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人乾，著名历史学家，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年至1987年任山西大学校长。
山西人的性格解读
山西人怎么了
在一般中国老百姓的印象里，全国各省份中，名称凡是沾了“西”字的，都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不是吗？山西、陕西、江西、广西！连见多识广的余秋雨先生未来山西旅行前，其认识也定格在这种看法上（见《山居笔记》中的《抱愧山西》）。不仅如此，山西人似乎还是“异类”或“另类”人。在国家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山西人发觉自己既不是发达先进的东部省份，又不是重点支援的西部省份。于是，不论是在民间还是官场，出现了一种自嘲的说法：“不是东西”，用于表达窘迫尴尬的心境。笔者外出参加学术会议时，茶余饭后与新老友人交谈，不时有人戏谑地发问，你所在的山西怎么了，老是跟发展潮流过不去，人家都在“扫黄”，而山西却在“引黄”（指万家寨引黄入晋水利工程），大家都在追新求异，而山西修的第一条高速路却叫“太旧路”，不是太煞风景了吗？当然，这是调侃，不必在意。
那么，山西人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是否确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呢？记得笔者四十余年前刚到山西时，有朋友告知，这里是“刀削面，像腰带；三轮车，倒着踩……”是啊，笔者到过国内外许多地方，品味过不少南北风味面食和西餐，可刀削面确系独树一帜，即使意大利通心粉品种繁多，但如此宽厚的刀削面也是绝无仅有的。笔者也观察过太原和山西其它城市街头的三轮车，确有倒着踩的，启动时脚往后踩以推动前进。如此说来，透过这些零碎的表象，能说明山西人确是一个富有独创思维的特别群体吗？
社会上对山西人的评价五花八门、南辕北辙。
有人说，山西人大气。婚丧嫁娶，大摆宴席；人际交往，大包送礼。尽管这些年山西人的钱包并不鼓，但礼数周全。也有人说，山西人小气。穿戴“土气”，不合时尚；饮食简单，不离面食。面食花样虽多而调料有限，醋是不能须臾离开的，早晚少不了小米稀饭，城里人还喝一点牛奶，但仍不普及。
有人说，山西人才华超群。走遍山西城乡，许多山西人都可以如数家珍似的举出一大串光辉的名字：“武圣人”关公，中国历史上惟一女皇帝武则天，大将军薛仁贵和“杨家将”群体，著名诗人王勃、王维、王之涣，文学大师柳宗元、关汉卿、罗贯中、史学大师司马光……可也有人说，山西人才匮乏。迄今为止，在数达千人以上的“两院”院士中，山西高校和科研机构尚无一人入选，是令人难堪的空白，山西没有一流的高等学府，没有饮誉国际的学术大师……
有人说，山西人精明，经商才干盖世。历史上山西商人雄视天下，笑傲江湖，明清两代的晋商与南边的徽商齐名，把生意做遍全国，还踏出国门，腰缠万贯，清朝的国家财政还得仰仗山西人的补贴。也有人说，山西人窝囊，经商才干不济。当代山西还没有哪一家国营或民营企业脱颖而出，享誉全国，更不用说打出国门参与世界竞争了。更有甚者，当代山西人在商海鏖战中连连呛水。不是吗？山西人在创名牌搏击中曾寄予厚望的“春笋”（电视机）前些年夭折了，“海棠”（洗衣机）也凋谢了，连久负盛名、味道醇厚的“老陈醋”也显得老态龙锺，步履蹒跚，在国内外市场上不敌江南劲旅“镇江香醋”。再来看看历史久远、驰名中外的龟龄集、定坤丹，那是海外老华侨特别垂青的中药，曾是山西人的骄傲，可现在市场份额又如何呢？生产这两种产品的企业不知是抱着“沉默是金”还是抱残守缺的心理，在市场大潮中无动于衷，在媒体上噤若寒蝉，眼睁睁地看着鹿龟酒和百消丹步步进逼，吞食市场。
山西人怎么了？
在令人头晕目眩的对比和反差中，在历史的辉煌与现实的落寂的交叉中，在扑朔迷离的现象与本质的重叠里，究竟该如何看待山西人呢？
欧洲有一句著名谚语：性格决定命运。
