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吕澄欣 发自北京
编辑｜悠米
“中国人必要先苦苦干一番，至少自己要站得起才受得起人家的帮助”，近代知名民族企业家范旭东在筹办永利碱厂时说道。
这句话的背后，是中国近代化学工业的艰苦进程。“唐人是了不起的，只要发愤图强、后来居上，祖家的产品都能成为世界名牌”，与范旭东同时期的张弼士，也持有这样的看法。
张弼士为广东梅州大埔人。梅州，是享誉全球的“世界客都”、著名的华侨之乡。这里自古人杰地灵，孕育了以“客家八贤”张弼士、宋湘、丁日昌、黄遵宪、姚德胜、丘逢甲、李惠堂、罗香林为代表的诸多志士贤达。
作为客商杰出代表，张弼士秉承“诚信为道、知识为本、四海为商、家国为魂”的客商精神，毕生创办四十余家企业，涉及葡萄酿酒、工业制造、铁路交通、农牧垦殖、矿业开采、金融保险以及商业、盐业、航运业等，成为一代华人首富、爱国企业家典范。
始于1892年的张裕便是张弼士创建的品牌，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被世人享用。类似的人、企业、品牌还有很多，在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纷纷涌现。
他们有着近代中国的苦难底色，也有着对富强中国的毕生追求。而今的“国货”崛起，似乎可以从这段历史中，一探究竟。
苦难：时代浪潮下的实业救国
在位于重庆的建川博物馆里，抗战文物博物馆的首语，是若干位抗战老兵的血红色手印。
▲建川博物馆
每一个手印配着一位老兵的身份，记录这些在世或故去的民族英雄。
再往里面走，记录社会各界抗战的文物中，有一类文物有着共同的特点：在能刻字或者印刷的地方都写着“实业救国”。
这些文字是一个民族探索工商业发展的印记，而这种探索，早在1840年前后便已经“崭露头角”。
“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佣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起点如此论述。
学者张建民认为，根据这个标准衡量，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封建社会的母胎里早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并在有些地区和行业中有着突出和充分的表现。
他在《论我国近代民族企业家阶层的产生及其企业家精神的形成——社会条件层面的分析》一文中举例：如以南京、苏州、杭州为中心的江南手工丝织业，江西景德镇制瓷业，广东佛山的铁器业，陕西汉中一带的冶铁业、木材业和造纸业，四川自贡的井盐业，上海的沙船业等等。
这些正是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坚实基础，是苦难时代下照亮方向的光亮。
顺着光亮并创造光亮，一部分中国人得以觉醒。
“大丈夫若不能以文学致仕，扬名显亲，亦当破万里浪，建树遐方，创兴实业，为国外华侨生色，为祖国人种增辉，安能郁郁久居乡里耶？”，早年在乡间抱负无法施展的张弼士感叹。
▲青年张弼士
此时的张弼士和家乡同样陷入困顿。1858年，张弼士成婚，也是在那一年，广东东部遭遇一场灾荒。不得已，张弼士同一批又一批同乡一样，孤身前往南洋谋生。
在荷属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张弼士先后在米店、纸行等华人商店当勤杂工。
关于张弼士的具体经历，各类文献众说纷纭，但与其他早年前往南洋谋生的旅外华侨一样，张弼士也经历了诸多艰难历程。此外，其过人的经商头脑也多被记载。
根据《广州文史资料》第十辑所录、由李松庵所著的《“金奖白兰地”创始人张弼士事略》记载，经同乡辗转介绍的张弼士前往福建帮陈姓纸行充当杂工，因为早年当过竹器工人，他对蔑笼纸把的包装工夫做得十分出色，大大减少损耗，因此被东家重视。相继升为买卖手、调充账房、管理全店银钱账目工作后，东家又将独女许与张弼士做偏房。
1866年，在来到南洋八年后，张弼士创办裕和垦植公司，随后又创办了裕兴、笠旺等垦植公司。在此期间，张弼士专门种植椰子、咖啡、橡胶、胡椒、茶叶，并在垦植区间种各种杂粮。
