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竞生出生在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城潮州
民国女学生形象
民国是一个新旧思想激烈交锋、学术活跃、名人辈出、传奇不断的特殊年代。
文中的这位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文化奇人、风云人物（有哲学家、美学家、性学家、文学家兼教育家多个身份标签），“名满天下”的北大教授张竞生，凭一册簿薄的《性史》赢得生前无数骂名，也收获了半个多世纪后的殊荣风光。
一生跌宕起伏、五彩斑斓的留洋博士张竞生，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与柏拉图，霭理士、弗洛希德、金赛博士并列齐名的影响人类性爱观念的中外知名人物。
曾几何时，写《性史》的张竞生与主张在教室里搞人体写真的刘海粟，唱《毛毛雨》的黎锦晖，被时人诟病、揶揄为三“大文妖”，然而历史发展的大潮则证明他们乃是穿越时空的时代“先知”，理应受到尊重与重新认识。
尽管古人云“食色性也”。然而，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里，“性”始终是人们谈虎色变的禁忌。
关于放开谈“性”说“爱”，别说是在封建社会刚刚结束的民国初年，就是在今天，一向含蓄内敛的东方国人，也视之为讳莫如深的敏感话题。
然而留洋归来、被聘为北大哲学教授的张竞生，却以“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之精神，大胆、勇敢突破封建人性藩篱束缚。
1923年9月，他率先打破性的禁忌，在北京大学首开性学第一课，以科学的态度传授性知识；以前无古人的勇气将性教育搬上了书声琅琅的神圣讲堂。
北大的讲坛上，抑或是绵延几千年的古老中国的书斋里，第一次响彻张竞生异端的声音。
“说及性教育一问题，关乎人生比什么科学与艺术更大。性与情感有直接关系，而对于理智也有莫大的交连。饮食是生命的起始，性欲是生命的发展。现在许多政治家专心去讨论经济，而世界的教育家竟忘却了这个比经济更重大的行教育问题……”
张竞生在北大课堂首次开讲性学第一课之举可谓石破天惊，不啻于引爆思想领域“重磅炸弹”，更让他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望着北大讲坛上的这位个子不高，但双目炯炯有神的年轻教授，聆听着那振聋发聩、启迪民智的洪亮声音，敬佩人们的思维不由得联想到了他那次引发广泛争鸣的——“爱情大讨论”。
北大校园景色
1923年4月29日，张竞生在《晨报》副刊发表了《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的研究》，发起中国第一次爱情大讨论，提出爱情是有条件的、可比较的、可变迁的、夫妻为朋友之一种的“爱情四定则”。
张博士那大胆的毫不含糊的观点立即引起了一场激烈争论，以至于轰动了整个京城乃至全国。
经过程朱理学和清代毁禁的深远影响，禁欲与不洁更主导着中国人的性观念。对于性问题，人们避之唯恐不及，不是采取压制主义就是隐讳主义。
然而，从发展角度来认识，性话语在民国文化和教育中的突显，其实是中国由封闭的专制的社会向现代的民主的社会转型的一种象征。
张党生在北大讲堂讲授性学，撕掉了性的神秘的面纱，试图还性以本来的面目。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这一壮举，既有他打破性禁忌、冲击旧礼教的雄心壮志，也有他重构人生、改造社会的理想追求。
为把道理讲够讲透，张竞生以水作喻，进一步强调开展性教育的重要性。
“性臂如水，你怕人沉溺么？你就告诉他水的道理与教他会游泳，则人们当暑热满身焦躁时才肯入浴，断不会在严冬寒冷投水受病，又断不会自己不识水性，就挽颈引领，闭目伸头，一直去跳水死。故要使青年不至于去跳水寻死，最好就把性教育传给他。”
在他的无畏冲锋之下，性禁忌被打破了，但其所受到的偏见与诽谤，却始终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他。
彼时的北大有命名教授雅号的传统，就像陈汉章被称为“两脚书库”、辜鸿铭被称为“东西南北人”一样，张竞生则被冠以“性学博士”的别称。
从此，不雅的绰号就像阴魂一样笼罩在张竞生的头上，久久挥之不去。为了讲授性学，张竞生遭遇了怎样的难堪，承受了怎样的压力，付出了那些巨大的代价，常人难以想象。
“张（竞生）博士根本是一位具有坚强的意志、丰富的想象力的自由主义学者、思想家，毫无忌惮地击破了旧礼教的最后藩篱。”（林语堂《张竞生开风气之先》）
民国女学生形象
在人们“谈性色变”、讳莫如深的一百多年前，掀起“爱情大讨论”、在北大开性教育课、戴上“北大教授”光环之前的张竞生，早已是人中龙凤、传奇青年。
张竞生是以“潮商”闻名于世的潮汕地区第一个博士，民国三大博士之一。
1888年出生的他，正逢苦难中国遭遇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殊年代。
1908年，仅20岁的张竞生千里迢迢到新加坡追随革命先驱孙中山参加同盟会，决意做一个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党人。被中山先生称“张竞生，吾同志也。”
1909年勤奋好学的他考入京师大学堂，也就是北大的前身，堪称是万里挑一，金榜题名。
1911年，23岁的张竞生被孙中山委任为民国南方议和团的首席秘书，成为革命军中的马前卒。
1913年，25岁任中国留法学生会主席，积极参与推动勤工俭学运动。1919年获里昂大学哲学博士。