笔者认为，这句话既适用于个体，也适用于群体，如山西人。山西人是在特定的历史进程中，在独特的地理环境里，逐步形成自己特色鲜明的性格的。在与山西的同事和朋友四十余载交往以及观察和思考后，在参与《山西通史》和《山西历代纪事本末》这两部大书的审稿过程中，在挑灯夜读山西文人学士的作品时，笔者脑际愈来愈清晰地浮现出对山西人性格特征的看法：山西人性格具有外向开拓与内敛自守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有时似影随形，形影不离；有时若即若离，或隐或现。山西人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胜衰荣辱均与这种性格的两重性有关连。
你信不信？
让我们追溯历史，探究地理，观照现实，对比文学，对山西人的性格来一番探幽访微，看能否找到答案？
山西人性格的文学折射
早在一百多年以前，俄国文学巨匠高尔基就曾说过，文学就是人学。是啊，文学是心灵的镜子，性格的折射。
笔者在夜读山西籍作者的作品时，蓦然发现山西人性格中外向开拓与内敛自守的两重性，在文学作品中外化为豪爽开朗与细致入微的双重性。而且这种双重性往往出现在同一作者身上，有时甚至呈现在同一部作品中，你说奇怪不奇怪？
首先来看诗歌。
古人云：诗言志。诗歌是人的情感宣泄和志向表达的绝佳形式，也是性格的集中体现。
山西人性格中豪爽与细致的双重性，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依稀看到踪影。《诗经》中收入了“魏风”多篇。当时的“魏”就在山西南部，“魏风”就是山西南部的民歌。
“魏风”中有两首传诵至今的名篇《伐檀》和《硕鼠》。前者以一名砍伐檀木的劳动者口吻，在“河水清且涟猗”的环境里，在伐檀的间歇，对“不稼不穑”、“不狩不猎”的奴隶主过着不劳而获的奢侈生活提出了严厉责问和尖锐讽刺。责问表达了山西人敢怒敢言的豪爽之气，讽刺则表现了山西人细致幽默之情，读来十分传神。后者则以一个饱受残酷剥削，无法在原地生活的农民身份，传达了要逃离当地另觅“乐土”的思想情绪。他把压榨农民，吃他“黍”、“麦”、“苗”的奴隶主称之为“硕鼠”，形象生动而深刻。这说明，山西人即使在艰难困顿的生存状态下，既有强烈的反抗性，又有丰富的想像力，溶豪爽与细致为一体。
南北朝时创作、收入《乐府诗集》的《敕勒歌》也是山西的产品。它以简洁的手法和宏大的气势勾勒了山西北部天地的辽阔的草原的景色：“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在豪爽中仍不乏细致，如对牛羊状况的描述。
唐代，是中国诗歌的全盛时期，山西涌现了一大批名垂千古的大诗人。其中最能代表山西人性格双重性的是王维。他既写过气势雄浑、意境开阔的边塞诗，如“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等，而他的山水田园诗秀美隽永，飘逸雅致，如“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些诗句充分表露了山西人性格中委婉细致的一面。他的送别诗《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把送别的深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相思》是古今青年男女恋情的自白，传诵至今。
而另一批山西大诗人的诗作则更多地凸现了山西人性格中豪放的一面。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诗云：“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翰的《凉州词》有云：“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些诗都是山西人深沉开阔胸怀的真情流露，令人振奋。
晚唐诗词名家温庭筠的作品则表现山西人性格中的另一面：细致婉约。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情景交融，“意”“象”俱佳，十分细腻生动和清新自然。
其次看看散文。
古人云：文如其人。
