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早在1995年武汉便开始了国有资本运营的探索，成立了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开风气之先，创造了许多经验，为全国所瞩目。
四、一把搞活国有经济的“金钥匙”
历史链接：
振兴国企的“武汉之路”
—关于武汉市国有企业实施资本营运的调查
近几年来,武汉市委、市政府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大胆探索,勇于实践,走出了一条以资本营运和资本重组为突破口,从整体上搞活国有企业的新路子。实践证明:这条路子是振兴国企的必由之路,它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最近,我们到实地进行了调查[1]。
谷玉川[2]1999年对省社科院的上述调查报告给予充分肯定，他认为：
该文对资本营运的实践起了理论支持作用。武汉市的资本营运从1995年开始探索,1996年迅猛发展,1997年形成气候。当时,大多数同志认识一致,但也有不少同志认识棋糊。该文指出:资本营运不是所有制的概念,而是经营方式的概念,资本主义可以运用,社会主义也可以运用。这一理论阐释,使实际工作者豁然开朗,思想为之解放,手脚为之放开。湖北省委、省政府对武汉市的经验十分重视,省委办公厅、省委政策研究室组织调查组进行了专题调查。《经济日报》在显著位置作了连续报道。省委、省政府又在武汉市召开现场会,推广经验,使资本营运由武汉走向全省,由工业走向商业,对国企改革起了重要作用。……
该文对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具有方法启迪作用。该文指出:资本营运可以把整个国有资产看成是可以流动的资本,并运用资本营运这把“金钥匙”,运用“三个层次”、“三个为主”、“三个重组”的方法,把整个国有资产运动起来,特别是激活存量资产,使死钱变活钱、小钱变大钱、包袱变财富,防止重复建设,推动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例如,武汉市纺织行业多年来亏损突出,1996年开始以核心企业为龙头,结合压绽、改造,推进资本重组和资本营运,组建了“江南”、“冰川”、“一棉”集团,集中了优良资产,扭转了亏损局面,促进了整个行业的搞活。……
国内外的实践证明,实施资本营运,有利于实现资本的聚集。世界500家大企业,主要是靠资本营运扩张形成的。我省的武商集团从1986年总资产只有2400万元的商业企业,10年时间发展成为拥有固定资产21亿、净资产10亿的国内知名的大型商业企业,靠的也是资本营运。湖北近几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大企业、大公司,如沙隆达、双环、三环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把生产经营同资本营运紧密结合,促进了企业的不断壮大。[3]
省社科院的调查报告引起了一批知名教授的热议。夏兴园[4]教授认为：
《振兴国企的武汉之路》一文, ……分析了资本的运动特性和传统体制强调产品经营、忽视资本经营所导致的尖锐矛盾,认为只有大刀阔斧地推进资本营运和资本重组,进行整个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才能从整体上搞活国有企业。这些分析和论断具有较强的理论色彩和创新意义,是对我国国企改革理论的重要贡献.文章对武汉市资本营运的“三个层次”、“三个为主”、“三个重组”等概括,比较准确,是对实践经验较好的理论总结。[5]
谭崇台[6]教授认为:
这是一篇优秀的调研报告,其优秀之处在于:一是具有理论的突破性。该报告……指出“存量资本”和“增量资本”一样,同样需要流动,不流动就“生不出金蛋来”,进而得出结论:资本营运是搞活国有企业的“金钥匙”,这在理论上是一大突破。二是具有实践的创新性。国有企业改革和资本营运已有“上海模式”、“深圳模式”,几位专家通过调查比较,推出了一个“武汉模式”。这个“模式”,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 ……实现了以国有资产综合经营公司为资本营运主体的三个层次、三权分开、三权制衡的国有资产营运体制,大大提高了国有资产的营运效益.这种“模式”,在国企改革的实践上也是一大突破。三是具有实际的操作性.该报告归纳和总结的武汉市国有企业实施资本营运的做法和经验,很具体,很生动,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有利于各地学习、研究和借鉴。[7]
李贤沛[8]评论说:
在我的印象里,《资本营运—振兴国企的“武汉之路”》一文是全国较早针对我国国有资本营运改革实践进行理论总结和分析的一篇文章。它符合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关于推进资本重组,组建“四跨”集团和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的精神,也符合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实际,应该说是一篇好文章。在今天,资本营运、资本重组已经成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举措。……现实中的“重组热”,只要不是拉郎配、搞形式主义,而是真正按文章中所提出的办法去做,国有企业最终与市场接轨就一定能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应肯定和宣传这篇文章,让武汉市实行资本营运的经验在国企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当然,所谓“武汉之路”,其中也包括了武汉对各地成功经验之借鉴;同时,这一经验也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会有新的发展。[9]
郝健：
马应龙的重组实际完成是在1995年，而希岛的重组是1996年，这些案例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时任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10]1997年专程来公司调研了一次，在湖北省推广武汉的经验，同时，国家体改委《关于确认武汉市为国家体改委国有资本营运体制改革试点城市的函》[11]，把武汉市列入国家体改委国有资本营运体制改革试点城市。省内的新闻媒体为主的宣传推广，掀起了一波学习交流的高潮。1999年是我们公司成立五周年，公司专门组织了一个研讨会总结这五年来国有资本的管理运作经验，经济日报社的负责人艾丰[12]、冯并[13]等都到了武汉，都深入到公司和企业现场调研、采访。研讨会请来了许多专家学者，，我记得李春明[14]来了，丁学东[15]当时是财政部国有资本基金管理司的司长，也来参加研讨会，研讨会以后又形成了《经济日报》的系列报道，这又是一次全国媒体广泛宣传高潮。
郭岭：
我记得1997年的时候全国各地几乎所有的各个地区、各个地方的国资管理部门，新成立的国资经营公司都到国资公司来调研来采访，我们郝健同志基本上是每个星期都要接待一到两拨采访组。1997年开始我们基本上就开始由以存量为主向投资发展为主，因为存量已经通过包装上市变为优质资产并变现，公司资产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来就开始进行投资了。
郭强：
国资公司的资本营运不是简单的卖股权，我们也做了大量的风投的工作。当时国资公司的一帮人的理念，非常单纯忠实于市场经济的原则，我们当时坚持几个观点，第一个就是我们退出国有资本、退出完全竞争的行当，做国有企业该做的关系国计民生的事业。第二个还有一句俗话，嫁姑娘要在她最漂亮的时候嫁出去，我们在转让国有股权的时候面临各种议论，认为好企业都卖了，是败家子。实践证明，靓女先嫁最能体现她的价值。第三水果不能好的烂的一起卖，一定要分开才能发现价值、体现价值。为了支持双虎和电缆上市，我们成立了托管部，把他们的很多不良资产剥离出来，由我们来托管，让主体公司变成优良资产。现在我们地方政府也是这么干的，只不过我们比它干的早一些，我们是一个公司行为干的，现在是政府干的。所以我们国资公司在这一块，很早就做了一些突破性的工作、开创性的工作。消化了社会矛盾，保障了困难企业的平稳地过渡。在我们之前，化机是上过街，堵过107国道的，就是那么一个企业，我们接手了之后我们用国资公司自身特有的办法，消化了社会矛盾，平安地解决了职工的上诉问题。
郝健：
我们支持企业上市也是资本营运的一个重要途径。国资公司控股的双虎涂料和武汉电缆都是在1995年上市的，国资公司通过规范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通过剥离企业的不良资产，帮助其达到上市标准。到了1995年国资公司控股的上市公司就变成了4家。帮助企业上市和资本市场对接，让对应的国有股，哪怕当时国有股没有全流通，按照净资产算的话也能快速增值。我们支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武汉塑料集团以前就是生产普通的家用塑料制品，后来正好赶上武汉市汽车行业大发展，我们国资公司是拿了1000多万借给它去改造生产线，做给神龙配套的油箱、保险杠，使企业进入汽车配件行业，得到快速成长，接着就帮助它规范管理，1996年企业成功上市。1997年又有中百、中商上市，连续几年都有资本运作大手笔。同时还推动了冰川和毛纺的合并，毛纺是我们控股的，冰川是我们参股的，它们有上下游关系，我们就把它一合，当然这两家1997年工业局改制的时候都划出去了，但是这也是资本运作的手笔。同时，我们主动探索产融结合，去投资信托、证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我记得当时还跑到北京去送材料申请组建人寿保险公司，如果当时这些事情都干成的话，那整个国资公司的格局就大不一样了。