1920年，学成归来，曾任广东省立金山中学校长，在任上推行教育改革（提倡男女平等，招收女学生、倡导女学生游泳）。
1921年，风华正茂的张竞生被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任为北大哲学教授，开始成为20世纪初期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异常活跃的传奇式人物。
鲁迅曾在1923年，给予是是非非、颇受争议的张博士之言行客观评价和肯定。
“至于张先生的伟论，我也很佩服，我若作文，也许这样说的。但事实怕很难……知道私有之念之消除，大约当在二十五世纪……”（鲁迅《两地书》）
张竞生故居
一册薄薄的性启蒙读物——《性史》，平地掀起波澜海啸，又如一把锋利出鞘、寒光四射的双刃剑，既成就了张竞生的学术地位，又因超越国情让他身败名裂，伤痕累累。
彼时的北大，到处弥漫着浓厚的自由化气氛，受此影响的张竞生，认为性与性有关的风俗，也应该在研究之列，于是在1926年5月以性育社的名义出版了《性史》（性育丛书第一集）。
谁曾料想，一册薄薄的小书，竟然引发一场轩然大波，他本人也由此成了中国20世纪文化史上的知名人物，也为此付出了身败名裂的惨重代价。
1925年寒假在即，受到蔼理士的启发，张竞生决定广泛搜集国人性史材料，以此为基础，进行科学的研究，形成中国的性科学。
1925年冬天，他以一支富于激情善于鼓动的笔，在《京报副刊》发出了征集性史的广告。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的“性史”征集。广告一出，一纸风行，自然是各种反应都有，有的膛目结舌，有的兴趣盎然，反响强烈。经过认真拔阅，择优选编，编成《性史》第一集。
1926年5月初，一石激起千层浪、惊世骇俗般的《性史》第一集公开出版，一本标价区区八毛钱的小册子，引发万人争购。
发行的盛况，当时的北大教授林语堂曾有精彩的描述。
“《性史》出版之初，光华书局两个伙计，专事顾客购买，收钱、找钱、包书，忙个不停。第一、二日，日销千余本，书局铺面不大，挤满了人，马路上看热闹的人尤多。巡捕（租界警察）用皮带灌水冲散人群，以维交通。”
《性史》的公然出版，仿佛潘多拉打开了密封的魔盒，在礼教仍然森严和民智仍不开化的社会环境里，卷起阵阵狂澜。舆论界一派哗然，真假莫辨；卫道士口诛笔伐，上纲上线，一时之间，闹得沸沸扬扬。
过于太过于超前、 “洪水猛兽”般的《性史》很快为当时的社会环境所不容，恍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张竞生百口莫辩，《性史》也命运莫测。
因为一本区区《性史》，张竞生原本开挂了的人生和命运被剧烈改变，他被告上法庭；痛失教授的职位；被逼迫到老家农村，从一个名满天下的全国性学术达人变成了一个逐渐不为人知的地区及小人物。
然而，从世界性学史的发展观点来看，张博士以前无古人的勇气公开出版的《性史》小册子却有着非凡的意义。它1951年被译成日文，1968年被译成英文，比改变美国的性学大师金赛发表《金赛性学报告》提前22年，张竞生也由此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
前排右数第二个为留学生张竞生
一个20世纪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范本，如何从传奇走向落寞？
100多年后，当后人带着敬佩的眼光研究一个超越时代的先知，会吃惊地发现这是一个被“妖魔化”的文化奇人 ，一个真真实实的张竞生 。
- 他第一个向社会公开征集“性史”,却被贬为“性学博士”。
- 他第一个提倡计划生育,却被骂为“神经病” 。
- 他发起第一次爱情大讨论；第一个在大学课堂讲授“逻辑学”,编写第一本逻辑学教材；是他第一个提出“美治”思想；他最早提出和确立风俗学；是他最早翻译卢梭的《忏悔录》……
作为一个以失败告终的启蒙的性学家。他呼吁实行计划生育，提倡少生优生，其主张比马寅初整整提前了三十七年。
早在20世纪20年代，先知先觉的张竞生，就上书当时的广东省督军陈炯明从广东带头大力提倡节制生育。只是因为观念太为超前，超越国情，遗憾未被采纳。将计划生育作为一项政策主张公之于众，张竞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提倡计划生育第一人”。
张竞生率先打破性的禁忌，在北京大学首开性学第一课，以科学的态度传授性知识；发起中国第一次爱情大讨论；征集出版《性史》，被称为“中国最早的现代性教育论述”。
因为《性史》，张竞生被斥“性学博士”、“民国文妖”，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而彼时神圣的学术殿堂则抱持傲慢与偏见，将他视为异端，扫地出门。
留洋多年的张竞生，在法国接受了大量西方学术和思想，脑子里充满了社会学、性学、美学、优生优育之类的学问，心中则是改造中国、建设中国的宏大愿景。
现实与历史的反差，真相与表象的错位，最终使得张竞生遗憾沦落为一个倔强而又孤独的叛逆者；一个出师未捷便轰然倒下的寻梦人，他是一个20世纪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范本，性学是他的底色，乌托邦的哲学思想和美学体系是他的亮点，特立独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不羁精神是他的灵魂。
1970年，82岁的张竞生在老家农村读书，哪知就在天将透亮的凌晨时分，因突发脑溢血而寂寥离世，这位20世纪初期活跃在中国学术界的传奇人物，曾经出彩的人生最终以凄凉收场。
张竞生素描
民国学校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