柳宗元，原籍河东（今山西永济），世称柳河东，是唐代的政治改革家，更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大师。胸襟开阔，富于创新思维。政治上参与了打击藩镇和宦官擅权的“永贞革新”，文学上力反六朝以来空泛靡腐的骈体文风，倡导质朴刚健的古文运动。尽管累遭贬谪打击，身心摧残，壮年客死他乡，但始终坚持自己洋溢着革新精神的政治和文学方面的主张。柳宗元的为人淋漓尽致地显示了山西人的性格特征。一方面，艰辛坎坷的人生经历并未消磨掉他的开拓创新精神，“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是他内心的自白，写了《封建论》、《六逆论》、《天说》、《天对》等政论，阐发自己的政治信念；另一方面，他的诗“言婉而情深”，他的散文尤其是山水游记如《永州八记》晓畅俊逸，他的寓言如《黔之驴》、《永某氏之鼠》寓褒贬世事于幽默，是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典范，有力地说明了他性格中有细致婉约的一面。
再来说说戏剧。
古人云：人生犹似舞台，舞台恰如人生。
元代，出身解州（今山西运城）的关汉卿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戏剧大师。他的性格也具有山西人豪放与细腻的两重性特征。他自称“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他最负盛名的代表作《窦娥冤》，通过描述一弱女子蒙冤屈死的事迹，表达了他慷慨悲歌、鞭挞现实的豪爽之气。而他的散曲则细腻缠绵、委婉动人，如描写情人饯行的《沉醉东风》：“咫尺的天南地北，霎时间月缺花飞。手执着饯行杯，眼搁着别离泪。刚道声保重将息，痛煞煞教人舍不得，好去者望前程万里。”
再来看看小说。
今人云：小说是社会生活的映像和折射，其人物和情节不仅反映了创作者的审美情趣，而且也融入了其性格特征。
诚如斯言。明初，太原人罗贯中创作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是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他性格中豪放开朗与细腻生动的两重性在小说中也得到了绝好体现。且看《三国演义》的卷首词：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首词气势雄浑，内涵深刻，其思想穿透力是犀利而深入的，充分表达了他性格中豪放的一面。与此同时，他在书中对人和事的细节刻画上却又是细致入微，短小精悍，生动逼真，十分传神，如蒋干盗书、草船借箭、失街亭、华容道等。
山西人性格的历史学解读
如果说文学仅是山西人心态和性格的映像和折射，而非历史真实性的话。那么，让我们透过历史的尘雾，来探寻山西人性格两重性的真实性吧。
这些年来，由于山西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山西人形象不高，心绪不佳，心头有形无形的压抑感挥之不去。出差或旅游到首都，往往会出现这样的场景：有些北京人扬起高昂的头颅,以俯瞰的眼光，对山西人流露出爱理不理的模样，让山西人黯然伤神，不愿在北京多逗留。实际上你在街头或单位里碰到的北京人，未必是地道的北京人，真正的北京人恐怕是住在那些即将拆除的胡同里的老人或郊区的农民，新北京人大抵是这些年来陆续来自外省的，首都的特殊地位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晕乎乎地笼罩在优越感的光环里缺乏自省精神，似乎他们个个比外省人高人一等。那么你去上海怎样呢？常常会有这样的镜头：这些年来钱包鼓起来的上海人衣着光鲜，气宇轩昂，常用不屑一顾乃至怀疑的目光对外地人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一番，使“土气”的山西人浑身不自在，甚至自惭形秽，连说话也结巴起来了。使山西人内心深处聊以自慰乃至自豪起来的是近年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一段话，那是关于中华文明史的一段妙语：近二十年的历史看深圳，一百年的历史看上海，一千年的历史看北京，两千年的历史看陕西，而三千年历史则必看山西!