此后三十多年里，张弼士的垦植事业不断发展，“仅日里笠垦植公司就投放了数百万吨，先后建立胶园八所，直径百余里，拥有雇工数万人。”李松庵用一个场景形容其发展规模，“其中一座胶园，其家人乘坐马车往游，从进园朝直线驰行，到出园时候花了四个钟头。”
值得注意的是，在开办工厂、商业期间，张弼士会优先招聘来自国内的工人。其中有一部分工人来源是“原是被英荷殖民主义者从香港澳门诱骗来的契约劳工”，因满期后不愿再为洋人卖命而跑来受雇。
“在这群人看来，与其在英荷资本家的皮鞭下讨生活，不如在‘自己人’的腋下卖力讨饭。”李松庵如此写道。
这些来自故土的劳动力为张弼士提供极大助力，另一方面，张弼士也为这些“自己人”提供相对较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庇护。
在这三十余年里，张弼士不仅将垦殖公司发展到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等地，还在中国香港、新加坡经营药行生意。
▲1905年,张弼士在新加坡同济医院内筹组中华商务总会,主张“实业兴邦、利不外溢”
学者闫恩虎在《张弼士与近代“客商”文化》一文中介绍：当时张弼士的资产已达白银 8000万两，成为当时南洋地区海外华人中屈指可数的巨富。1878年，他创办了日里银行，涉足金融业务。1880年，他成立东兴公司专门投资开办锡矿开采加工业。此时，张弼士已是名副其实的海外华商首富。
然而，这些成功的背后，堆叠着一层又一层个人的艰辛与民族的苦难。
击水：艰苦创业中的民族企业
逃过“移动地狱”的海上跋涉，落地移民不仅需要克服难以适应的自然环境差异，还要受到当地各种势力的多重压力，歧视华人、苛待华人，华侨在海外备受欺凌的情况屡见不鲜。
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张弼士同其他民族实业家们艰苦创业的难度更是不言而喻。
“清朝末年，清政府曾训令各省大吏延揽南洋富商回国投资，兴办实业，”李松庵写道，“早在1890年被清廷委为槟榔屿领事，越数年，调升新加坡总领事，并赏赐头品顶戴。”
1900年，华北地区黄河决口，泛滥成灾，张弼士应召归国。
有网友在“张弼士纪念专题”内容的下面评论道，“张弼士在海外做的一切，似乎都是为了回来。”
1939年《东方日报》评价：“在民族实业界，南通的张謇，烟台的张弼士，都是近百年来历史上留有不朽地位的创造家。”
对这位亦官亦商的民族实业家，当时的社会从不乏赞誉。《论张弼士在晚清发展民用工业中的历史作用》一文中表示，“张弼士一生，对于南洋华侨社会和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早期的发展，起过推动作用，是一位具有一定历史地位的华侨代表人物。”
张弼士在南洋发家致富后，为实践其振兴祖国实业的愿望，将大量资金先后转移回国，投资于各类实业。
王贞虎所著《张弼士创办张裕酿酒公司始末》一文写道，张弼士早年在印尼巴达维亚时，有一天，与一叫拉辖的荷兰友人到法国领事馆做客，主人以葡萄酒款待，并炫耀此酒如何贵重难得。在微醺中，这位主人随口透露，中国的烟台产的葡萄也可酿出此美酒。
获知如此内幕的原因，则是此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随法军侵入烟台、天津，曾采集过当地葡萄酿酒品饮。
1892年，张弼士怀着“实业兴邦”的梦想，在山东烟台创办张裕酿酒公司。
如今在北京中华世纪坛甬道铭文中，1892年记载着当年四件大事，其中之一，便是“华侨张弼士在山东烟台创办张裕酿酒公司”。张弼士以及张裕酿酒公司成为民族工业史上的旗帜。
三年后，张弼士禀请盛宣怀转呈北洋大臣直隶总督部堂王文韶，奏准开办张裕酿酒公司，专利15年，免税3年。其中这位时任登莱青兵备道道台的盛宣怀，对张弼士可谓知无不言、事无不尽，大开便宜之门。
不过，即便如此，对于开启中国葡萄酒工业化的先锋来说，酿出这一杯酒依然不容易。
“中国人的第一瓶葡萄酒跨越了两个朝代，耗死一位酿酒师，累死一位总经理”，有作者在回顾中国葡萄酒工业化发展历程的文章中写道。
投资买地之初，张弼士便开始物色能够撑起300万两白银投资的酿酒师。1893年，张弼士经人介绍结识了一位英籍酿酒师。
出师不利，这位高水平、有名气的酿酒师，在欣然应允并带上设备准备实地考察的路上，牙疼发作。上海看病遇到庸医，拔牙时引发感染，还没来得及抵达山东，这位酿酒师便在路上不治身亡。
