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仔细省思城市里的各种设施，你大概会同意我的这种说法——“城市本质上是为成年人修建的”。但如果非要在城市里找出一个儿童的专属空间，那大概只有儿童游戏场了。
在1944年的《上海特别市第一区全图》中，清晰标识出了南阳路儿童游戏场的位置
继续往前追溯我们会发现，专门的儿童游戏场在中国古代的城市中并不存在。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儿童并不缺少玩乐的方式（捕蝉、蹴鞠、竹马等），他们缺少的只是一个纯粹的玩游戏的所在。儿童所拥有的空间，必须依附于成人方能成立。至于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与中国古人“漠视儿童”的观念有关。进一步说，中国古人并不缺乏发现童趣的眼睛，真正缺乏的只是对儿童玩乐需求的正视。他们认为儿童始终是需要训规与劝导的，以显得“晓事明理”。
老上海国文教科书里儿童玩耍的场面
当然，西方也是到了19世纪才出现专门的儿童游戏场。彼时的英国改革家强调，只有拥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拥有健康的心智。而美国的杜威将儿童描绘为“小大人”（Miniature adults），肯定了儿童玩耍的本性，并将其视为儿童探索世界的一种手段。不论是以“强健体魄”为目的，还是以发展儿童认知能力为归宿，儿童玩乐的需求逐渐得到成人的肯定。这场儿童观念的变革也深深影响到了近代中国。梁启超就认为儿童教育必须考虑他们的身体发展。“儿童的发现”则被视为了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20世纪20年代以后，儿童的发展逐渐与民族强盛联系到了一起。一个拥有强健身体的儿童的国家，被视为拥有光明的未来。
（二）
观念的改变直接影响着现实的行为，19世纪西方的成年人开始为儿童拥有一个只为“玩乐”的场所而努力了。1877年，英国伯明翰市的巴宝莉街游戏场（Burberry Street Recreation Ground）专门为儿童配备了游戏设施。上海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儿童游戏场的建设也是走在全国前列。不过，彼时的儿童游戏场大多由租界管理机关建设，因而也大多位于租界区内。关于近代上海儿童游戏场的大致情况，可参考下表。
表1 近代上海儿童游戏场基本情况表
资料来源：方妍：《近代上海儿童娱乐世界的徜徉（1915—1937）》，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42—44页
旧时昆山花园内景
20世纪30年代后，这些位于租界的儿童游戏园开始对华人开放。之后，进入公园的人数开始与日俱增。比如仅1933年12月份，就有40874人次进入南阳路、新加坡等儿童公园游览（《申报》1933年1月11日11版）。这种火爆程度还可以从公共租界各公园历年接待的人数看出来（表2）。
表2 公共租界公园1930—1937年接待人数
儿童在儿童公园内玩耍时的情形
这些儿童游戏场大多设置于公园内，极大满足了父母和孩子一起游玩的愿望。当成人陶醉于公园中西合璧的奇异景致时，小孩们则在公园草地上奔跑，在秋千滑梯上嬉戏。这是很多中国人所从未见过、体验过的，这恐怕是公共租界内的公园如此火爆的主要原因。此外，一些公园举办的嘉年华活动也是让小孩对公园魂牵梦绕的因素。如顾家宅法国公园每年举行玩具展览会，会期为十月十一号。这一天，公园内有奏乐亭、有戏台、有中西杂技，儿童甚至可以凭券骑驴（《今年国庆日之法国公园》，《申报》1926年10月9日1版）。因而，有的小孩在报刊上发表自己的习作，里面洋溢着对儿童公园的无限喜爱，如赵景源《儿童公园》就这样写道：
这是我们的公园，园里有高大的树，美丽的花，碧绿的草地，还有假山，水池，茅亭和运动场。在课余和假日，我们常约了同伴到公园里去玩耍。最有趣的是在花坛前唱歌跳舞，或者到草地上踢小皮球。春夏二季里，每天清晨和傍晚的时候，游人特别多，不过都是我们蓬蓬勃勃的小朋友。
——《儿童世界》
1933年第7期，第33页
1947年地图中复兴公园周边图
除租界外，华界内也逐渐建设了一些儿童公园。此外还有一些私人开设的游乐场、儿童戏院等。如1912年开业的游乐场楼外楼，就极娱乐之能事。里面不单有哈哈镜等儿童游乐设施，还有武术、杂技、魔术等表演，可谓是老少咸宜（《海上游戏场之溯源谈》，《申报》1925年2月26日1版）。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能享受西化带来的便利与感官愉悦。对很多生活在贫民区的孩子来说，恐怕终其一生都将无缘儿童游戏场，他们只能在生活的游戏场上苦苦前行。但即便如此，孩子纯真的笑靥还是会在城市每个地方绽放，为成人世界带去一丝清凉。毕竟，我们都曾是“蓬蓬勃勃的小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