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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大疫暴露了新加坡语文策略的局限 多元语言不得不回归

新加坡著名谐星葛米星化身为喜剧人物“Phua Chu Kang”用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传递防疫信息。(Gov.sg视频截图)

作者 程英生

今年年初,本地学者陈美英在《海峡时报》写了一篇论文,谈新加坡语言环境的演变,认定英语已经成了国人名副其实的“新母语”。

陈女士说,国人有了互相认同的语言,有利各族团结与社会和谐。她也觉得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还在世的话,必定深感欣慰,因为他一生的心愿是人人都懂英语,国家活动举行时用上一种语文便可。

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生前出版的《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联合早报)

陈女士的文章论述精致,语气肯定,数据也丰富。她的看法不让人惊讶,社会里向来就有尊英语为母语的呼唤,一直伴随着维护双语政策的声音。

原本以为,陈女士的论断必会引起共鸣,引来一些社群的呼应。

不料,几个月过去了,舆论场上不见讨论;《海峡时报》刊登的几篇读者来函里,没有热烈的呼应,有的是冷冷的怀疑。读者说,一般国人的“新母语”,更像是Singlish(混杂式英语),而不是英语。

英语的使用日益显著,无需数据也能证实。然而,只要走入寻常百姓家,走到人们生活的深处,不难发现市井小民中,始终未改“乡音”的,来不及拥抱那位新母亲的,不在少数。

小市民还是比较习惯用方言来交流。(互联网)

现实生活里藏着统计数字说不清的复杂。其实,那个人人都说英语的理想世界还没到来。

最近的一场世纪大疫,就凸显了这个社会本质。

在寻常日子里,政府行政,上下沟通,都是英语为主。我们的确稳健地朝着统一用语的时代前进;只是偶有重要讯息,还有其他语文的辅助,而这依赖的多是生硬的翻译,由人们在译文中摸索官府的意思和意志。

而今,一场瘟疫来袭,日子变得不寻常,平日的语文策略暴露了局限。

到了这非常时刻,讯息必须直达每家每户,官方非但要把话说清楚,让人知道措施的用意;又要把话说得温馨,让人感到措施里的情意。

这么一来,英语就有了局限,翻译也不易消化,更难牵动人心。唯有多语并用,才能深入民间。

于是,我们目睹了一场民间语言总动员:主流的和非主流的;正规的和非正规的。四种官方语文之外,方言和Singlish也都无妨。此刻需要的是有温度的、亲切的生活语言。

懂得多语的网红、名流、演员、歌星、部长和议员,都纷纷上场,展现各自的语言天分,发挥各自智商和情商。

动员现代名人还不够,还把王沙和野峰的遗世之作召唤回来,说要让年长人士重温旧梦,给他们一个理由宅家看电视。

被新加坡人公认为最佳拍档的王沙(右)和野峰。(联合早报)

语文环境这么一变,彷佛历史倒流,一路回到王沙和野峰的时代,那个建国初年的语言原点。

然而,推崇时代进步的人士不必担心,疫情一过,一切回归正轨,时间的巨轮会继续向前奔去。 也许到了下一个非常时期,我们必须全民动员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了一个一语通行的社会。

英语成了母语,社会更为团结,这个不难确定。 不易确定的是,在那语言统一的世界里,在那更有效率的时空中,我们会不会因此流失一些宝贵的东西? 那要留待历史去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