山西人为什么对这段话特别钟爱呢？因为这段话客观上为山西人长了脸、出了闷气。但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任何怀旧心结，留恋过去的辉煌，向后看，是一种内敛自守的社会心态，而非开拓创新精神。这恰恰彰显了山西人心态和性格中内敛自守的一面。不过，话又说回来，历史上山西人性格中确是特别富于外向开拓精神的，内敛自守则居次要地位。历史学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实际上，山西不仅是中国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和最早开发的省份之一，而且还是中国远古人类生息繁衍之地。
在人类进化史上，山西省的先民们胼手胝足，开拓创造，累绽异彩，可称华夏文明的源头。山西南部芮城县西侯度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遗址，经考古测定距今约180万年，当时的西侯度人已学会打制石器和用火，迈出了人猿相揖别的第一步。襄汾县的丁村遗址，发现了中国境内最早的早期智人化石，是介于北京猿人与现代人之间的中间进化环节，具有现代黄种人的形体特征。丁村文化的遗迹绵延不绝并向四周辐射，开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国古文明的先河。可见山西是中国境内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弥足珍贵。
公元前两千多年前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即华夏文明的草创时期，山西南部地区有着许多生动传说和考古遗址，正如以山西大学历史系为主编纂的《山西历代纪事本末》一书导言所说：“在中国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山西先民再一次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山西大部分时间里是中国北方经济最繁荣、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山西人才辈出，群星闪耀，涌现出了一大批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山西人性格中外向开拓精神得到了很大的发挥，突出地表现在坚韧不拔的创业能力和海纳百川的融合能力方面。
在创业能力方面，山西人确是出类拔萃的，这充分体现在一些杰出的历史人物身上。春秋战国时，晋文公重耳历经十九年颠沛流离的磨难，发奋图强，锐意改革，击败了强邻楚国，终成霸业。赵武灵王（雍）勇于破除汉族固有的思维模式和礼仪制度，学习北方游牧民族军事上的长处，下令实行“胡服骑射”，不仅国力大增，而且推动了我国军事技术的发展，标志着由车战时代转入骑战时代。汉代，杰出军事家卫青、霍去病先后相继衔命征讨骚扰中国西疆的匈奴，终于将匈奴赶至大漠以北，解除了近一个世纪对中国的威胁，开辟了通往西域的走廊，为中西方交流打开了门户。三国时，蜀将关羽辅佐刘备，累建战功，后经罗贯中所著《三国演义》的演绎和美化，那个红脸膛的关公成了“武圣人”，形象栩栩如生，品格高尚无比，是中国民间尽人皆知的人物。人们赞誉他“精忠贯日，义气参天”，好像“忠”、“义”成了他惟一的品格。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人普遍憎恨“奸”、“诈”。实际上，作为真实的历史人物，他身上同样具有山西人性格的两面性，不过另一面不是细致，而是心胸不开阔，不谙韬略，无法理解蜀吴结盟共抗曹魏的意义，最后以悲剧告终。东晋时，法显是一名高僧，也是杰出的翻译家和旅行家，不仅历尽艰辛、徒步万里，游历了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印尼，还撰写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游记《佛国记》，极大地开阔了古代中国人的地理视野，传译了大量佛典，促进了中印两大文明古国的文化交流，融开拓创新与缜密细致于一身。唐代，原籍山西文水的武则天，以大无畏精神冲破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体制，成为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她不计门第，广延人才，整顿吏治，开发和巩固西北边疆，打通了一度中断的通向中亚的商道。她的性格也有双重性，也干过一些蠢事和坏事，可谓瑕瑜互见，但瑕不掩瑜，是有其历史功绩的。宋代，司马光作为中国古代的史学大师，他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相映成辉，是历代最高统治者案头必备的“资治”手册，但他较为保守的思想倾向对中国社会发展有一定负面影响。