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美丽国家建设是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景。然而，究竟什么是美丽国家以及如何衡量美丽国家仍是值得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和尚未解决的实践难题。根据公共价值理论，国家的美丽应界定为蕴含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不同社会领域的公共价值，这些公共价值存在密切而复杂的关联，可以通过社会经济指标得到准确的衡量。
运用主成分分析，选择这五个社会领域中15项具有代表性的社会经济指标，对它们之间的关联及其所包含的信息进行分析、挖掘和降维，发现第一个主成分包含这15项指标中66.05%的信息，前四个主成分包含88.11%的信息，并将之分别命名为经济因子、生态幸福因子、性别公平因子、经济公平因子。这一发现可以印证，经济因素在美丽国家建设中居于基础性地位，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必须兼顾其他社会领域问题的解决及其美丽的实现。不同国家具有各自的美丽，也有各自的问题，主成分分析可以帮助各国及其治理者更加清醒地认知自身问题以及优势劣势，实现大国博弈中的知己知彼。
[关键词] 五位一体；美丽国家；美丽中国；公共价值；社会发展；主成分分析（PCA）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开展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全面发展与美丽中国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治理成效。在“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的推动下，“五位一体”全面发展与美丽国家建设同样可以向世界各国推广和延拓，成为中国人民为世界发展和全球治理做出的中国贡献。世界各国都存在建设美丽国家的期盼与愿景[1]，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由于缺乏对美丽国家建设的深刻理解和恰当理论，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失去其光环，深陷各种治理赤字，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形成鲜明对照[2]。
与此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尽管拥有丰富的资源、优美的环境、灿烂的文化，但仍然长期受制于各种发展的桎梏，未能实现稳健、持续、全面的社会发展和进步[3]。随着公共价值理论与国家治理理论的发展，各种经济社会指标的丰富，哲学与文学意义上的“美丽国家”越来越能够得到科学的界定与衡量，一个国家美在哪里，问题又在哪里能够得到清晰的展示，美丽与缺陷之间的关系可以进一步澄清，进而为国家治理、社会发展和美丽国家建设提供指南与圭臬。
美丽国家建设的实质是一个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的综合、协调、有序发展。这些领域包括庞博丰富的内容，具有密切复杂的关联，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过程中需要合理动态的次序。
尽管通常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决定”一词也许并不准确，经济领域的增长并不必然保证政治领域的进步、社会正义的实现、文化艺术的繁荣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其中的脱节与无序是导致国家治理失败、阻滞美丽国家建设的重要原因，因此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及时开展并有效推进其他社会领域的改革尤为艰难与重要[4] 852-881。非洲国家的长期贫困在于其国家治理能力的缺乏，他们丰富的自然资源未能使大多数国民受益，未能长期持续地推动国家发展，提高国家能力，增进国民福祉[5]。拉美国家于20世纪70-90年代的快速经济增长加剧了社会不公，这是其长期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6] 651-656。
美国尽管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国，近20年来在主要发达国家中经济增速位居第一，但斯蒂格利茨、皮尤调查以及其他诸多研究者指出，2000年以来美国社会日益加深的经济不公平与种族不平等是其当前深陷社会危机的根源[7]。通常北欧国家在大多数指标与排名中均名列前茅，但也存在自杀率偏高、社会福利过度、青少年理想缺失、排外势力抬头等社会问题[8] 414-423。
相比之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贪污腐败、环境生态恶化、社会道德滑坡等社会问题。“五位一体”发展模式的提出则扭转了这一局面，为世界各国提供了美丽国家建设的经验与案例。事实上，每一个国家均存在各自的优势与问题，如果公共治理者能够充分认知自身优势，正视自身不足，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组合有效解决自身问题，那么每一个国家均可以建成美丽国家。