1999年李勇[16]接受《经济日报》采访时介绍了国资公司成立五年来国有资本运营的情况：
武汉国资公司第一个在武汉市实施了盈利企业国有股 权的流动重组。
1995年夏天，国资公司向中国宝安集团转让了马应龙 药业公司的控股权。股权重组三年后，净资产由1370．33 万元增至9044．47万元，年利润由341万元增至2365．97 万元，促了企业高速成长。随后，公司又陆续转让了包括3家上市公司在内6家股份公司的控股权，累计变现国有资本近4亿元。公司将之投入到公司发展的主要产业，使国有资本的分布趋于优化。第一个在武汉市全面系统地构建控股公司管理体系；第一个在武汉市全面推行经营者年薪制和股票期权激励制；先后支持武汉地区6家股份公司 成功上市，1998年，公司斥资近两亿元参与两家地区金融机构的增员扩股，成为武汉证券公司、武汉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股东。初步显露财团型控股公司的雏形。1999年8 月，公司斥资与华中理工大学等单位合资成立武汉天喻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并积极筹备发起设立高科技创业投资公司和风险投资基金，以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力度。[17]
郭岭：
国有资本营运是国资公司的主要任务之一，经过几次调整，尤其是1997年工业局改制，包括建材、包装、医药、汽车，成建制地划拨给国资公司。但是它探索的新体制又回归到体制内了。我个人体会它的资本运作少了，就跟工业控股公司有点类似，后来以管理为主。但是国资公司自己本身还是做了很多资本营运的事，包括投资创投，1999年以后投资创投、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后来投资金融。国资公司变现资产，很大一部分资源去收购整合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财政信托投资公司、武汉证券，形成了一个金融服务体系，这个金融服务体系本来是作为资本营运的工具。但是后来因为成立了正信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这一块就划出去了。国资公司就失去了投资融资的工具，后来国资公司又重新来建，包括先是围绕东湖创投，作为投资中小企业、投资高科技企业设立了小额贷款公司、设立了担保公司、设立了融资租赁公司，完了以后独立出来，成立了一个叫国创资本的资本营运平台，同时国资公司又参与投资了汉口银行、农商行、天风证券，天风证券现在也已经发展成为全牌照的综合性证券公司，已经计划今年IPO，排队排在第6名，投了金交所，在金融的投融资形成了板块，也是为资本运作去创造条件。目前国资公司的发展有四大板块，第一个板块就是存量国有企业，主要剩下的是商业板块。第二块就是投资板块，以东湖创投为平台的基金的板块，还管理市政府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引导基金。第三个板块就是融资板块，国创资本这个平台，第四个板块也是国资公司相当于是叫产业地产板块。国资公司在消化存量的国企的时候，形成的一些存量的土地资源，把企业职工安置以后、债务处理以后形成了土地资源，这些资源国资公司就做了一些资本营运开发，比方说现在的办公楼，原来是武大印刷厂，是属于武大的，武大觉得它是一个包袱背不起了，就把它交给武汉市国资委，属地化管理交给国资委了，当时正好在杨卫东主任手上，就把谁也不愿意要的资产交给国资公司了，国资公司拿到的是一个存量不良的资产、一个亏困的企业，但通过资本运作把它的价值最大化了，国资公司第一步把它的债务先化解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债务挂起来了，第二步与相关产业企业合作办了一个厂，然后把这些职工安置过去了，第三步就是把这些地剥干净了以后变了一个性，由工业用地变成商业用地，修了两栋楼，一个主楼、一个辅楼，辅楼用于办公，主楼卖了一部分，就把原来债务问题解决了、把投资、安置职工的钱解决了、还把买地摘牌拿地的钱和投资建房子的钱都收回来了，还留有一部分的房产资源，这些房产资源每年租金收入在2000万左右，国资公司又把这2000万的租赁收益权打包抵给银行，又贷款做其他的资本运作。