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70年前，上海解放前夕，毛泽东给华东局领导邓小平、陈毅、饶漱石发去电报，其中提到：“上海解放之后，应设立某种咨询机关，例如参议室……”很快，在政府中设置参事室的设想落地。1951年2月16日，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宣告成立。陈毅市长任命了上海市政府首批4位参事。至今，上海已先后任命、聘任两百多位参事。
上海参事，被誉为“申城智囊”，他们长期居于幕后，建言要务，建议可以直通政府高层，他们中很多人是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一代，为这座城市的发展贡献了智慧与力量。这些参事中，有参事制度的见证者、知名民主人士的后代，还有海外归来的赤诚学子、术业有专攻的大家、开拓创新的建言者……
从今天起，上观新闻推出“我和我的祖国——申城智囊与新中国70年”系列报道，回望上海市政府参事这些年来的历史记忆和珍贵足迹，从参事的视角讲述共和国的故事。
“我和我的祖国——申城智囊与新中国70年”①
上海参事杨洁勉：要做美国通，先做中国通
文/王海燕
采访杨洁勉约在了一个周末，他把时间定在了下午3点至4点。
“这次是你们约我，所以我就任性一点，按照我的时间来安排；如果是我约你们，肯定安排在周一到周五，因为不想占用你们的周末。”
第一句话就感觉出了几分外交辞令的委婉，以及惜时如金的学者风范。
一个钟头的时间不算长，但是含金量很高，老先生提前做了功课的。“只要我答应了别人，一定会做准备。不过有些问题，我现在不便谈，不是不谈，而是怕误导。”
坐在对面沙发上的杨洁勉戴副眼镜，身体微微向后倾。在可以说的领域，他相当“敞开”，直截了当，亦感人肺腑。“我已经68岁了，差不多到了随心所欲的年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矩’，就是马克思主义，或者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我们这代人进入到学术研究都比较晚，按照正常情况，我应该搞了50年的专业了，因为‘文革’10年，所以才是40年的专业研究，但是40年也可以看出一点问题来了。”
这位国际关系领域的资深专家，现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美国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会长、上海国际战略学会会长等。从2012年起，他开始担任上海市政府参事，“你知道，参事室人才济济，30来位参事都是大家、专家。与他们相比，我算不了什么。但古人说‘愚者千虑，或有一得’。”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杨洁勉交谈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会客厅走廊里挂着不少照片。看得出，杨参事去了很多国家，见了很多大人物，亲历了很多大场面，那是胸有丘壑、斡旋几方的智者角色。
而杨参事却以愚者自居，一再强调的是自己的刻苦努力。他几次直言：“我的智商、情商不高的，可我有一股儿韧劲。有人说，杨老师很辛苦，只有年初一不工作。他是不知道，我年初一肯定在工作！”
虽然言谈中自谦、低调，性情中却透着对人生的执着与豁达。杨洁勉显然已经将此化为他的人生哲学了。
他说，第一个境界是“work is work，play is play”(工作作是工作，娱乐是娱乐）。而问题在于很多人“work is not work，play is not play either”（工作不是工作，娱乐不是娱乐）。“因为你做不好工作，也就没有发展，赚不到钱，怎么去娱乐呢？”
第二个境界就是“work is play，play is work too”（工作就是娱乐，娱乐也是工作）。如果你把工作或学习看成是一个苦事的话，那么你的人生将是痛苦的。在他看来，学习和工作中有非常多的乐趣。
这么多年来，杨洁勉每一天都保持着有规律的工作节奏与热情。按照他的人生哲学，工作亦是娱乐，所以他安于耕耘，乐此不疲。
就在国庆前夕，杨洁勉荣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这或许是对他勤勉一生的最好注脚。
我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为服务国家而研究
上观新闻：这么多年来，您一直致力于国际问题和外交领域的研究，这是您当初自己选择的吗？
杨洁勉：这不是我主动选的。当年我下乡插队被安排到江西当农民，我身体不强壮，干农活也不咋的，可是我天天出工，劳动态度很好。江西老俵对我不错，他们看出我爱读书，就推荐我为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当时我考了全县第一名，还挺自豪。因为考了第一名，给了我选择的机会，一个是中山大学的现代文学评论专业，一个是上海师范大学的英语专业。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回上海。
在上师大学了三年英语后，我又被分配到农村去了。这次是奉贤，我还是保持着那一股子劲。每两周回上海市区家里一次，每次周一乘早上4点20分的头班车，换几次车，当我赶到农村学校的时候，我是全校第一个到的。如果我八点才出门，一个上午就没有了。