酒厂不能没有酿酒师，就像牙医诊所不能没有专业牙医。第二年，张弼士经其德国医生推荐，认识了一位荷兰籍酿酒师。
这位酿酒师确是科班出身，但似乎是除了酿酒什么都会。当年成品送到新加坡请专家鉴定，结果令人哭笑不得，烟台的气候条件确实可以酿酒，但这批次酒的品质却令人难过，酿造用的葡萄不仅摘得有点早，发酵也不彻底。
得知被骗的张弼士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寻找下一位。
这次，他用上了中国的土办法——刨根问底，“祖上须是酿酒师”。没多久，出身奥地利酿酒世家的巴保毛遂自荐。
在张裕酒文化博物馆展出的一张照片里，戴着帽子的巴保站在酒桶旁边，在他前面，便是张弼士的侄子、因积劳成疾死于任上的张裕第一任总经理张成卿。
张弼士一边解决酿酒师问题，一边将种葡萄提上日程。在一系列的尝试之后，张裕公司发现，要想酿好葡萄酒，势必要引进欧洲葡萄。但有一个巨大的阻碍摆在他们面前：作为首个在山东引入欧洲酿酒葡萄的公司，几乎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很多人都在问张弼士怎么办？
答案很简单：用钱砸。
“1896年冬，张弼士委托维也纳朋友代购40万株葡萄苗木，次年抵港，栽种成活率不到三成；当年再购50万株，栽种出现不良现象；1901，再购3万株”直到1903年，在技术人员的反复对比尝试中，葡萄品种及栽培方法才正式成型。
耗巨资，排万难，这瓶葡萄酒寄托了张弼士“实业救国”的伟大抱负。
张弼士在给清朝的奏折中就说到：“尝考法兰西国葡萄制酒之利，岁合华银数万万两，为全国出口货物之大宗。而法之国用，多资酒税，岁入甚巨。如此大利，实堪惊骇。我国倘能仿而行之，讲求种植制造之法，既塞漏卮，兼能富国，是亦开辟利源之一道乎！”
而从零开始建设一个前所未有的工业，张弼士也倾注了毕生的心血。
“勋先行自各资本，经已购齐。今再核定章程，招募股份，设立公司，以符奏案体制。将来大著成效，渐渐推广，”张弼士在手记中写道，“所以兴本国自有之利益在此，所以挽历年外溢之利权者，亦在此。其于国计民生岂有穷哉！”
1914年，历经二十余年筚路蓝缕的张裕葡萄酒，经民国政府注册正式发售，首批产品为“双麒麟”红白葡萄酒和可雅白兰地。
第二年，张裕选送了四款产品参加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可雅白兰地”“红玫瑰葡萄酒”“琼瑶浆（味美思）”和“雷司令白葡萄酒”一举荣获4枚甲等大奖章和最优等奖状，大放异彩！
用当今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第一家葡萄酒企业首次在国际上亮相，便让外国评委“破防”，《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会刊》和《旧金山报》称此为“最不可思议之事”。
在颁奖典礼上，年逾七十的张弼士健步上台领奖，满含热泪亲吻获奖的酒瓶。
“在这盛大的酒宴当中，一眼望去，锦绣华堂，全是令人自豪的东西，”张弼士在旧金山侨团庆功会上感慨道，“一件是早就世界驰名的中国大菜，一件是享誉环球的瓷器，摆满整个大厅；还有一件是这新近获得金牌的中国名酒，都是举世无双的东西。唐人是了不起的，只要发愤图强，后来居上，祖家的产品都要成为世界名牌！”
功不唐捐，玉汝于成。
早在1912年，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到访张裕公司，就挥毫题赠“品重醴泉”，并赞曰：“张君以一人之力，而能成此伟业，可谓中国制造业之进步”。
有文献记载，孙中山先生“莅张裕公司，茗谈一小时”，并发表演说：“凡属通商口岸，利权外溢，到处皆然。为今之计，欲商业兴旺，必从制造业下，如本埠张裕公司，设一大造酒场，制造葡萄酒，其工业不亚于法国之大厂，将来必可获利。”
这是对张裕葡萄酒的肯定，也是对张弼士“实业救国”努力的肯定。据1962年《广州文史资料选集》记载，张弼士回到新加坡之后，适值同盟会需款孔亟（张氏长子张秩君为同盟会会员），他曾通过胡汉民暗中帮助孙中山30万元（据张氏长媳妇林国英追忆，此款曾由胡汉民掣给收条），积极资助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
在1916年赴南洋为与美国银行家合作的“中美银行”招股期间，积劳成疾的张弼士病倒，最终在巴达维亚逝世。