明末清初，傅山是一位著名的学术大师和医学家，他不愿到清廷作官，表现出了“尚志高风，介然如石”的品格，他在学术上一直追踪当时的进步思潮，但他的历史观却有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清初，于成龙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曾任两江总督，他颇具山西人的性格特点，一方面富于开拓精神，刚直不阿，敢于为民作主，整顿吏治，解决悬案冤案；另一方面清廉自守，病逝后人们在他居室里看到的只是“故衣破靴，外无长物”。他作为“清官”形象前些年因电视剧的摄制而声名远播。清代后期，徐继畲是中国近代的一位启蒙思想家，是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之一，也是鸦片战争后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者之一。他曾多年在福建、广东任高级地方官，悉心研究“洋务”及国际形势，同治年间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及总理同文馆事务大臣，是当时中国难得熟悉外务的有识之士。他所著的《瀛寰志略》十卷是鸦片战争后继魏源《海国图志》后又一部介绍世界地理和各国概况的名著，更主要的是这部书开了最早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先河。他在书中有两段评论华盛顿和美国立国宗旨的妙文，称华盛顿“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XX（此二字相同，左偏旁为马，右偏旁为侵略的侵的右半部分）乎三代之遗意，可不谓人杰矣哉!”又说“米利坚合众国，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奇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称首哉!“在君主专制的严酷年代，他敢于称赞西方民主制度，不惟别具卓识，且胆略尤有过人之处，充分展示了山西人外向开拓的性格。美国人也认识到徐继畲独具慧眼，同意将镌刻这两段话的汉字石碑砌于华盛顿纪念塔内。徐继畲性格中除外向开拓一面外，也有内敛自守的一面，他为人言词朴讷，清正廉洁，堪称山西人人格完美之典范。
如果说前面列举的历史人物仅是体现山西人开拓进取精神杰出的个体代表的话，那么，作为群体的普通山西人不畏艰险、外向创业的精神更是值得称道的，这里涉及到山西历史上两个独特的社会现象。其一，中国人从总体上说作为定居的农业民族，历来有“安土重迁”的思想倾向，即留恋故土不愿迁徙。但山西人却打破常规，历史上发生过人口大规模外迁的现象，尤其是明初，著名的洪洞大槐树下曾集结过一批又一批外迁的山西移民，他们举家老小从这里出发流散全国各地，另觅生计，直至福建和两广，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勇敢地踏上了追求美好生活的征途，其情其景令人感佩，这不是山西人性格中外向开拓精神的突出表现吗？其二，在地瘠民贫的晋西北，久远以来青壮年男子就有名日“出口”的习俗，“口”指张家口，即出张家口到内外蒙古或更远的地方寻找生活出路，打工挣钱以养家糊口乃至企望发家致富，他们是名符其实的古代“打工仔”，而且往往一走多年，缈无音信，生死难卜。悲凉的“走西口”小调由此应运而生，不胫而走，流传千古。它既反映了离别与思念之情，更寄托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期盼之意。应该说，“出口”固然是迫于生计的无奈选择，但说到底，“走西口”也是山西人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的一种体现。
山西人性格中外向开拓精神另一闪光点是融合能力。山西中北部历来处于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交汇的地带。周初至春秋战国时期，山西人与戎狄比邻而居，尽管有纷争，但更多的是融合，正是在各民族融合中，晋国由弹丸小国发展成为霸业大国。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等族纷纷南迁，与汉族政权不断发生碰撞和纷争，在山西人的参与和支持下，这些民族在山西境内建立起许多地方政权，最后由北魏统一北方，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混乱局面。黄土漠漠，喊声阵阵，金戈铁马，来回征战，最后复归于沉寂，许多民族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只剩下了融合各民族于血液中的山西人。这样，山西再一次扮演了民族融合基地的角色。驰名于世的大同云岗石窟就是北魏时开凿的，融印度文化、希腊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于一体，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交融的杰作。