“五位一体”综合发展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五个领域，这五个领域分别蕴含着丰富的经济价值、政治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这些价值均可以通过一些相对可靠的社会经济指标进行衡量。这些指标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和影响，更为富裕的国家，在更大的概率上是政治进步、社会发达、文化繁荣、生态优美的国家。当然，也存在例外国家和离群案例，而这些例外和离群往往就隐藏着问题与危机。
本文试图提出并回答以下问题：（1）什么是美丽国家？如何界定与衡量美丽国家？全球200多个国家或经济体，他们美丽在哪里，问题又在哪里？（2）各种经济社会指标的本质是什么，编制方法和依据何在，关系如何？（3）综合考虑多元公共价值和各种社会经济指标，中国的美丽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程度在世界各国中处于什么水平？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探究美丽国家和“五位一体”综合发展的哲学和价值基础，将抽象的公共价值实证化为经济社会指标，结合质性分析，探讨美丽国家的多维构成及其主要成分，通过对复杂指标的简化与降维，把握关键价值，诊断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为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美丽国家提供方法和思路。
二、理论探讨与方法论基础
（一）公共价值
价值意味着“好”或者“善”，如果没有对什么是“好”或“善”的准确界定，那么人类行为、管理决策、公共政策及其绩效评估就失去其目的与依据。经济学中的效用、福利以及由此衍生而来的收入、财富、GDP，以及管理学中的效率、效益、利润、满意度等，均可以追溯至可以用货币衡量的经济价值。然而，除了经济价值以外，人类社会中还存在大量无法用货币衡量的其他价值，如公正、责任、环境等，这些价值在不同学科领域也被称为人类价值、内在价值、多元价值等。在市场经济中，经济价值往往受到重视和凸显，而难以用货币衡量的其他价值则被忽视或贬抑。
公共价值是那些能够得到大多数人认可和追求的价值，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都存在公共价值，而私人价值则是那些仅仅被少数人或小群体追求的价值。公共价值理论的开创者之一、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穆尔(Mark H.Moore)教授指出，创造公共价值是政府战略的中心[9]，公共价值理论的另两位开创者Beck J rgensen和Bozeman（2007）给出了一个包括公平、正义、效率、责任、可靠等66项价值内容的公共价值清单，他们认为国家治理失败的原因在于无法为社会和公民提供所需要的公共价值[10] 354-381。公共价值管理被认为是近20年来公私管理领域最为重要的理论进展之一，引领着管理实践和理论范式的转型[11] 445-456;[12]。
它既可以为组织治理提供包括战略、愿景和使命在内的长远规划，也可以对具体行为、决策和政策进行指导和评估[13] 13-28。公共价值理论为组织的本质和存在的意义提供了合理的理论解释和实践指南，作为私营部门的企业和公司主要以一元经济价值作为愿景和使命，而作为公共部门的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则必须追求多元公共价值。相对于私营部门而言，公共部门治理的难题在于如何创造公共价值，以及如何在多元公共价值之间进行综合平衡，这是企业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之间的重要区别所在。当然，就其价值创造和创新活动而言，他们也具有共通性，因此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也可以被界定为政治企业和社会企业，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也可以被称为政治企业家和社会企业家[14] 363-366。
（二）社会经济指标
公共价值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个模糊的哲学概念而难以在管理实践和政策制定中加以运用[15] 465-477，然而在现实中，人类社会一直在处理多元公共价值问题，人类行为、管理决策、公共政策，以及各种社会经济指标均有其公共价值基础。在经济领域，作为公共价值的经济价值得到了最为清晰有力的展现，收入、利润、GDP均可以通过一元化的货币得到准确衡量和计算，其他诸如市场占有率、消费者满意度、销售收入、资产回报率等各种财务金融指标均是经济价值的衍生和细化。
GDP尽管近年来广受批评，但其问题却并不在GDP本身，而是理论界和实践界都需要拓展价值视野，通过更多的指标来衡量更多的价值。绿色GDP试图通过计算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对GDP进行修正，但这一思路的问题在于，它们仍然将环境生态价值进行货币化和一元化，将这一数值作为经济价值的减项，然而这种货币化的数值并非环境价值的全部[16] 195-215。由耶鲁大学环境法律和政策中心编制的环境绩效指标（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EPI），从环境健康和生态活力两个方面，对24项子指标进行加权平均，为环境价值的衡量与评价提供了另外一个崭新的、与经济价值无关的维度[17]。