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考试，当时我没做过什么模拟考题，不熟悉考试的模式，光题目就要花很多时间看，所以我没考上。第二年继续考，发挥了我的文科优势，正好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招收研究生，这一次我比较幸运考上了，所以选择这个专业可以说是机缘巧合。但是既然干一行，就爱一行，就一直做到现在。
上观新闻：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您秉持什么样的治学理念？
杨洁勉：首先，治学的目的和政治立场。作为中国学者，为什么要搞国际关系和外交，在我看来，就是要为国家服务，这是第一位的。在国际关系与外交学界，往往有一种观点，即学术中立。所谓“学术中立”，就是遵循从美国等西方引进的理论思想，没有明显的政治立场，我觉得这不正确。
有人对我说，你是个美国通。我说，要做美国通，先做中国通。你要热爱中国、了解中国，然后研究中国需要怎么样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战略，我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为国家服务而研究，这个我是非常明确的。
研究美国外交史，中国人是很难超过美国人的，但是从中国这一点切入，会有不同的视角，比如关于中美望厦条约和美国对华的门户开放政策等，美国的历史叙述和解释就和我们很不一样。新中国成立70年了，我们非常需要在外交领域进行系统而有洞见的理论建设和学术建设，这方面大有研究的空间。
杨洁勉和伊朗总统鲁哈尼共进晚餐。
上观新闻：要构建这样的理论框架，需要怎么样的方法论？
杨洁勉：这也是我强调的第二点，就是一定要有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以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还要吸取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思想。
在信息化时代，特别要防止碎片化和以偏概全。现在不少学者对马列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很难把它们内化为自己的学术指导思想，形成了“两张皮”。
如果只是在搜索引擎中打一个关键词，比如“中国传统文化”、“和平外交”，从成千上百条链接中选取一、两句话引入文章，这样搞研究很难从中找出规律性问题，更难有学术建树。
上观新闻：那您是如何来进行研究的？
杨洁勉：我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有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的文件，那些都是花了大量心血写出来的。你要真正把握和弄懂，可以做这样一个超前的工作。比如在迎接十八大的时候，我对上我博士课程的学生说，你们先自己试写一段十八大报告的外交部分，不用给我看，也不用给别人看，等到十八大报告公布后，你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你的思想认识和党中央高瞻远瞩之间的距离。
到了迎接十九大的时候，我就自己来做了这个工作。尽管我对历次党代会报告的外交部分都很熟，但等到十九大报告公布，我就发觉我的差距在什么地方了。现在有的研究，应对的多一点，超前的就少一点，你提前作准备，就吸收了其他专家学者的思想洞见，你的能力就会大大提升。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会见杨洁勉
上观新闻：您搞学术研究的方法很有意思。
杨洁勉：这也是我的治学理念：要以大见小，以远看近。这样看问题能看得更加广阔。比如说，我们在庆祝建国70周年时，就要想到下一个任务是100周年，也刚好是实现我们国家本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国际形势是怎么样的，我们能够做什么。我自己就搞了个课题——2050年国际形势和中国定位。我就是这样以远看近，这不是十天半个月就能做成的，提前做就能比其他人有更多和更好的认识了。
世界发展趋势有不确定因素、不可知性因素，但总的来说，大体轮廓、框架和趋势还是可知的。在大的趋势方面，一定要有这一点超前意识。这样就多一点自觉性，少一点盲目性。我们不能自己把自己束缚住，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引领思想的主要还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但是物质条件不能完全束缚你思想的发展。
上观新闻：很多学者都是致力于当下，或者从前回溯，您为什么选择从远处来回看？
杨洁勉：如果看不清天体，你要找哈勃望远镜，如果看不清历史发展的前景，你就要找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远景上看，至少可以看个一二百年。我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至少也应该看个一二百年。
参事室是一个人才聚集、思想活跃之地
上观新闻：2012年，您被聘为上海市政府参事，您对参事这一身份的职责怎么理解？