五代十国和宋辽金元时期，前后有沙陀、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在山西境内频繁征战和统治，除了使山西社会经济遭到许多破坏外，还有建设的一面。大同的上下华严寺、应县木塔正是在这一时期兴建的，这些至今保存完好的建筑气势恢宏、结构精巧，是我国境内仅存的古建筑瑰宝，其雕刻、绘画、刻印经书均系中华文明的历史见证。还有，受这些民族慷慨高歌风尚的感染，山西也成了元杂剧创作与演出的发祥地，元杂剧首席名家关汉卿正借此脱颖而出。更值得指出的是，正如《山西历代纪事本末》导言所说：这些民族在山西境内已逐步汉化，逐鹿中原时已形成了中华一体观念，“打的是华夷同祖的旗号，用的是炎黄子孙的身份，宣扬的是胡汉一家的理论。”他们与日本、波斯（今伊朗）、大食（罗马帝国）交往时，往往以中国自居，故此，至今俄罗斯人以及中亚一些国家仍把中国称作“契丹”。由此可知，山西人的民族融合能力是值得赞赏的，是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一大贡献。
山西人性格的地理学诠释
山西人心态和性格中具有外向开拓与内敛自守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与山西独特的地理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连。让我们从地理学的角度追根溯源，探寻山西人性格形成的轨迹吧。
清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与笔者同样是江南人氏的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第39卷中，对山西险要的山川地理形势有精彩的描述。他说山西东有太行山为之屏障，西则黄河为之襟带，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南则……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为门户。所以他得出结论说：“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山西境内确实关隘棋布，岭渡星罗，进可攻，退可守，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背倚西北高原群山，俯瞰东南广阔平原，山西成为由北部边疆地区通向中原腹地的必经之路，故历史上凡是在开封、洛阳、西安、北京建都的朝代，都视山西为其政权的天然屏障，无一例外派重兵驻守。故此，有利时走出大山，外向谋求发展，不利时退守雄关险隘，以求自保，进退有据，伸屈自如，山西成了大大小小王朝的起家之地。春秋时，晋国以山西为基地向四周扩展而成霸业，隋末李渊李世民父子从太原起兵直取长安而建立大唐，北齐高欢、后唐李存勖、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皆从太原起家而建立起割据的小朝廷。宋初，太祖赵匡胤及其弟太宗赵光义数次御驾亲征，几经周折，才扫平了后汉地方割据政权，完成了国家统一。到了现代，阎锡山在向外发展、争夺北洋政府领导权受挫后，退守山西。以“窄轨”和“村本政治”为标志，以军权为基础，以自办工厂和矿山为依托，独树一帜，经济上自给自足，政治上自成体系，思想上自我封闭，成为当时的“国中之国”，在民国军阀中地位最牢，维持地方统治时间最长。
正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独特的地理环境下，逐步形成了山西人外向开拓与内敛自守这种两重性的思维定势。这不仅表现在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而且也表现在山西商人的心态上。
山西人历来就有经商的天才，其外向开拓精神是外省人难于望其项背的。诚如乔志强先生在其主编的《山西通史》一书绪论中所言：“山西自古有经商和贸易的传统。从先秦起山西商人就足迹遍天下，战国时代的段干木就是太原豪商。到了汉代山西已与西方的古罗马帝国有了贸易往来。自唐宋迄至明清，长城内外的商业大都有山西商人进行，明代晋商成为与安徽的徽商相匹敌的最大的两个商帮，至清又大盛。清朝盐的贩卖几乎由山西商人一手包揽，而当时清政府的盐税收入占全国税收的一半。”乔先生还提到，“山西的票号自清中叶之后执中国金融之牛耳。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在道光初诞生在山西晋中，自那以后，山西的票号不仅遍布国内市场，而且逐渐伸向日本、俄国、朝鲜、新加坡等国际金融市场，时称‘汇通天下’”。中国历来为人们所注目的是宦海仕途，而清代山西的民情风尚却是重商轻官。”这就是说，山西商人豁达开放的心态影响乃至重塑了山西人的社会心态，可见其改造社会力量之巨，也说明了山西人是何等的大气，其思想认识具有超前性，已有了商业社会的萌芽。我们知道，明清两代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内忧外患不断，在颇为恶劣的社会环境里，晋商能在经济和金融两个领域执中国之牛耳，保持事业辉煌近五百年，可见其胆识、