相对于经济价值而言，其他社会领域的价值更加难以界定和衡量，但这一困难并非无法克服。由联合国发展署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是目前最为成熟和权威的社会经济指标之一，它包含三项价值：健康、教育和经济。其中，健康由人均寿命衡量，教育由期望受教育年限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平均值衡量，经济由人均国民收入衡量。
尽管这一指标相对于GDP而言包含了更多的价值，能够更加全面地衡量和反映社会发展，但它同样没有包含公平、环境等价值，因此并不能如其名称那样全面衡量人类发展[18]。类似地，由世界经济论坛编制的全球竞争力指数GCI（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试图衡量竞争力这一价值，编制者将竞争力分为三个价值维度：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这些子维度又进一步被细分为112项子指标。这些子维度和子指标包含了丰富的价值内容，通过加权平均，最后得出国家竞争力的数值[19]。
社会经济指标包括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传统的实证科学更加倾向于采用客观指标，例如GDP和个人收入，由此而产生的效用和福利也被界定为客观效用和客观福利，正是这种客观性和实证性使得GDP和个人收入成为国家发展和个人幸福的目标[20]，也使得经济学被认为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
然而，经济学家Easterlin发现，GDP和个人收入的提高，并不一定能够带来主观幸福感的增强，这一发现推动了运用主观调查和利克特量表衡量主观福利和主观幸福感的幸福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21]。对于那些模糊而综合的公共价值，就可以采用这种主观调查和利克特量表的方法进行衡量。这也正是联合国编制的幸福指数、透明国际编制的腐败认知指数、经济学人杂志（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编制的民主指数、卡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编制的人类自由指数的理论依据[3]。人类社会不断编制和开发新的指标，意味着人类社会对世界的理解和认知更加精确和深入。美丽国家是一种质性描述，但它也可以通过越来越多的指标和维度得到刻画和量化。
三、数据来源
（一）数据说明
美丽国家由众多价值维度构成，根据这一原理，我们将人类社会分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个领域，每个领域选择3项指标，共15项指标，其所对应的公共价值、发布机构和数据年份如表1所示。这15项指标基本由国际权威机构编制和发布，并已连续发布多年，具有足够的可靠性。原始数据基本涵盖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经济体，由于缺失值的存在，最后保留了102个所有数据均齐全的国家或经济体。本项研究是一个截面分析，绝大多数指标和数据的年份为2018年，考虑到这些指标基本上长期保持稳定，很少存在突变的可能，因此截面数据能够说明这些国家和经济体在2018年左右的状况。
（二）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是主成分分析的基础。相关性（correlation）并不等于因果性（causality），但相关性背后隐藏着因果性[22]。我们通过R语言中的Corrpolt包计算相关系数矩阵并进行可视化。图1是相关系数矩阵，从上到下按照与第一主成分的相关性大小排列，有以下发现：
首先，这15个指标中的绝大多数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性，意味着美丽国家的多个价值维度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其中，HDI排在第一位，与第一主成分的相关性最高，表明HDI尽管仅包括医疗、教育、健康三个维度，但与单纯的人均GDP（GDPR）和人均国民收入（GNIR）相比，仍然具有更强的全面性和综合性。以HDI、GDPR、GNIR等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指标是决定美丽国家建设的核心因素，它们与其他指标如全球竞争力指数GCI、环境绩效指标EPI、腐败认知指数CPI、幸福指数HAP、民主指数DEM等存在较强的相关性（0.6-0.8），表明这些领域的公共价值仍然受到经济价值较强的影响。
其次，幸福星球指数HPI（Happy Planet Index）同经济因素的相关性不高（ρHPI-GDPR=0.29、ρHPI-HDI=0.34），意味着经济表现好的国家，在幸福星球指数HPI上表现并不好。原因在于，HPI是由非营利组织新经济基金开发的一个新型指数，它的编制公式为：HPI≈（预期寿命×主观福利）×不公平系数/生态足迹，这一编制方法将主观福利与预期寿命相结合，用衡量不公平程度的系数和衡量环境保护程度的生态足迹进行调减[23]。
