出发，渡渤海攻朝鲜。前后三年之间，汉武帝两次海上用兵，向南打通了从长江口直达两广的航线：向北打通了从山东到辽东的航线。把南北两条航线衔接起来，便贯通了北起辽东、南至两广的海上航线。此后又以这条航线的两端为起点，向东向西扩展，形成了通向国外的海上丝绸之路。
《汉书·地理志》记载说：“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是说汉武帝攻占朝鲜后，设置了乐浪、临电、玄菟、真番四郡，开始与日本建立了海上交往。日本虽在中国东方，但限于当时的航海知识和技术等条件，双方只能沿着传统形成的绕经朝鲜的沿岸航线。这是自汉武帝以后直到曹魏时期的中日交往的主要航线。近代在日本弥生时代遗址发掘中出土很多中国的古镜、壁、玉以及王莽时代的货泉当然是汉代中日间海上交往的有力见证。
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建武中元二年（57），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帝赐以印绶。”由此可见，到东汉初年，中日双方的交往关系更为密切了。
二、汉代的造船与航海技术
1.汉代的船
汉代以楼船最为著名。这是说汉代的船舶已不是一般的木板船，在构造上已经有了较为发达上层建筑。具有发达的上层建筑的楼船，或作为水师的旗舰，或作为皇家的座船，少不了要加一些辉煌的装饰。如文献所载：“治楼船厂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后汉书·公孙述传》甚至记有：“又造十层赤楼帛兰船。”所谓帛兰，即以帛饰其兰栏。船有十层颇难令人置信，但在汉代发展了带有四层建筑的楼船，并且“旗帜加其上，甚壮”则是可以理解。
汉刘熙所撰《释名》一书，讲到船的上层建筑并各有专名。从第二层算起叫做庐，第三层叫做飞庐，第四层叫做爵室。联系这诸多文献的记载，可谓楼船具有多层上层建筑为言之不虚。
50年代以来，在广州、江陵、长沙等地，相继出土了汉代的陶质和木质的船舶模型，借助这些文物倒是可以对汉代船舶有较深人的了解。
50年代，在长沙曾出土一只西汉时期的船模。据当时的发掘报告说，这只船模的船身是由一段整木雕成的，船形细长，头部较狭，尾部稍宽，中部最宽，船底呈圆弧形。在船头、船尾上又各接出一长方形的平板，总长1.54米。船头部稍高，尾部方阔，上部外侧最宽处为0.2米。在船身两侧和首尾平板上都有模拟的钉孔。两侧有较高的护舷板，左右共16只桨，为内河快速船型。尾有桨一支，用以代舵。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
2.汉代的航海技术
汉代的导航技术有了新的发展，那就是海中占星术。《淮南子》云：“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癌矣。”这是较早记载中国人利用北极星作定向导航的材料。《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的海中占星术方面的书有《海中星占验》12卷、《海中五星经杂事》22卷、《海中五星顺逆》28卷、《海中二十八宿国分》28卷、《海中日月虹杂占》18卷等。这里的“海中”，大有可能是东海一带。
远古时期中国人利用季风航海的事例，不见于史。到汉代，《汉书》才有3次季风航行的记录。元鼎五年（前112）和六年（前113）的秋季，汉武帝分别派将军从海路南下攻打广东番禺和东越国，其航向与偏北季风恰好一致。至于记载印度洋航路的那次航程，更能说明季风的作用。从中国出发大体选择11月前后，可以利用冬季北风；夏季从孟加拉湾北上，可以利用南风；返航时也是如此。所以，最迟到西汉，中国人已经熟练利用季风航行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
三、孙吴和曹魏的航海事业
1.吴国的造船与海外联系