为何张弼士身体已多有不便的情况下，仍毅然决然远渡重洋？为何几经波折，甚至耗费二十多年的时光只为酿出一瓶葡萄酒？为何张弼士在拿到金质奖章后满含热泪？
答案只有一个：近代民族企业家的底色，是视国家富强为毕生所求。
据张氏家藏《先考弼士府君生平事略》记载：“时英荷政府以君兴商辟地，增益税务，有功地方，礼遇优隆，欲授以职，君婉词谢之。人问故，君曰：‘生为中华民族，当效力于中华民众！’”
不仅如此，张弼士后期的大部分投资行为都同“实业救国”的精神紧紧相连。
陈民在《论张弼士在晚清发展民用工业中的历史作用》一文中载到：1886年，为抵制德国邮船公司不准华人乘搭官舱的歧视性规定，又联合张煜南兄弟开办了万裕轮船公司，购客货船数艘，航行于苏门答腊与马来亚以及中国华南各口岸，这是第一家华侨开办的远洋轮船公司。不久，他又独资在亚齐开办了广福远洋轮船公司，公开声明为华人服务，与德国邮船公司对抗，终于迫使对方取消华人不得购买官舱票的歧视性规定。
这一时代，如他一般的民族实业家，还有很多人。
出身状元的张謇，高官、厚禄垂手可得，但甲午战败之辱，使他改弦易撤，投身于实业，创办大生纱厂；为了“免令外商以纸烟之微，每岁撵我巨款于海外”，简照南兄弟创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卢作孚创办民生公司，将它作为实业救国、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实验……
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近代民族企业家推动中国商业文明发展，试图通过实业发展来挽救尚在苦难中挣扎的民族。
李纪明在《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精神探微》一文中写道：此后的20至40年代，一大批在西方受过社会化大生产教育的留学生回到中国，使得西方管理理论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注意到了洋为中用的问题。
“我对欧美，尤其是美国盛行的工商管理，虽甚赞同其原则，却不愿整个接受其方法。因一国有一国的工商背景，一国亦有一国的社会特点，善学者当师其精神，不必拘于形式。”原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王云五表示。
以张弼士为代表的一代中国民族企业家，好学不畏难，将先进的生产经验和能力带回祖国。
从大众福祉角度出发，张弼士归国后带头投资兴业，并将重点放在农业与水利的发展，先后兴办了从事开垦种植业的惠州实业公司、普生农牧公司和雷州机械火犁垦牧公司，并引进了拖拉机等农业机械。
他多次强调:“目前，在中国贫困与不幸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能发展商贸，人民就无法维持生计。但是，如果在发展商贸时而忽略了农业这一基础，我们就将没有粮食，人民也将无以为生。”
在振兴实业的同时，他还致力于教育的普及和人才的培养。捐款支持国内教育事业、创办华侨学校、开办专门服务当地居民的“育善堂”……张弼士捐款文教福利事业，“总数不下百数十万元”。
回望张弼士的国内创业史，几乎就是近代民族企业家的“实业救国”的探索史。
事实上，由于当时特殊的现实国情，以及外忧内患、民族企业夹缝求生的客观情况，除张裕酿酒公司这唯一保存的成果以外，张弼士在国内投资的一系列企业，多以失败而告终。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社会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和新生产力的发展。
不止于“实业救国”的商业探索，张弼士一直没有放弃在政治上影响决策方。
“当革命党人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的年月，张弼士曾暗示南洋所属分支公司对海外革命党予以经济上不公开的援助，”李松庵撰文写道。
在张弼士看来，“天下没有办不成的事”。即使年迈体衰，为了向海外募集资金，他仍四处奔走呼号。王贞虎撰文评价道，“张弼士先生一生几乎经历了中国近代史的全期。”