然后，其中国资委原来办公是在香港路，有一个老楼，国资公司就跟国资委置换，就把新的楼有4层楼置换给国资委，国资委就把老楼给国资公司，国资公司拿到这个老楼又把它作价近1个亿，在天风证券增资扩股的时候又把它投在天风证券里面去了，所以这就是资本运作，国资公司在天风证券就维持了单一大股东的地位，没有现金投，就把房产投进去了，天风证券又把这个楼做了一个资产处置，就把它变现了。天风证券一上市，国资公司在天风证券的股权又会增值。总之后期我们进行了资本运作，但是这个资本运作应该来讲非常有限，原因就是你有资本运作能力，但资源有限，后来市里面给国资公司的资源非常有限，这是实事求是讲的话。现在中间有一个插曲就是2007年的时候武汉市当时为了商业的上市公司把它做大做强，当时就学上海、学大连，学上海的百联成立了武商联，把三家上市公司的股权由国资公司持有调整为武商联持有，虽然国资公司打包把三个公司的股权集中成立武商联，本来是想促进三家上市公司的发展，国资公司是武商联的控股股东，实际上武商联管理上是归市里面管，但是经过几轮运行，因为武商联自己体量有限，运作纵深有限，实际上几年没有什么起色，2013年市里面又把武商联划归国资公司，就是武商联和国资公司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来运作，所以说商业板块又回归到国资公司。国资公司现在整体上经过这么多年的运作，现在整个体量比较大，销售规模也比较大，现在在2017年在全国的500强里面是排名173名，在中国的服务业500强里面是排名第70名，当然这是武商联，因为我们是合并报表，但是实际上两个单位、一块牌子，国资公司在国内的地位还是很强的。下一步国资公司现在就开始向新兴产业发展，就是借助产业投资基金，因为武汉市的战略新兴产业引导基金在国资公司管理，这些新兴产业基金都在投资新产业，所以说国资公司从前年开始就在进行大数据产业的投资，因为搞智慧城市，进入智慧城市产业、进入大数据产业，设立了智慧城市的投资管理公司，设立了智慧产业园、设立了智慧产业基金，三位一体来促进高新技术发展，因为高新技术企业靠自己发展是很难的，通过产业投资公司，加上产业园、基金来促进发展，我们说武汉市现在基础设施基本上完了，下一步发展就是智慧城市，城市功能提升了，是软设施的了，就不是只有硬设施了，硬件条件都够了，逐步在完善，软的这块空间非常大，地方国有资本一定要在未来城市发展中要发挥主力军的作用，所以现在国资公司开始进入智慧城市产业，包括大数据产业，也成立了大数据产业公司，参与了包括武汉市的市民之家的智慧城市的系统和项目建设，就是跟有产业背景的公司合资成立了项目建设公司来做这件事。对国资公司来讲，应该还在沿着原来既定的目标做资本营运的机构，产融一体化的资本营运机构的方向来发展，2015年市委市政府专门就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发展的要求要成立国有资本营运机构，有两个试点企业：城投和国资公司，就作为国有资本营运的试点单位，国资公司现在作为武汉市的资本营运机构地位基本定了，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实际上就没有新增资源，只给了牌子，没有给任何的政策、没有给任何的资源，目前这块还没有很大的起色，自己自身做了很多改革，包括董事会与经营层的分离，我们叫做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进一步按照国家要求已经改的很到位了，包括党委会的从严治党，党委会的权责，等等这些我们工作都做到位了，但是现在就没有更多可运作的资源，所以下一步结合武汉市国资国企改革，如果说市里面能给更多资源，其实国资公司可以为武汉市国企改革、为武汉市产业发展、为武汉市城市建设发展可以做更大的贡献。
汪海粟：
今天我们回顾武汉国有资本营运的历史，总结它的经验是必要的，但有两点需要把握：
第一，国有资本不能泛化。也就是说不能把所有的国有资产都叫做国有资本，如果把国有资产资本泛化，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会导致国家功能的异化，这一种异化往往会与腐败相关，会与低效相关。其实在很多领域中国家应该用资产的方式来运行，而不是用资本的方式来运行，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国有资本在特定的领域当中它也会长期存在。以新加坡淡马锡公司为例，这家公司早期主要持有竞争性行业中国有企业股权，然后逐步退出这些行业。其主要责任是服务于新加坡国有资产增值。该公司的大量投资都不是在新加坡，它是用新加坡的国有资产在全球资本市场当中去寻求机会，然后通过在全球资本上的运营产生的资本增值服务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所以对于国有资本，我觉得应该有目标、有要求、有限制，应该在特殊的条件下发挥作用，不能够无限的膨胀。所以，形象地讲，国有资本应该锁在特定笼子里运行。
杨卫东：
