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甘文锋】
转眼又到2020年尾，一般这时候都会为香港写一些一年的检讨回顾，然后展望明年。如果要对今年的香港进行总结，笔者的评价就是“开始的终结”——开始是指回归后的开始阶段。
这个阶段我会称之为“幻想阶段”，大家都对香港充满幻想，对“一国两制”有不同解读，对基本法有不同理解。经历过修例风波及疫情的痛击，社会完全撕裂了，却反而让大家都看清了，原来大家对“一国两制”、基本法、港人治港还有香港的国际地位有如此之多的迥异看法，往日用一句“狮子山精神”所涵括的价值观，俱往矣！
可能有读者会认为，“20多年才完结了这个幻想期，是不是太长了？看看澳门的现况，多正常。”我们要明白，香港曾被英国管治了150年，而且有一点不能不承认——英国的政治操作能力及国际影响力远胜葡萄牙，再加上香港的情况本就比澳门复杂的多，硬是将两者相比实在没有太大意思。
在2020年幻想期结束后，应该开启一个怎样的时期？这才是更值得探讨的问题。
笔者认为，现时开始的是一个“去殖”时期。当然，严格来讲，香港一早不在联合国的殖民地名单里，不能算是殖民地，但香港在被英国管治多年后，的确在多方面受到英国影响，为方便讨论，姑且在这里用“去殖期”这个概念来讨论幻想期后的香港。
“去殖”第一步：香港国安法
当谈到去殖，首先要回答的是，要“去”什么？是所有英国留下来的东西吗？应该不是，否则就直接“一国一制”了。倒过来问，是否明天实行“一国一制”，香港就完成去殖了？很明显答案仍是否定的。
但怎样才算完成去殖，恐怕不单是笔者，其他学者也很难列出一个清单。今天中央政府要做的不是将香港变成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而是一边去殖一边保留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要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没有教课书可跟随，更没有理论作为行动框架。
可以肯定的是，2020年，中央政府因为香港的黑暴以及美国的打压，终于下定决心行动了。没有理论行动框架，只能以目标为本——目标简单明确，在香港重申“一国”的重要性，做法就是将香港国安法加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之中。
很多人可能认为香港国安法的订立仅是为了应对黑暴，但从宏观而言，这项法例是中央实行全面管治的重要一步；而由下往上看，也明确告知所有香港人，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有责任为国家安全出力。在之前的二十多年，香港人在23条立法上拖拖拉拉的心态已不能被中央所接受，如果香港人自己做不到，就只能由中央出手了。这既是中央拥有的权力，也是香港人应尽的责任。
当然，香港国安法对香港有定海神针的作用，但香港毕竟受英美影响极深，也不能说香港国安法订立后就可安枕无忧。
以香港的防疫措施为例，笔者至今都不明白为何香港政府不肯参考内地的做法。
以防疫的成效来看，内地的政策及措施无疑是极其成功的，很有借鉴价值，而且中央曾调拨大量检测资源及人手到香港支援抗疫，最近香港的疫情迎来第四波，抗疫专家钟南山亦发言呼吁香港进行全民检测。但令不少市民失望的是，特区政府依然不考虑学习内地全民检测的措施，认为全民检测“不科学”。
9月1日，香港自愿免费的新冠病毒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开始实施。（资料图/新华社）
其实只要客观看看整个内地的抗疫，就会知道“全民检测不科学”的评价才是“不科学”的。在笔者看来，这种心态大概率源自重视欧美经验，轻视甚至忽略中国经验的一种偏见。
这种偏见其实亦是港英时期遗留下来的，特别常见于政府公务员当中。当有事情发生时，他们行事所根据的指引往往是参照英美等“五眼联盟”的做法，最多可能会加上邻近地区如新加坡、日本、韩国或台湾，但往往亚洲的经验只是点缀，重点永远是欧美。而政府所提到的“国际”标准，说白了其实就是“五眼”标准。
