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发生了一起轰动世界的牛兰夫妇案，这一案件的影响甚至延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牛兰原名鲁埃格，波兰人。牛兰夫妇是共产国际于1930年派到上海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联络员。职位虽然不高，接触的机密却非常多，最为重要的是保存着远东各国支部给共产国际的大量文件，以及共产国际给远东各国支部发放经费的明细账目。
1931年6月1日，共产国际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国警察从约瑟夫携带的文件中发现了一个上海的电报挂号和邮政信箱，便将其通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警务处密探监视后发现两处可疑地点：上海四川路235号4室和南京路49号30室。前一处是牛兰夫妇的住处之一，后一处则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驻上海的办事机构。6月15日，英国巡捕马上将牛兰夫妇逮捕。
在搜查牛兰夫妇掌握着的几处房子时，搜得有共产国际远东局1930—1931年的帐薄，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秘书处中国办事处的帐薄，上海各银行的存折，以及大批文件，其中既有共产国际给远东局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党的指示，也有远东局和中国党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从他那里搜得的党的文件如此之多，以至于《申报》登了两个月的秘密文件。但是，在如山铁证面前，牛兰夫妇拒绝回答警方的任何问题，坚持自己的公开身份——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秘书。于是，共产国际利用工会组织开展营救。法国工会联盟从巴黎发来电报，抗议警方逮捕工会秘书牛兰夫妇；国际反帝同盟主席明岑贝尔格发起“保卫无罪的工会秘书”运动。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私下透露：案子很棘手，若查无实据，只好放人。
就在这时，顾顺章被捕后供出了牛兰。顾顺章的供词说：“共产国际派遣代表九人来上海，即系国际远东局，大多数是俄人，也有波兰人、德国人，姓名住址不太知道。远东局主任名叫牛兰，我们都叫他老毛子。他有一个妻子，非常厉害，名字不详”。接着，向忠发被捕后也间接供出了牛兰夫妇：“共产国际驻上海之东方部负责人，前为米夫，现已回国。刻由一波兰人负责，但自称是比国人，闻已被捕，押在英租界捕房中”。这样，1931年8月，牛兰夫妇被南京当局引渡。8月14日，大批全副武装的宪兵押解牛兰一家从上海前往南京，牛兰夫妇此时意识到，他们很可能从此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但是，牛兰夫妇并没有因此开口说话，依然一口咬定自己的身份就是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秘书，其他一概不说。
（牛兰）
这样，共产国际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公开营救。从1931年9月开始，营救牛兰夫妇的活动逐渐发展成为一场世界性的运动。国际红色救济会率先发动强大的舆论攻势。当时该组织是一个非党化的国际救援组织，在77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300万会员，以十几种文字定期不定期地出版散发几十种报刊杂志和救援公告。在国际红色救济会的组织下，一份份声援牛兰夫妇的呼吁书传到各地，一封封抗议信电发给南京军事当局。国际知名人士如高尔基、罗曼·罗兰、宋庆龄、鲁迅等也加入救援，发宣言、提抗议。
但是此后近十个月内，南京政府采取沉默态度，始终未作公开答复，甚至否认牛兰夫妇在他们手中。
这时，为了营救牛兰夫妇，共产国际决定动用苏联红军情报部门的远东情报组织佐尔格小组，查明牛兰夫妇的关押地，为公开营救行动提供确凿证据。应该指出的是，使用战略情报组织，营救被捕人员，说明共产国际下了巨大的决心。因为这样做，显然冒着该战略情报组织暴露的风险。当时，佐尔格上海小组通过艰苦努力，刚刚在中国各地建立起一个战略情报网络，一旦暴露，损失无法估计。即便如此，红军情报部也好，佐尔格本人也好，都没有任何犹豫。佐尔格决定，由张放负责查找牛兰夫妇的下落。张放接受任务后，通过他的情报员联系到了当时中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张冲。佐尔格接着指示张放，设法通过张冲，拿到牛兰的亲笔纸条，证明他确实在南京。有了这个确凿证据，共产国际才能进一步开展营救行动。张放又与张冲联系，两天后得到答复：“手迹可以送出，代价是二万美金。”二万美金，这在当时是笔巨款。佐尔格拿不出来，地下党方面也拿不出来。
当时，共产国际每个月通过牛兰给中国党的经费也就这个数目，以至张放都反对送给张冲如此巨款。但是佐尔格坚持同意，并立即向莫斯科总部报告，要求火速送来二万美金，作为营救牛兰夫妇的特别经费。莫斯科总部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佐尔格的请求，并告知两名押送钱款的人员已经上路。红军总参情报部派遣哈尔滨秘密联络站的负责人德国党员赫尔曼·西伯勒尔运送这笔巨款。这时，在哈尔滨的另外一名苏军情报人员、德国党员奥托·布劳恩要求一同前往上海。这个奥托·布劳恩就是后来进入江西苏区，被某些人捧为“太上皇”的李德。
（佐尔格）
二万美金一到，佐尔格就通知张放：“告诉张冲，先交货，后付款”。很快，一张三寸长、一寸宽的小纸条交给张放，上边写了两行俄文。过了两天，佐尔格给了张放一个小包，并对他说：“货是真的。这是货款，速付对方。”有了这张纸条，国际营救组织了更为声势浩大的行动。1932年5月，南京当局不得不公开审理牛兰夫妇案。牛兰夫妇在狱中绝食抗议，狱外各方面大张旗鼓声援营救。1932年8月19日，当局以扰乱治安、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援引大赦条例，减为无期徒刑。至此，牛兰夫妇生命得以保全，营救行动告一段落。抗日战争爆发后，牛兰夫妇获释。
然而，佐尔格小组却因此而暴露了。二万美金的交易，后来被证明是张冲的阴谋，种种迹象表明，特务已经开始跟踪，寻找他们的踪迹，佐尔格小组因此被暴露在中统的视线之内。为安全起见，1932年底苏军情报部将佐尔格、张放和其他主要人员撤回莫斯科，只留下了一名叫陆海防的外围情报员。
（李德）
事实证明，为了营救牛兰夫妇，苏联在华情报机构遭受了重大损失。间接地，中国红军也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情报来源。这个损失有多大？有一个数字可以说明：据俄罗斯新近解密的档案，佐尔格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期间，共发回莫斯科597份急电，其中有335份直接通报给了中国红军或中华苏维埃政府。而且，这个损失并未就此结束。后来，李德进入了江西苏区。再后来，情况大家都知道的。
本文作者：西西河的老拙，公众号“这才是战争”加盟作者 ，未经作者本人及微信公众号“这才是战争”允许，不得转载，违者必追究法律责任。
公众号作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