孙吴所据的江东，历史上就是造船业发达的吴越地区，政权新建不久就有船舰5000艘。吴在永宁（今浙江温州市）、横阳（今浙江平阳县）、温麻（今福建连江县）等处都设有“船屯”以发展造船业。吴国有许多技术高超、熟练的造船工匠，还在建安设了管理造船的官员——典船校尉。吴国造的战舰，最大的上下五层，可载3000名士兵。孙权乘坐的“飞云”、“盖海”等大船更是雄伟壮观。那时，孙吴能多次派出大船队远航辽东及南海海域。孙吴的民船业发展也很发达，如位于今江西省南昌市两南的“䑦艫洲”就出于建造过“䑦艫大扁”而得名。“舸”、“艑艇”、“轻舟”、“舲舟”、“舫船”都是民船的名称。最有名的温麻船屯造的“温麻五合”海船，由于是并用五个大板做的，所以以“五合”为名、“晨凫”又名“青桐大舡”，就是诸葛恪造的“鸭头舡”。这些大船选材考究，多用“豫章楠（株）”上好硬木制成，极为坚固。
孙权当政时，十分重视同海南诸国的关系。大约在黄武五年到黄龙三年（226—231），孙权曾派朱应和康泰访问过这些国家。两人分别写有《扶南异物志》和《吴时外国传》，可惜都已经散失。但从后人辑佚里，我们知道他们到过滨舟专国（在今中南半岛）、林阳国（今泰国西部或缅甸东南部）、优钹国（今缅甸南部）、横跌国（今恒河口一带）、蒲罗中国（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柔佛一带）、耽兰洲（今马来半岛东岸的哥打巴鲁一带）、薄叹洲（在今马来半岛）、马五洲（在今印度尼西亚）、巨延洲（在今加里曼丹岛）、乌文国（在印度东岸）和斯调洲（今斯里兰卡）等地。其实，这条航道正是西汉时印度洋航线的延伸。
同时孙吴也加强了与日本的联系。由于北方地区已被曹魏控制，他们便想从东南沿海赴倭。吴黄龙二年（230），孙权派“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出海，寻找夷洲和亶洲（吴人称倭国为亶洲）。亶洲所在绝远，卫温和诸葛直只到了夷洲（今台湾），“得数千人，还”（《三国志·吴志》）。这是中国经营台湾的首次记载。由于他们没能到亶洲（日本），便率队返航。吴黄龙三年（231）二月，他们刚从海外返回，便以士卒疫死者十亡八九，温、直“违诏无功，下狱诛杀”。卫温、诸葛直去开辟东海通日的航线没有成功，吴国便想绕过曹魏直接控制，从海上与魏辽东太守公孙渊建立联系，开辟从长江口北航朝鲜再转赴日本的航路。
吴嘉禾元年（232）三月，孙权派将军周贺从海上潜航辽东，以待今后南北夹攻魏。此事被曹魏发现，就命魏将田豫率青州兵讨公孙渊，并在山东成山角设伏，截击由辽东返东吴的周贺等人。适遇大风，东吴舰队皆触礁，几乎全军覆没，周贺被斩。十月，公孙渊派校尉宿舒、阆中令孙综藩于了权，并献貂马，此事受到曹魏责难。第二年（233）三月，孙权又派张弥等带大量珍宝财货、水军万人送宿舒、孙综回辽东。时公孙渊已重投曹魏，就将张弥杀死，俘虏了全部随行吴军，只有随员秦旦等逃亡到高句丽。高句丽派人送秦旦等到返回东吴。赤乌二年（239）春，吴再派将军孙恰到辽东，击败曹魏守将，“虏得男女”而回。
东吴三次大规模出动船队开辟了自长江口直达朝鲜的航线。虽未能达到日本，却为南朝时形成的中日南道航线打下基础。
关于中日南道航线的产生，是由于“倭人……初通中国也，实自辽东而来……至六朝及宋，则多从南道，浮海入贡及通互市之类，而不自北方，则以辽东非中国土地故也”（《文献通考》）。这时朝鲜北部的高句丽与倭处于敌对状态，道路受阻。
中日南道航线：从建康出发——长江口——山东成山——模渡黄海——朝鲜南部—一济州海峡——对马岛壹岐岛——福冈（博多）——穴门（今关门海峡）——澈户内海——大阪（难波津）。
中日南道航天线比曹魏时经带方郡到日本的北道航线要近得多。但是航海技术要求更高。
2.曹魏与日本、朝鲜
到了曹魏时，魏景初二年（238），倭奴女王卑弥呼遣使臣难升米来中国洛阳，与魏通好，并且“献男牲口四人，女牲口六人，班布二吞二丈”。魏明帝招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封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并赏赐大量各色丝绸绢锦、黄金、铜镜、真珠、五尺刀等物，并要卑弥呼把这些赏物耀示国人，使倭人了解曹魏对卑弥呼的友善、支持。
曹魏与倭奴自魏景初二年至正始九年的10年间（238—248），有6次派使节互相馈赠及答谢等往来，中日海上交通频繁。
曹魏与日本的海上航路是：曹魏从山东渡渤海——曹魏属带方郡（今朝鲜开城附近）——釜山——对马岛——壹岐岛——九州福网松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