它的评价结果出人意料，在140个国家中，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分别排在第1、2、3位，随后排在前列的国家也大多是一些经济并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如越南（第5位）、孟加拉国（第8位），挪威、印度、中国、美国分别排在第12、50、72、108位。这一指数为美丽国家提供了新的维度、视角和信息，按照这一指数，美丽国家就是哥斯达黎加、越南等发展中国家，而不是美国、挪威等经济发达国家，而之所以大多数人潜在地认为美国、挪威等国家是所谓的美丽国家，原因正在于大多数人的认知受到经济的潜在影响。
第三，基尼系数GIN同经济因素之间具有中等程度的相关性，（ρGIN-GDPR=-0.33、ρGIN-HDI=-0.37），这一方面表明富裕国家没有呈现出足够的公平，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从整体上和概率上，富裕国家的基尼系数倾向于降低，经济发展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经济公平的实现。更加详尽的离群点分析显示，以中国香港、新加坡、美国、以色列为代表的少数发达经济体的基尼系数显著偏离了趋势线，拉低了基尼系数与经济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社会公平程度显著优于发展中国家。
四、主成分分析（PCA）
（一）主成分提取
我们通过R语言以及FactoMineR和factoextra两个包进行主成分分析和数据可视化。表2为15个成分的特征值和累计方差。由表2中的数据可知，主成分一包含了所有15个指标中66.05%的信息，而前4个主成分则包含了88.11%的信息，剩余的11.89%在余下的11个成分中。
对主成分的解释和命名是PCA的重点与难点。如表2所示，第一主成分主要来源于人均GDP（GDPR）、人均国民收入（GNIR）、全球竞争力指数GCI、人类发展指数HDI、腐败认知指数CPI、民主指数DEM、人类自由指数HFI，它综合提取了这些指标中的共同信息，即经济价值，因此可以被命名为经济因子，这一成分综合了所有15项指标中66.05%的信息，可以被理解为，在由这15项指标构成的评价美丽国家的指标体系中，经济价值发挥了66.05%的作用。
第二个主成分与第一个主成分正交，解释了9.71%的信息，从载荷方程和贡献矩阵可知，它主要包含幸福星球指数HPI、生态足迹EFP、人均碳排放CO2的信息，因此可以被命名为生态幸福因子。第三个主成分解释了7%的信息，主要来源于性别公平指数GGI，可以被命名为性别公平因子。第四个主成分解释了5.36%的信息，主要包含基尼系数GIN的信息，可以被命名为经济公平因子。其他11项主成分所包含的信息依次降低，它们实质上是影响15项指标的其他因素，只不过影响较为微弱，在剔除了前四项主成分之后，它们所包含的信息量仅为11.89%。
（二）国家诊断
图2将指标和经济体同时展示在各主成分所构成的平面上，它们可以更加清晰地展示国家在不同主成分或价值组合中的位置，也就是它们的美丽之处与问题所在。在图2A中，有以下发现：
1. 以挪威（NOR）、丹麦（DNK）、瑞典（SWE）、芬兰（FIN）为代表的北欧国家和以瑞士（CHE）、英国（GBR）、德国（DEU）、荷兰（NLD）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它们的经济高度发达，位于主成分一（经济因子）的最右端，发达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些国家在其他领域的同步发展。然而，如果将经济因素剔除，这些欧洲国家在主成分二（生态幸福因子）上处于中间水平，不如以哥斯达黎加（CRI）、哥伦比亚（COL）、墨西哥（MEX）、尼加拉瓜（NIC）、巴拿马（PAN）等为代表的拉美国家。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在生态幸福因子上也不如部分发展中国家。
2. 美国（USA）、加拿大（CAN）、澳大利亚（AUS）在图2-A中相互靠近，它们与北欧和西欧国家具有同样发达的经济，但它们的生态幸福明显低于北欧和西欧国家，也低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正是它们的问题所在。与此同时，图2-B显示，美国在所有102个样本国家中，经济不公平的严重程度仅次于南非（ZAF），其基尼系数GIN（0.42）在102个国家中排名（由高到低）第26位，通过PCA剔除经济和其他因素之后，它在第四个主成分（经济公平因子）上排名第二，意味着其经济的高度不公平，使其远离其他经济发达国家成为一个明显的离群点。
3. 以哥斯达黎加（CRI）、哥伦比亚（COL）、墨西哥（MEX）、尼加拉瓜（NIC）、巴拿马（PAN）等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它们在主成分一（经济因子）上表现中等，但在主成分二（生态幸福因子）上表现最优，处于全球的最高水平，这是它们最大的美丽之处。然而，图2-B显示，这些拉美国家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们在主成分四（经济公平价值）和主成分三（性别公平价值）上的表现较差，这种不平衡的发展降低了它们的美丽程度。
4. 以乍得（TCD）、布隆迪（BDI）、几内亚（GIN）、毛里塔尼亚（MRT）等为代表的非洲国家，它们的经济发展在图2-A中处于102个样本国家的最低水平，同时生态幸福也较低，但是，图2-B显示，卢旺达（RWA）、布隆迪（BDI）、博茨瓦纳（BWA）、南非（ZAF）等非洲国家拥有全球最优的性别公平。卢旺达等非洲国家在性别公平方面的优异表现得到了包括世界银行、世界经济论坛以及诸多学术研究的支持[24]。