杨洁勉：参事室是市委市政府直接领导下的，具有统战性质的咨询机构。对我来说，能够成为参事很荣幸，也是很大的挑战。参事室人才济济，我跟其他参事不一样，他们很多是搞政法、金融、经济、城建的，他们的专业与参事室工作直接相关。我的专业是研究国际关系和外交，与城市发展有关联但不完全一致，所以对我来说，就是要找到两者的契合点，为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献策。
上观新闻：在您担任上海市政府参事期间，提交过什么建议？
杨洁勉：参事的意见能够以直通车的形式上报市领导，这对我是很好的鞭策，我一直在思考怎么做好一名参事。
我把我的专业和上海的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提建议，比如习主席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我很快就向市委市政府提出一份关于发挥上海在“一带一路”中作用的建议。
这份建议不是单讲原则，而是讲具体的落实，市领导对这份建议很重视，作了批示，当时市政府的一位副秘书长还专程登门造访咨询，可以说，对“一带一路”的践行方面我的思想稍微走在前面一点。我知道，个人的力量也不会太大，我不过是总书记春风下吹起的一片柳叶，但至少形成了一份建议，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观点。
上观新闻：您对首届进博会的举办也提交了相关建议。
杨洁勉：对。上海每年都要举办进博会，且一年要比一年办得好，怎么办好呢？按照分工，商务部门负责进博会的内场，比如举办虹桥经济论坛等；上海负责“外场”，比如保安、清洁、供应、后勤保障等。我认为，内外要联系起来，形成更加紧密的互动互补。进博会不是搞几个旅馆，或者多搞几条道路，上海要利用承办进博会这样一个国家主场外交的绝佳时机，以新思路和新风尚来起到引领示范的作用，提升国际大都市建设和对外开放的水平。
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比有些人要看得多一点、远一点。2018年，我连续对上海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提交了2篇较高质量的参事专报，得到了市委领导的肯定，并被有关方面研究和采纳。
上观新闻：您还邀请到了比尔·盖茨来参加首届进博会。
杨洁勉：对，通过我的努力，邀请到了比尔·盖茨参加进博会，他也感受到中国蓬勃发展的活力。比尔·盖茨拥有财富，但他需要思想，我有思想和学术专业，在这点上我们是互补的。在中美关系遇到困难的时候，非常需要中美经济企业界人士共同合作，这应该也是我搞外交关系研究的副产品吧。
杨洁勉邀请比尔·盖茨来上海参加进博会
上观新闻：除此以外，您还提出过哪些建议？
杨洁勉：我还就上海近年来开展的“五违四必”重点工作提出过建议。在五违四必的过程中，上海城市建设的思路有待拓展，城市规划不能仅仅听取城建界和经济界人士的建议，还要注重人文内涵，在上海城市建设的顶层设计中要充分发挥上海拥有这么多专业、专家学者的作用。比如许多新建的绿地和步道就缺少人文气息的东西，不是树几块名人名言就算有文化内涵了，要把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优秀元素融入在设计和建设的全过程。这也是我开展跨领域问题的研究成果，我自认为这篇建议还是写得不错的。
上观新闻：您对参事室工作有什么期待？
杨洁勉：参事室是一个人才聚集、思想活跃、领导关注的地方。70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上海的时候，在毛主席的亲自指导下，陈毅市长把留用的专业人才组成参事室。70年以后，专家学者这支队伍已经有了很大发展。我觉得，我们要从某个领域的参政议政提升到综合性参政议政，从单学科参政议政提升到跨学科的参政议政，从解决当前问题的参政议政，提升到向解决未来发展愿景、前景的参政议政。
有时候机会是要自己去争取的
上观新闻：您在专业研究之外，还担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领导，同时还有大量的社会兼职，这么多的工作量您是如何安排的？
杨洁勉：我把一天分成四个“团”，早上、上午、下午、晚上四个部分，尽量避免损失整块的时间。早上是我思维最活跃的时候，主要思考问题；睡过午觉以后的下午是我写东西最活跃的时候；上午一般开会，晚上有一些社会活动。
由于工作关系，我以前经常要去北京，每年大约去50次，去一次至少两天。那我的时间就少了很多，怎么办呢？我摸索出了一个好办法。从登机到起飞的45分钟是不能做事的。我就用眼罩罩上眼睛，强迫自己休息，或者在脑子里打腹稿。等到飞机平飞，可以开电脑了，我就开始写东西，一般是写文章提纲或框架这些不需要查资料的内容。
去年生了一场大病，一天工作的时间就是上午两个多小时，下午三个小时，有时候还会有不少会议和活动，所以更加要有选择性了。你要像骆驼一样，把营养储存在驼峰里，这样才有充足的时间搞研究。
上观新闻：任务多的时候，会不会熬夜？
杨洁勉：虽然我每天很早起来，但我从来不开夜车，晚上睡得早，三顿饭也定时吃，我的字典里没有“废寝忘食”这个词，我的作息很有规律。