我觉得国有资本不是要锁在笼子里，而是要融入到全社会当中去，是一个融入的问题。我们所谓的混合所有制就是要把它融入到不同的所有制中去。融入进去以后来增加国家的财富，对国家的发展、对人民的福祉的提高我觉得都是有用的，国有资本更多的应该通过一些搭便车的方式发展，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强调国有资本，就是要强调它的盈利性，我曾专门写过一个文章，讲商业类的国有企业，如果你真是商业类的国有企业，你就必须与政府完全分开，按照市场竞争的方式去经营，你就不能再是政府的一个工具了，和一般的普通企业一样，经营者没有级别，完全从市场上去选择。这样的商业类型公司，我是主张资本营运的。我们成立国资公司目的就是探索资本营运。我们营运的很多方式其实就是混合。通过这样的一种混合的方式整个社会的财富获得了很大的增长，国有的财富也得到了很大的增长[18]。
汪海粟：
我说把国有资本锁到笼子里面去，并不是说不让它发展，理论上来讲国有资本应该干分内的事情。要承认，中国国有资产资本化在大量的领域当中还会长期存在，包括文化领域、医疗领域有大量的国有存量资产，随着这些单位的企业化改造和PPP项目的推行，国有资产资本化趋势会显现出来。国有资本在转型国家很多问题其实是需要澄清的：
第一，需要澄清的就是非国有经济对国有资产有无贡献。我认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只要企业纳税，纳税就形成国有资产，所以不能否认其他所有制经济对国有资产的贡献。
第二，国有资本是否应该通过竞争公平实现盈利。我们理解的国有资本应该是一个健康的具有通过市场运行实现盈利目标的资本，既有发挥特别功能的需要，但又要接受市场规律约束。该进入的时候应该按市场规则进入，该退出的时候应该按市场规则退出，要做到进退有序、进退有据。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国有资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编撰人：筱铧）
[1]引自： 江汉论坛9/1997 37，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专家调查组成员:刘宗发、邓绍英、龚益鸣、尚永、夏若江。
[2] 谷玉川时任湖北省经贸委主任
[3] 见《政策》，1999年第6期
[4]夏兴园，中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导
[5] 见《社会科学动态》，1999年第5期
[6]谭崇台，武汉大学教授、博导
[7]见《社会科学动态》，1999年第5期
[8]李贤沛，中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导
[9]见《社会科学动态》，1999年第5期
[10]贾志杰，1935年12月生，吉林扶余人，1993年5月任湖北省省长，1995年2月任湖北省委书记，2000年12月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1] 1997年9月12日国家体改委发出《关于确认武汉市为国家体改委国有资本营运体制改革试点城市的函》
[12] 艾丰，1996年任《经济日报》社总编辑
[13] 冯并，1996年任《经济日报》社副总编辑，后任总编辑。
[14] 李春明，1953年10月生，湖北郧西人，1996年8月至1998年6月任湖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以后历任省政府秘书长、副省长、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省委秘书长、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15] 丁学东，1960年2月出生，江苏常州人，1997-1998年任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产权司司长，1998-2000年财政部国有资本金基础管理司司长。以后历任财政部部长助理、副部长、国务院副秘书长、中金公司董事长、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
[16] 李勇，1950年出生，湖北恩施人。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第一任董事长。
[17] 见《经济日报》1999年10月21日，魏劲松《健全国有资本出资人制度——访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董事长李勇》
[18] 杨卫东于2019年5月29日口述。
本文来源：《武汉改革开放口述实录（一）》，湖北人民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