在本项研究的15项指标中，只有性别公平指数GGI对非洲国家有利，如果纳入更多诸如自然资源禀赋、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等对非洲国家有利的指标，那么非洲国家也可能在新的价值维度上排名靠前而成为美丽国家。然而，尽管拥有较好的性别公平，南非（ZAF）和博茨瓦纳（BWA）的经济公平程度在全球处于最差的水平，而卢旺达（RWA）和布隆迪（BDI）则明显地优于它们，这显示了国家之间的复杂性和差异性。
5. 俄罗斯（RUS）、蒙古（MNG）、哈萨克斯坦（KAZ）比较接近，在图2-A中，它们的经济发展在102个样本国家中处于中等水平，生态幸福也处于最低水平，在图2-B中，俄罗斯的经济公平和性别公平表现也比较差。伊朗（IRN）、阿尔及利亚（DZA）、巴基斯坦（PAK）等国的性别公平程度较差，而伊朗的经济公平程度又要落后于阿尔及利亚和巴基斯坦。
6. 我国（CHN）与乌克兰（UKR）、波黑（BIH）等国较为相似，经济发展和生态幸福在图2-A中都处于中等偏后的水平。在图2-B中，我国在性别公平因子上处于中间偏后的位置，而在经济公平因子上则处于中间偏前的位置。尽管我国在改革开放40年中进步显著，但就这15项指标在2018年左右的截面数据而言，我国在102个国家中仍然处于中间偏后的水平，在经济价值、生态幸福、性别公平、经济公平等公共价值上仍然有巨大的进步空间。
五、结论与展望
美丽和美丽国家都是复杂、模糊、多维的概念，美丽中国的建设实践要求我们对“美丽”这一概念进行深刻理解和准确界定，公共价值理论的发展为美丽国家建设提供了理论解释和实证检验方法。各种经济社会指标可以从各个维度对美丽国家进行描述和量化。本项研究选择了15项被理论界和实践界广泛采信的经济社会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对它们进行挖掘和提炼，寻找影响美丽国家建设的主要因素，把握美丽国家建设的核心要义。
我们发现，（1）经济因素仍然是决定美丽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15项指标所包含的信息的66.05%可以被归结为经济因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被广泛认知的理念确实存在其理论依据。（2）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必须关注其他公共价值及其美丽的维度，并及时进行政策调整和社会转型。在经济因素之后，我们提取并区分了另外三项因素，生态幸福、性别公平、经济公平，它们所包含的信息在15项指标中占比分别为9.71%、7.00%、5.36%，合计22.07%，这些因素对于美丽国家建设也具有重要的作用。（3）主成分分析表明，我们需要从更加全面的视角来观察和评价美丽国家。
主成分分析可以对多个成分进行降维和正交分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准确地区分和提炼维度、诊断问题、辨析美丽，回答各个国家“美丽在哪里，问题又在哪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美丽之处和问题所在。
（1）北欧国家通常被认为是美丽国家的典范，但它们的美丽是建立在其高度的经济发展水平基础之上，发达的经济推动了它们在其他社会领域的进步，通过主成分分析的正交分解将经济因素剔除之后，北欧国家的生态幸福以及性别公平并不比部分拉美国家甚至非洲国家优异。
（2）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更加优于北欧国家，但它的生态幸福，尤其是经济公平，处于所有102个样本国家的末尾，显示出美国社会存在的严重社会问题。
（3）我国在经济发展、生态幸福、性别公平、经济公平等四个主要成分上均处于102个样本国家的中间水平，然而，如果历史地考察我国在改革开放40年来在经济和其他社会领域取得的巨大进步，就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我国当前世界地位的来之不易。经济仍然是“五位一体”发展和美丽国家的基础，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步骤、有侧重地逐步加强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建设，是实现“五位一体”发展和美丽国家建设的正确路径，也是我国国家治理的特色与优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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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引用：王冰，苏睿.美丽国家的多维度展开与主成分构成,2022,（06）：29-37
来源：《决策与信息》2022年第06期
作者：王冰（1974-），男，陕西长安人，管理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公共价值与社会发展研究；苏睿（1998-），女，河南信阳人，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编：胡梁、编辑：邓汝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