这种崇尚“五眼”标准的习惯可说是很多香港人脑海里一种深层次烙印，除了公务员，拥有这种烙印的人也常见于各类专业人士中。因为他们一直以来的工作环境、各项工作标准及指引，很多依据主要都是来自英美两国，加上日常生活、媒体及娱乐各方面的来源都是英美为主，这一烙印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中更难磨灭。
也许在香港的“去殖”工作，不只是改变人心这么简单，因为时至今日大家应该都明白了，有些人的心永远也回归不了；今天要做的就是明确摊牌，香港最终是由爱国者管治及主导，而国安法只是摊牌的第一步。
“去殖”第二步：警方/政府拨乱
国安法通过后，香港出现了一波潜逃的潮流，反对派多名知名领袖包括罗冠聪、张崑阳、许智峰等都潜逃离港；而没有离港的包括黎智英、黄之锋及周庭等人也正被拘留或已判罚入狱，执笔之时亦见到另一反对派领袖朱凯迪被没收护照。
黎智英被押往赤柱监狱（图/彭博社）
警方如此频密的行动，是香港国安法立法之后的第二步，向所有反对派表明中央已下定决心收网，在今天的国际环境，忍耐已非中央的首选了。
对反对派是步步紧逼收网，而对公务员则是要求他们宣誓拥护《基本法》及效忠特区政府——在近几星期，所有政治任命官员、各级公务员以及新入职的公务员都要宣誓或签署声明，否则请马上离职。
这次宣誓也是黑暴期间部分公务员所作所为太过份所致。本来每个人有不同政见是很正常的，但公务员必须遵守“政治中立”原则，即无论你个人政见如何，也要执行上级给予的指示及命令，也不应该以公务员的身份去发表政见。
当时也有公务员朋友与笔者争辩，难道下班后也不能自由发表政见吗？可以的，但请不要用公务员身份。例如当时的公务员集会，一群人以公务员身份向政府施压，就违背了公务员政治中立的原则。如果有意见，请以个人身份合法和平表达，这是香港法例容许的。
“去殖”重要一步：身份分清
除了潜逃潮及要求公务员宣誓外，香港近来也爆发了新一波的移民潮，比这更重要的是由此引发的有关香港“公民 / 居民”的反思。
在中英会谈时，因中央希望香港能顺利回归，在照顾大局的前提下，给予了香港人一些优惠，例如香港人移民外国后亦可保留永久性居民的身份，他们虽然是外国籍却仍可以回港投票，甚至政府派钱亦有他们的一份。
因此，现时香港的居民可分为四大类：中国籍香港永久性居民、中国籍香港居民、外国籍香港永久性居民，以及外国籍香港居民。
香港法例没有公民的概念，因此就会有些以国际惯例看来不合理的现象出现。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但根据香港的法例，只有香港永久性居民才可以登记成为选民投票。因此，中国籍香港居民虽然是中国公民，却不能在香港投票；但相反，外国籍香港永久性居民，虽然不是中国公民，却可以在香港投票。
也就是说，这一波移民潮将会产生更多美、英、澳、加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他们有外国国籍，交税给外国政府，却又能回香港投票，影响香港的政局。
面对将来极可能发生的困局，重新将“中国公民”的地位写进香港法例，取代“香港永久性居民”，确认“中国公民”在港的权利及义务，已然迫在眉睫，也是去殖过程的重要一步。
结语
2020年，香港发生的事看似简单，就只有两件——应对黑暴和抗疫，但因这两件事所引发的各类社会事件，却是剪不断理还乱，上文提及的几件事都是从这两件事引申出来的。
其实也有很多事件应当加进去，例如教育系统的西方视角对新一代的影响、香港医疗霸权如何影响香港政府的抗疫政策，以及疫苗如何被政治化成为另一波政治对抗的工具等。
但无论怎样分析，基本上都可以得出香港不会回到从前的结论，因此笔者才胆敢下判断这一年是香港新一个阶段的开始；也因为各件事情还在发展当中，这里没有为一整年作系统性梳理，而是就这一年较为重要的社会事件作出略述点评。
篇幅所限，也许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待时机更成熟再深入讨论，届时可以梳理出一幅更清晰的香港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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