魄力、战略头脑等外向开拓精神是何等值得称道。与此同时，晋商又把内务，用现代商业术语来说就是内部的经营管理处理得井然有序，职责分明，可见他们性格中还有细致精明的一面，充分显示了山西人性格的两重性。
从社会心理学作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晋商内心深处仍受地理环境所形成的社会心态的局限，当然还有中国传统文化形态的羁绊，那就是“叶落归根”、“衣锦还乡”。尽管他们闯荡天下，流寓四方，甚至把经商的触角延伸到国外，“外边的世界很精彩”，但他们终究还是把外边当做过路的驿站，恋乡情绪浓得化不开，“根”必须留在故乡，经营的总部仍设在平遥、太谷、祁县、榆次诸县不起眼的街道上，宅院则建在原籍的土地上。于是，有了改革开放以来才突然为人们发现和称道的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大院……这些神秘而令人产生发访幽探微兴趣的大院形成了中国北方民居首屈一指的“大院文化”。随便到哪座大院走走，一定重檐叠院，气势宏大，颇有“一入侯门深如海”的感觉，比较起来北京胡同里死板的四合院显得过于浅显，江南灵秀的园林则显得过于局促，它也有异于笔者曾观光过的欧洲中世纪城堡，大院的建筑布局则更为深沉。但以山西商人为主修建的大院毕竟是封闭型的，它悄无声息地暴露了山西商人心灵深处内敛自守的隐秘!总之，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里，历史上的山西人奋起抗争，几多盛衰荣辱，几番跌宕起伏，在这片黄土地上演出了无数或威武雄壮或慷慨悲歌的悲喜剧。
往事如烟，世事沧桑。
当代山西人的性格是否继承和发扬了前人那种外向开拓与内敛自守的两重性了呢？应该说，这种山西人的性格特征已浸润在灵魂里，融化在血液中，藏匿在思维内，折射在行事方式上，但它却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就可成为当代山西人重整旗鼓、再铸辉煌的精神财富，运用不好则有可能幻化为逡巡徘徊、裹足不前的思想枷锁。
是否该对前些年山西的发展进行一些反思呢？
如果说，在建国后的计划经济年代，全国一盘棋，一切听中央安排，基于资源优势，山西成了集煤炭、电力、冶金、机械、化工、军工等国家重工业基地，那么这是无可厚非的事。但是，在改革开放年代，在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各省都审时度势，各择优势发展自己，形成了千帆竞发的局面，而山西人却似乎仍未找准发挥自己外向开拓精神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却突显了自己性格中内敛自守的一面。前些年把山西发展的重点仍按历史的惯性，定位在挖煤、输电……这是以消耗资源为代价的“资源自守型”经济，是缺乏创新的老式工业化道路，而非知识创新的新型现代化发展模式，其结果是增长动力明显不足。究其原因当然是十分复杂的，涉及历史和现实的方方面面。但笔者认为，其中有一点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山西人思想上未能赶上第一波思想解放浪潮。回想当全国掀起真理标准大讨论时，山西上下内敛自守作壁上观，不置一词，鸦雀无声，噤若寒蝉，滴水不沾，眼睁睁地看着思想解放浪潮在身边涌过而失之交臂。思想上的迟滞必然导致行动上的迟疑，山西不仅改革开放力度不够，更主要的未能根据自身的特点用足用好国家的相关政策加速发展自己，从而逐步拉开了与周边省份的发展差距。山西人左顾右盼，终于进行了反思，利用链接东西部地区的枢纽优势和资源优势，近年来大力抓了产业结构调整，着力发展新兴产业。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唐太宗李世民，这位“太原公子”出身的政治家曾说过：“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山西该如何抓住机遇、发展自己、重铸辉煌呢？笔者管见，还是应从历史的辉煌与现实的落寂的强烈反差中总结经验教训，还是应从山西人性格双重性中寻究根本原因。
——是山西人性格中外向开拓的一面在过去年代里由于过度损耗而衰竭了呢？
——是山西人性格中内敛自守的一面转化为封闭与保守而适应不了时代变迁呢？
——是山西人正在积聚势能，寻找目标，准备以雷霆万钧之力喷薄而出？
——是山西人尚未找准舒展抱负、重新创业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山西人过去和现在的一切是山西人性格的使然？
是到了山西人深长思之并断然作出回答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