但我一直保持天天工作的节奏。我从小学五年级到现在的55年里，基本上做到天天学习和工作。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和考验。孔子为读《周易》而韦编三绝；我为背英语单词，不知道修补了多少次单词本的封面。《晋书·祖逖传》有“闻鸡起舞”，毛泽东有首词写道“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每天我都要在天亮前起床，欲与天公试比早。我祖父一直教育我，“三早抵一工”。
我们上班是9点，一般在9点以前我已经干了好一阵子了。基本上一天的活都干完了，接下来就是无穷无尽的会议（笑）。
上观新闻：是什么支持您一直保持着这样自律的生活习惯？
杨洁勉：农村有句俗话“挑担走长路，不怕慢，只怕站”。有篇英文课文，讲的是兔子和乌龟的赛跑，最后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slowly but steadily win the race。所以你必须努力下功夫，就像种田插秧一样，时间要花下去。我还是有点恒心和韧劲的。
但这是不可复制的，我不会要求别人也像我这样做。为此我做了很大牺牲，不希望其他人做出同样的牺牲，我因为情商智商不高，才会这样要求自己。
上观新闻：这是您的自谦吧。
杨洁勉：你们不要看，我当过院长、参事，现在还是在编的研究员。其实我的一生并不顺利。连幼儿园都没能考取，小学读的是民办小学，那时民办小学是最差的。中学没能考上重点，到该工作时去了农村，大学也是工农兵学员，毕业时又被分到农村。可我就是凭着实实在在的一股子劲，努力学习和工作到现在。
在“文革”期间，没有书。怎么办呢？我就自己抄书。抄的是古文。为什么呢？因为其他书太长了。四书和五经中的《诗经》我都全部抄过，还抄过一些许国璋主编的大学英文教材。我手抄典籍的行为，感动了我的老师。她们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还偷偷地个别辅导我。
上观新闻：的确是一路苦过来的，通过勤奋，您也抓住了很多机会。
杨洁勉：我的先天条件不好，你要知道，我讲英文的困难比别人多，可是下的功夫也比别人多。我的普通话也不好，不像北京人，话讲得溜，如果我不做准备往往就会露馅。
记得我小学第一节音乐课后回家唱歌时，父亲就说我走调了。我没有唱的天赋，但是我喜欢听评话学评话，在说的上面下功夫。父亲从小教育我说，笨不要紧，只要“卖力”，其实就是“勤能补拙”。
上观新闻：您说过，盖叫天是您学习的榜样。
杨洁勉：可能现在很多年青人不知道京剧大师盖叫天。我是个文人，文人嘛，血性不足，所以我要向盖叫天学习。
盖叫天是京剧演员，武生泰斗。他非常刻苦，超过常人。周恩来、陈毅等都非常欣赏他。有一次，他腿骨折后因接错位而不能再登台，医生说，除非再断腿，视舞台为生命的他毅然砸断了自己的腿。
我的目标是当个名符其实的专家学者，除了京剧武生泰斗盖叫天，埃塞俄比亚马拉松运动员、全国劳动模范俞卓伟和包起帆、国际战略家基辛格等都是我学习的榜样。埃塞俄比亚出了很多马拉松运动员，虽然埃塞俄比亚非常穷，但这些运动员们每天苦练，最终拿到了好成绩。
一年多以前，美国国际战略家布热津斯基的儿子来找我。他跟我说：“我父亲临终前，给了我一张名单，其中有个是您，要我来找您。”他曾当过美国驻瑞典大使，如今也退休了。如果你不努力工作，不给自己定高目标，你怎么能做到优秀，人家有啥理由要见你？
上观新闻：您不仅是外交学界的资深专家，也经常看到您主持活动的身影。
杨洁勉：你懂了道理后要去做，去实践。我对自己是有要求的，不仅是理论研究，还要实践。古人说“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就是把目标定得高一点。例如，前不久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70年的活动，要我做主持。我心里很清楚，我的普通话没有专业主持人好，颜值也没有他们高，但我有我的特长，我要扬长避短，把精彩的东西尽量发挥出来，努力把红歌歌咏会的主持工作做好。
上观新闻：学术研究外，您还去了那么多国家，见了这么多人，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吗？
杨洁勉：见政界名人，可遇不可求。见学者还可以。所以你要把自己的专业搞好，要成为这方面的代表人物，然后人家会觉得有必要见你。
杨洁勉和赞比亚开国总统卡翁达。
我去赞比亚访问，我想见他们的开国总统卡翁达。卡翁达是赞比亚“国父”，也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元老。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第一个就是跟他讲的。卡翁达当时90岁了，年纪大了，思路总是慢一点，但他记得很清楚，向我反复强调，“毛泽东 is great，周恩来is my friend。”
费正清是美国的中国通，一位非常有名的学者。我在波士顿地区留学时，查电话簿查到费正清，就打电话到他家里。他当时接到我电话，很爽快地答应了拜访他的请求。他的办公室普通得很，我问他：你为什么要见我？他说：因为你从中国这么远的地方来。当时他还送了我一本书《Chinabound--Fifty Year Memoir》（《心系中国——五十年回忆录》）。
后来别人告诉我，你很幸运。因为通常都是费正清的太太接电话，如果当时他太太接电话的话，估计就回绝我了。这件事给我的启示是，有时候机会是要自己去争取的,有时也需要有一点运气。运气和机会来了，都要抓住。
栏目主编：张骏 文字编辑：王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