从这群人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的慷慨悲歌，也不禁追问：而今的我们，应该怎样从前人的身上继承精神？
学者李金铮在《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精神论纲》一文中总结民族企业家精神：一是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二是艰苦创业、百折不挠的精神；三是不安现状、开拓进取的精神；四是屏弃落后、勇于革新的精神；五是勤恳敬业、严于律己的精神。
百余年后的今天，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继承了这样的遗志和精神。
秉承“爱国、敬业、优质、争雄”的企业精神，一代代张裕人矢志不渝地推动着中国葡萄酒产业的发展，持续为中国葡萄酒赢得世界席位。
这勇气和毅力来自张裕公司的底色：自“实业救国”走来，肩负着民族发展和爱国为国的使命。
在历史的大潮中，张裕葡萄酒同时代几经沉浮：日本侵华战争打响后，它曾惨遭践踏；在战火纷飞中，它曾陷入严重亏损即将倒闭的险境。
新中国成立之后，它在安定和谐的时代氛围下，回归重视生产与质量的敬业精神，恢复原有水平，其生产的金奖白兰地、红玫瑰葡萄酒及味美思三款产品在1952年、1963年及1979年连续三届国家名酒评比中获得“国家名酒”称号。
改革开放之后，历经百年的张裕公司进一步继承张弼士精神和遗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7年，因为张裕对中国乃至亚洲葡萄酿酒业的贡献，烟台被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OIV）命名为“国际葡萄·葡萄酒城”。
进入新时代，张裕公司遵循“一带一路”国家倡议的指引，从2013年开始，先后在法国、西班牙、智利、澳大利亚等地控股收购六家酒庄，国际布局初见规模。至此，张裕公司完成了4大洲、14座专业化酒庄的布局，成为全球布局最广最深的葡萄酒企业。
从无到有，从追赶到超越，以张裕为代表的中国葡萄酒谱写了一段荡气回肠的百年逆袭征程。
近日，世界知名品牌价值评估机构Brand Finance在伦敦发布2021年度“全球最具价值葡萄酒及香槟酒品牌十强”排行榜，中国张裕(Changyu)以11.74亿美元蝉联全球葡萄酒第二。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排名第一的法国酩悦是香槟酒品牌，张裕亦即2021年度“全球最具价值葡萄酒及香槟酒品牌十强”排行榜上排名第一的葡萄酒品牌。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如今，张弼士老先生当年“祖家的产品都能成为世界名牌”的梦想已然成为现实。张裕旗下的葡萄酒、白兰地都拥有了比肩世界名牌的产品。如张裕葡萄酒板块的高端酒龙谕，近年来就累计获得88项世界葡萄酒大赛金奖，并斩获“最佳中国葡萄酒”称号；诞生于1931年的张裕解百纳，在去年斩获“全球葡萄酒品牌盲品赛”冠军。在白兰地板块，历经百年积淀的可雅，在2019年就拿下“全球XO盲品赛”冠军，领先于法国干邑产区的人头马XO、法拉宾XO、马爹利XO、拿破仑XO、轩尼诗XO等名酒。
今年恰逢张弼士先生诞辰180周年。为了纪念先辈功绩，传承先辈精神，在梅州市委市政府及大埔县委县政府的感召与支持下，张裕公司鼎力资助，在张弼士家乡专门修建了张弼士博物馆。
“梅州大埔是张弼士先生的故里，也是张裕人的精神故乡。今天我们回到家乡，深切缅怀张弼士先生实业救国之情怀，深深致敬张弼士先生敢为人先之创举。”张裕公司董事长周洪江在开馆仪式的致辞中表示。
梅州市委书记陈敏在张弼士博物馆筹建调度会上曾有过这样感慨：“张弼士博物馆的建设与运营是梅州市的一件大事，也是大埔县的‘一号工程’，张弼士代表的客家先驱精神既是梅州的、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回望一个人，传承一种精神，笃定一条前行的道路。
过去一百多年的波澜壮阔历程中，中国人民对美好、富强生活的探索从未停止，而与中国民族工业一起崛起的百年张裕，必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品牌之林。
（专题）